我說得再具體一些。總統應該向伊拉克人民宣佈，我們制定的政策包括逐步大量地減少美國駐軍的數量。然後他應該與我們的軍隊指揮官們制定出撤軍的最佳計劃，並制定好具體的時間和數目。如果有可能的話，最好還能與伊拉克政府商量一下，但這一計劃不會取決於伊拉克方面是否同意。
當然，我並不是說這一計劃時間表不能變通。雖然我們不能在軍隊的安全問題上妥協，但也要根據具體情況對其進行調整。例如，如果伊拉克黨派制定出了有效的政治策略，可以穩定住局勢，並給出我們可以留守一定數目軍隊的合理理由，那麼這一計劃就可以暫時中止；此外，如果美國軍隊指揮官什麼時候認為，繼續撤軍只能給美國軍隊帶來危險，那麼這個計劃也可以暫時中止。
從伊拉克撤軍，我們就可以將多餘的軍隊進行重新部署，可以將其派遣到伊拉克北部或是中東地區的其他地方，作為一支「地平線上」的軍事力量。這支軍隊能幫助防止伊拉克的衝突演變成為更大規模的戰爭，鞏固我們在伊拉克北部已取得的成果，鞏固我們在海灣地區的盟友關係，讓我們的軍隊直接對不管在哪兒出現的基地組織力量進行打擊，並且向國際恐怖組織證明，他們並沒有將我們驅逐出中東地區。
不過最重要的是，這支軍隊的部分力量可以派遣到阿富汗。我們對該國家缺乏關注，也沒有給予資源保障，這些都導致該地區的安全形勢愈加惡化。總統決定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同時也給阿富汗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我們目睹到了塔利班組織的猛烈進攻，恐怖襲擊事件劇增，還有無法掌控的販毒活動。因此，我們非但沒有鞏固卡爾扎伊政府已取得的成果，還使其故態復萌，走向混亂。如果我們將伊拉克駐軍派遣到阿富汗的話，那麼我們就響應了北約組織增加援軍的號召，而且可以在關鍵的反恐戰爭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隨著撤軍計劃的執行，留守在伊拉克的大部分美軍發揮的作用不應再那麼顯而易見但依然重要。他們應該保護物流供應點、重要的基礎設施以及美國在伊拉克境內的「綠區」，並且要對緊急事件和恐怖活動做出迅速反應。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可以預見到，數量大量減少的美軍大概還要在伊拉克駐守一段時間。但留守的前提是美軍指揮官認為這樣做是有效的；是伊拉克各宗派在通過大量的活動來尋求政治和解；是伊拉克政府莊重承諾要解散國民兵；是伊拉克政府公開明確地向我們表明需要這一支持的力量。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會聲明，雖然美國不會永久性地在伊拉克保留軍事基地，但一定會採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伊拉克國家的全面崩潰，防止伊拉克社會進一步走向極端。數量減少但依然活躍的美軍也將向我們的敵對國家表明，我們在中東地區定將保持重要的影響力。
我們制定的策略的第二步，就是要制定出一項更有效的計劃，與分階段撤軍計劃相配合。那就是：讓伊拉克安全保衛部隊起到領導作用，將我們的精力集中在對部隊的培訓上，並且增加我們的人員尤其是特種部隊的人數，讓他們與伊拉克軍隊顧問一起留守。
增加美國用於伊拉克軍隊培訓和顧問的人員數量、提高其素質，不僅能防止伊拉克軍隊的宗派滲透，還能培養伊拉克士兵與當地民眾間的互信和友情，最終在降低民眾對叛軍的支持的同時還可以提高軍隊獲取情報的能力。
我想強調很重要的一點：美國制定的任何一個策略都必須關係到伊拉克宗派軍隊的問題。由於伊拉克各個宗派之間都沒有達成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的共識，我們懷疑統一後的伊拉克政府也無法長期執政；我們也懷疑，無論駐紮美軍力量多麼強大，都無法制止伊拉克大範圍宗派暴力的升級。
無可否認，說服各個宗派解除武裝是個十分艱難的任務。當然，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伊拉克政府應該在支持軍隊和警察的機構改革方面取得進展。我們可以教會士兵怎樣戰鬥，警察怎樣巡邏，但如果伊拉克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足夠的工資補貼和必需的裝備，那麼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依然會繼續擅離職守，或者繼續效忠於自己的宗教組織而非國家政府。而且國家保安力量的組成成員應當更具廣泛性，如果成立一個僅僅由什葉派教徒和庫爾德人組成的軍隊，那麼只能導致遜尼派感覺自身安全受到威脅，致使他們戰鬥得更猛烈。
我們制定的策略的第三步，是將對伊拉克持續的經濟援助與其在解決本國政治問題當中所取得的實質性進展掛鉤。
迄今為止，國會已經授予行政部門前所未有的靈活權利，可以在伊拉克自由支配二百多億美元。但我們非但沒有看到這一經濟援助得以有效利用，甚至還目睹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浪費、詐騙以及對外國援助資金的濫用。如今，在伊拉克國土上，到處都是計劃不周、半途而廢的廢棄工程，對於幫助伊拉克人民或者穩定國情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到國會召開新一期會議，重申我們督戰的權利之時，這一切都應結束。這就意味著，我們不應再簽訂耗資巨大、未經招標的合同，將納稅人繳納的數百萬美元浪費在日常開支和行政開銷方面。
我們需要繼續提供一些基本的重建資金，讓伊拉克人和我們的軍隊一起保持一些重要區域的穩定。但我們也應該向視具體情況而定的援助計劃靠攏，這樣經濟援助的多少就取決於伊拉克人是否可以在減少宗派暴力和促成長久政治解決方案方面取得的進步。
最後一點，我們應該意識到，整個中東地區都會受到伊拉克戰爭結局的嚴重影響。因此我們在尋求解決方案時也應該讓伊拉克鄰國參與進來。
因此我強烈建議，我們應該與伊拉克人、沙特阿拉伯人、伊朗人、敘利亞人、土耳其人、約旦人、英國人以及其他國家的人一起召開一次地區性會議。會議的目的就是讓外國軍隊撤離伊拉克，防止它們進一步陷入伊拉克內亂之中，並且促成伊拉克各個宗派之間達成政治協議。
我們要聲明一點，即便我們會減少美國駐軍的數量，我們依然會與中東地區的盟友們繼續合作，抗擊國際恐怖主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如果我們無法與伊朗和敘利亞就這些對我們都如此重要的問題進行磋商，那麼我們將得不償失。
這樣一來，我需要進一步說明幾點。鑒於我們要改變對伊策略，我們也應該考慮一下，從伊拉克戰爭中我們能吸取什麼樣的教訓，以在更廣泛應對安全威脅和國際恐怖主義時訂下正確的策略。
許多原本支持對伊開戰的人爭辯說這是策略執行的失誤。但我卻一直認為這是由於人們認識上的失誤，是人們誤解了戰爭本身的基本原理。因此，進一步來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從中吸取策略方面的教訓，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應對新世紀的新威脅。
首先，我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武斷自大地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武力將民主形態強加給一個國家。過去，有從這些獨裁政體內部發起的為自由而戰的鬥爭實現了繁榮的民主，直到今天這些鬥爭仍在繼續。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我們的價值觀和理想。在任何可能的時候，我們都願意通過利用可以掌控的外交和經濟資源，促進民主的發展。但即便我們這樣做，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民主社會的機構——自由市場、自由媒體和高度文明的社會都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實現的，也不可能在槍管下實現。因此，我們必須明白，羅斯福總統曾經提到過的自由，尤其是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都不可能僅僅因為我們推翻了暴力政權然後分發選票而實現，只有一個民族的個人安全和物質安全都能得以保證的時候，這樣的自由才會實現。
第二個教訓就是，無論發生了什麼樣的衝突，我們僅僅制定出作戰計劃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制定出制勝計劃。我們對伊拉克的入侵計劃一點都沒有考慮到如果巴格達淪陷了，我們會陷入怎樣的政治局面，關於這一點，人們已經詬病良多。這樣缺乏遠見的行為讓人無法原諒。如果我們必須將我們的軍隊派往世界上的某個地方作戰，那麼我們就有責任讓他們明確知道自己的使命，並制定出完成這一使命的切實計劃，然後再把他們帶回來。
最後一個教訓是，在這樣一個聯繫緊密的世界，若想擊敗國際恐怖主義，尤其是防止這些恐怖組織獲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需要許多國家的合作才能實現的。無論這些恐怖組織出現在哪裡，我們都應保留對其單方面作戰的權利。但我們也應該明白，我們能成功做到這些，是因為我們跟盟友的緊密聯繫，讓他們給我們提供了巨大的外交、軍事、情報和財力方面的支持，不僅減輕了我們的負擔，而且讓我們的行動更具有合法性。這就意味著要與我們的朋友多多交流，必要時還要和敵人談一談。
我們要將這些教訓牢記於心，以應對美國現在面臨的更為廣泛的威脅。對於這些威脅，我們一直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因為伊拉克戰爭分散了我們太多的注意力。
根據國家情報局的詳細統計，我們在伊拉克戰爭期間消滅的恐怖分子還沒有因戰爭而增長的恐怖分子的數量大。這個例子很顯然地證明了，這場戰爭是如何挫敗了我們想要投身於更廣泛的反恐鬥爭中去的努力，但這樣的例子卻不止一個。
我們在伊拉克龐大數目的軍隊、情報人員和資源，使得我們的軍隊規模擴展到了極限，而且分散了我們的精力，使我們無法應對這個危險世界中日益增長的其他威脅。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最近稱，如果其它地區爆發了軍事衝突，那麼我們只能主要依靠海軍和空軍去加以制止，因為我們的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在伊拉克無法抽身。我去非洲時曾經親眼目睹了軟弱無力的政府和支離破碎的社會，很容易就會被基地組織鑽空子。我還去過前蘇聯，當時世界的焦點集中在別的地方，而在那裡我看到恐怖分子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偷取的生化武器和核武器。
我們在伊拉克犯下的錯誤讓我們在這樣一個方面也損失慘重，那就是我們的政府喪失了美國民眾對其的信任。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現在有42%的美國人都同意，美國應該「在國際上管好自己國家的事，讓其他國家自食其力，處理它們自己的問題」。
但我們現在還不能成為一個奉行孤立主義的國家。「9·11」事件告訴我們，我們可以試圖忽略世界上其他的國家，我們的敵人卻不會忽略我們。因此我們應當繼續奉行強勢的外交政策，不遺餘力地追蹤我們的敵人，並希望能在全世界推行我們的價值觀。但為了讓我們的國家遠離孤立主義的情緒，我們必須改變伊拉克的局勢和政策。這一基於盲目的希望和意識形態而非事實和現實情況的政策，已經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鮮明特點。
就在幾周前的一個週二，美國人民呼喚要有一個更慎重的政策。現在，我們到了傾聽民眾心聲、重新贏回民眾信任的時候了。一年前，我就在這裡，傳達了跟今天類似的對伊拉克戰爭的看法。我不想一年後再次回到這裡，繼續重複同樣的內容——我拒絕這樣的可能性。
關於伊拉克戰爭，我們已經進行了太多次的演講，聽到了太多的理由，見到了太多國旗覆蓋著的棺材，目睹到了太多心碎的家庭。
在伊拉克坐以待斃的日子已經結束。現在到了改變政策的時候了，到了把國家歸還給伊拉克人民的時候了。現在也是時候重新將美國的精力放在更為廣泛、需要我們贏取的鬥爭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