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早年同柳亞子同是「南社」詩人，也共同反對過清王朝，曾詩友同道。但後來因為「和平救國」，成了人人眼中可恥的賣國者，柳亞子也視其為仇敵。
柳亞子晚年入住北京北長街，親自指揮佈置張掛書畫，他叫人把魯迅贈他的詩幅和何香凝的畫懸掛於中堂。有好事者找出一幅汪精衛早年題的詩扇面，他揮手說：「掛到廁所！」
「前赴後繼」陳公博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南京政府最終下定決心，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同時他也想尋求通過外交途徑結束戰爭。1937年12月，陳公博以專使身份訪問歐洲各國，爭取意大利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態度。正當陳公博在歐洲開展外交活動之時，日本向蔣提出了「議和條件」。1938年1月，日本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蔣介石對日本的條件心存顧慮，沒有接受。但汪精衛、周佛海等「低調俱樂部」成員卻秘密與日本政府進行談判，簽訂賣國條約。這一時期，陳公博雖對中日戰爭也抱極度悲觀情緒，但還沒有參與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動。1938年11月，汪告訴陳公博準備離開重慶，直接與日議和，陳公博大吃一驚，與汪爭論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訴陳公博：「中國國力已不能再戰，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此時，汪的代表已與日方代表在上海簽署了一系列協議，汪降日已成定局。
陳公博懷著極其矛盾和苦悶的心情在「走」與「不走」之間選擇。此時，陳公博對投日仍有顧慮，不敢貿然行事，一直與汪處於若即若離的狀態。後來在別人的勸說下，陳公博終於決定叛國投敵。陳公博到達南京，擔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立法院長及偽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部長等職。汪偽政權「還都」南京，他以偽立法院長身份發表廣播講話說，他們「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國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熱的人民的」，「不但可以建設新的近代的中華民國，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陳公博訪問日本，希望日本對「國民政府」大力協助，調整汪日邦交。經過多次會談，日本表示：對於汪政府的承認，大致放在日汪基本關係條約簽字之時。同年11月，日汪基本關係條約正式簽訂，這個條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賣國條約。陳公博不僅主持偽立法院通過了這個條約，而且還接二連三發表講話，厚顏無恥地稱頌該條約使中日兩國「以前互相敵對、互相猜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在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四週年時發表談話，讚揚日汪基本關係條約的簽訂標誌著「中國的獨立自由，不只已經恢復，而且已經確立」，他呼籲國人停止抗日，實現所謂的自由獨立和自強。
陳公博參與和策劃了汪偽政府的每一項重大決策，並擔任了重要職務，成為汪偽政府的二號人物。
陳公博繼承汪精衛身前之職，任偽國民政府代主席。在「就職訓詞」中稱自己「被推負責於痛悼之餘，不敢以才輕任重而輕改追隨主席之初衷，亦不忍在國步艱難之時而諉其責任，凡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主席生前之設施皆為公博現在之設施」。旋即公佈了他的偽五大「施政綱領」，把他的執政方針歸結為「黨不可分，國必統一」。
1945年1月，陳公博開始「重整黨務」。因為汪偽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部已形同虛設，很少有人專人負責。為此，他分三步「重整黨務」：第一步，使已成立的各級偽黨部恢復活動；第二步，整理黨籍；第三步，選出出席偽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此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汪偽政權末日指日可待。7月，出席偽國民黨全國代表會議的代表已選出百分之九十。8月，正當陳公博要召開會議之時，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戰勝利，普天同慶，但陳公博之流的漢奸深感末日來臨，慌作一團。1945年8月16日，陳公博主持召開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最後一次緊急會議，在慌亂中通過了偽國民政府解散宣言。
汪偽政權解散後，陳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國人民嚴懲漢奸的呼聲中，陳被押解回國。1946年3月，陳公博等被押至江蘇高等法院受審，儘管陳公博百般狡辯，但終究逃脫不了被送上斷頭台的命運。4月12日下午4時，江蘇高等法院再次開庭，宣判：「陳公博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之生活費外，沒收。」
金雄白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中有：「不過我對於檢察官是很諒解的，當日我在重慶，在香港，極力謀黨的團結，國的統一，那情形太曲折而複雜了，並非今日檢察官所能瞭解。迨至南京以後，為保存國家人民元氣，和日本苦鬥，如保存東南各省。使蔣先生能容易統一中國，那情形也太曲折而複雜了，並非今日檢察官所能瞭解的。在今日眾議沸騰，真相不明，尤其是政治是那樣困難而波折，承辦本案的檢察官，即使他心裏很明白，而又背負責任，哪一個敢挑起千鈞重擔？說陳公博可以功罪相抵，哪一個敢說陳公博無罪呢？」
汪周對罵
從歷史上講，周佛海與汪精衛本無淵源，而且由於蔣、汪對立，他是反汪的主要人物。在歷次蔣、汪鬥爭中，周佛海是作為蔣介石的親信，出謀劃策助蔣反汪。汪、周之間相互諷刺和謾罵，一直勢不兩立。但是國民黨各派系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當全民抗戰的浩大風濤捲來之時，各式各樣的人開始按照新的標準重新組合。
1925年底，周佛海脫離共產黨後，即聯絡右翼分子，由他起草並領銜在上海報紙上發表了一份反汪宣言。當時，汪精衛的「左派」假面具還未撕去，正在廣州擔任國民政府主席。他見了這份宣言，暴跳如雷地罵周不是東西。
1927年5月，周佛海逃出武漢後，在一次和友人聚會時，想起了汪精衛那次對他的「罵」，怒從心起，也來了一段罵汪精衛不是東西，並強調完全和當年汪精衛之「罵」一樣！
歷史開了個玩笑，事隔幾年之後，這兩個「真不是東西」的「東西」，卻都同流合污，認賊作父，在賣國求榮的勾當中「共事」，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蔣介石集團被迫停止內戰，進行國共合作，溶共抗日；汪精衛卻堅持反共媚日政策，鼓吹「亡國論」。蔣、汪為了各自的利益分道揚鑣。周佛海秉持著抗日必敗的論調，基於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張上的相通，與汪精衛狼狽為奸。
從漢奸到接收大員
在汪偽政權中，除汪精衛外，周佛海是最有實力的人物。周雖坐的是第三把交椅，職位不如陳公博，但實權卻不在陳之下。他不僅負有財政經濟職責，比較重大的對日交涉任務，也多由他完成。
周佛海為人奸狡滑頭，最能看風使舵，在中國人民頂住了日軍進攻，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的形勢下，周佛海以其投機家的政治敏感，預感到日本會失敗。為了個人前途，周佛海決定向重慶靠攏。周佛海先表示要將功贖罪，為軍統效力。接著又派人秘密到重慶，向蔣介石「自首」，說他當初逃離重慶時，未向蔣請示，是對蔣的背叛，為此心中時常不安，請蔣寬大為懷，他願粉身碎骨，報效黨國，效忠蔣介石。
蔣介石接受了周佛海的「自首」，根據蔣的指令，周佛海開始大肆破壞淪陷區的中共地下組織，組織偽軍，進攻敵後抗日武裝力量，對新四軍茅山抗日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的「圍剿」。
同時，周佛海安排了一部秘密電台與戴笠保持著經常聯繫，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日軍重要情報。日本投降後，周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負責國民黨對上海的接收。蔣還命令周佛海指揮上海、杭州一帶的偽軍「維持治安」，全力阻止新四軍收復失地。
周佛海又是通過廣播電台發表講話，又是以上海市行動總隊的名義發佈公告。一夜之間，周佛海搖身一變，由賣國漢奸變為國民黨的接收大員。
抗戰勝利後，輿論界的首要話題，就是如何懲治賣國漢奸。蔣介石極力保周。但周佛海投敵當漢奸卻是不爭的事實，全國人民對蔣介石包庇漢奸的做法表示抗議，要求嚴懲大漢奸周佛海的呼聲不斷。迫於輿論的壓力，蔣不得不重新考慮對周的處置。
此後，周佛海就被軟禁在白公館裡了。白公館的條件還算不錯。周佛海住在二樓左邊的一個大間，這間房曾關押過葉挺將軍。房間裡沙發、彈簧床等傢俱一應齊全。周在這裡可以讀書、看報，也可以與同來的丁默、羅君強等人相互串門、打牌。可以與家裡人通信，但須經特務檢查。生活待遇也好，有專人做飯，頓頓葷素不缺。只是限制到樓下院子裡散步，嚴禁到院外行走。天長日久，周佛海便感到這種不自由的日子難熬。加之聽說白公館原是看守所，裡面死過不少犯人，更是心生煩悶。他便向戴笠反映，要求調換住所。戴雖然對周的要求頗不以為然，最終還是同意將他們搬到當年美軍顧問梅樂斯的寓所。這是一排10來間的平房，有新式衛生設備，有院子可供散步，四周有松林草地，鳥語花香。免除了那種與死人為伴的感覺，周佛海對這個地方，甚為滿意。
優裕的生活，使得周佛海的心情一天天好起來，他對未來，又充滿了信心，院子裡有一株桃花，春天來了，桃花含苞待放，觸景生情，周提筆寫了一首詠桃詩：
春來無酒也微甜，
綠樹蒼煙映碧嵐。
忽見桃花羞欲笑，
心隨流水到江南。
因為戴笠曾向周佛海許諾過，一定要用政治手段解決他的問題。所以，周佛海一直把戴笠當作自己的保護人，不料此後不久，戴笠因飛機失事，命歸黃泉，周的「桃花夢」便化為泡影。
再說國民黨的「肅奸」活動未果，大漢奸周佛海仍逍遙法外。中共中央、各民主黨派、各文化團體及各界人民，紛紛發表聲明，譴責蔣介石姑息養奸的行為。蔣介石雖然有意袒護周，但他也知道，再這樣下去，無法向民眾交待，只得指示軍統局將周佛海送交南京高等法院審理。周佛海請了3位當時很有名的大律師為其辯護。法庭上，周對自己策劃投敵的陰謀活動，矢口否認，不認為自己在汪偽政府任職是賣國的漢奸行為。對其在汪偽政府中的活動，也是輕描淡寫，遮遮掩掩。而對自己如何找老蔣「自首」，如何效命重慶，卻不厭其煩，敘述得十分詳細。他還拿出戴笠寫給他的親筆信為據，表明自己是為重慶做事的。在法庭上，周對起訴書稱他為「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的罪行，加以辯駁。詭稱：「我參加南京政府（汪偽政府）的前半段是『通謀敵國，圖謀有利本國』；後半段是『通謀本國，圖謀有利本國』。周佛海的狡辯，遭到了法官的駁斥。11月7日，最高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判決，提出抗告。最高法院駁回抗告，核准原判。
戴笠生前曾對周佛海拍過胸，說已得到蔣介石的批准，保證周的身家性命安全。可是如今，法院一再駁回申請，維持原判，這使得周佛海陷入了絕望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