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友會把反對任何戰爭作為他們信守不渝的一條原則肯定下來並把它向社會公佈出去了，雖然在後來的活動中他們改變了主張，但是當時這些反戰原則已經有言在先，所以不可能輕易地推翻它，免得在公眾中落個出爾反爾的形象。教友會的進退維谷的窘境讓我想起了我們中間的一個教派，叫做德國浸禮會，他們採取了一種在我看來是比較審慎的態度。這個教派成立後不久，我就認識了它的創始人之一的邁克爾·魏爾菲。他向我訴苦說，其他教派的狂熱信徒無端地誣蔑他們，說他們有一些令人憎惡的信條和習慣，其實這完全是無中生有。
我告訴他說，這對新教派是常有的事，為了消滅這些無端的污蔑，最好就是把你們的信條和教規公佈一下。他說，這樣的建議在他們中間也曾經有人提過，但是因為下面的緣故他們不願意這樣做。他說：「當我們這一教派剛成立時，蒙上帝的啟示，使我們看到某些過去我們認為是真理的教條現在實在是謬誤的，而有些我們過去認為是錯誤的現在看起來卻是真理，上帝不時指引著我們，我們的教規在不斷地改進，我們的錯誤在不斷地減少。但是我們不敢斷定我們的進步就已經登峰造極，我們心靈的或神學的知識就已經盡善盡美了。我們擔心假如一旦把我們的教規公佈的話，我們日後會受之束縛和限制，這可能會使我們不再願意加以改進，而我們的子孫將會更加如此，因為他們會覺得他們祖輩創立的遺訓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應當信守不渝的。」
一個教派有這樣謙遜的品質恐怕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吧！其他的教派總是以為自己真理在握，認為持有不同見解的人是完全錯誤的。像一個在漫天迷霧中行走的人一樣，在他看來，他前面不遠處的人完全是沉浸在大霧中，他後面的和兩邊的人也是如此，而他覺得自己周圍是完全清晰的，沒有被大霧包圍，但實際上他跟其他人一樣都在大霧中。為了避免陷入這種進退維谷的窘境，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教友會教友辭去了州議會和政府中的職位，他們寧可放棄他們的權利也不願在原則上讓步。
按照時間的先後來說，我早就應該提下面這件事了。１７４２年我發明了一種「壁爐」，冷空氣在進入的過程中就被烘熱了，因而這種壁爐能夠更好地使房間變暖同時還可節省燃料。後來我就製造了一個模型送給我的一個老朋友羅伯特·格雷斯。他開了一家鐵匠鋪，他發現製造這種壁爐的鐵板會有豐厚的利潤，因為買這種壁爐的人越來越多了。為了推廣銷路，我撰寫並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定名《新發明的賓西法尼亞壁爐說明書：本文特別說明它的構造和使用方法，證明它較其他的取暖方法的優點，駁斥一切反對使用這種壁爐的議論》。這本小冊子發行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托馬斯州長非常喜歡書中介紹的這種壁爐的結構，他甚至提議在若干年後給我專利權，但是我不想取得專利權，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我心裡一直堅持這樣的原則：既然別人的發明給了我們巨大的便利，我們也該樂於讓別人享用我們的發明，並且我們應當無償地把我們的發明貢獻給世人。
但是，倫敦的一個鐵器商人從我的小冊子裡竊取了許多東西，並把它改成自己的東西，只是在我的基礎上做了些小小的變動，這些改動使得壁爐的效力降低了，他就在倫敦獲得了專利，據說，他因此發了一筆不小的橫財。別人從我的發明當中剽竊專利權已不僅限於這一個例子了，雖然有時候他們也不一定會獲得成功，但我從不願跟他們爭訟，因為我自己無意利用專利權來獲利，我也不喜歡爭吵。這種壁爐的推行，不管是在賓西法尼亞或在附近的殖民地，都給人們節約了大量的燃料。
戰爭結束了，因此軍事訓練的工作也結束了，我的精力就轉到開辦學院這件事上來了。我的第一部計劃是邀請我朋友中的一些積極分子參加這個計劃，其中有相當數量是社團的會員；第二部是編寫和發表一本小冊子，叫做《有關賓西法尼亞青年教育的建議》。我把它們免費贈送給居民中有些地位的人，過了些時候我認為他們都已經看過這本小冊子了，因而在思想上都有些準備了，我就為開辦和維持這所學院開始募捐。捐款在５年內分５次繳納。這種分期繳款的辦法，我認為可以使得認捐數目大一些。事實上我相信也是如此，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認捐總數不下於５０００磅。
在這些計劃的前言中，我指出它的出版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而是許多愛國紳士共同努力的結果。照我做事的一貫作風我不願把自己當作公益事業的發起人公佈出去。
為了盡快地實現這個計劃，捐款人從他們自己中間推選了２１個理事，並且指定我和當時的首席檢查官法蘭西斯先生替這個學院起草一個組織規程。規程擬訂好了，校舍租好了，教師也請好了，我記得學校就在那一年（１７４９年）開學了。
學院的人數不斷地增加，原來的校舍很快就不夠用了，當時我們正物色一塊位置適中的地皮，打算修建校舍，但是這個時候上帝突然賜給我們一所現成的大廈，只須稍稍修改，就可以用。這就是上面提到過的懷特菲爾德先生的信徒們出資修建的大教堂。我們就這樣輕而易舉地獲得了校舍。
我記得當初這所大教堂是由許多不同教派的人出資修建起來的，所以在推選保管該項房地產的理事時，規定不許任何教派佔有優勢，免得日後有人利用這種優勢，把整所房屋撥給某一教派獨用，而違反修建這所教堂的本意。因此他們每一個教派中都推舉了一個人出來，即聖公會一人，長老會一人，浸禮會一人，弟兄會一人，等等。如果因死亡有空缺時，就由理事會從捐款人中推選一人給補上。碰巧這位弟兄會的理事和其他理事不和，在他死後理事會決定不再選弟兄會的人做理事了。但是問題就出現了即在推舉新理事的時候怎樣避免一個教派有兩個理事呢？
理事們提出了幾個候選人的名字，但是因為上述那個原因都沒有被通過，後來一個理事提到了我的名字，他說我是一個誠實的人，不屬於任何教派，這樣才說服了其他的理事，他們就推選了我做新理事。理事們當年修建教堂時的那股熱情早就煙消雲散了，理事會無法找到新的捐款來償付地租和其他與教堂有關的債務，因此對教堂的發展感到憂心忡忡。現在我是兩個理事會的理事了，既是教堂的理事也是學院的理事，因此我就有個很好的機會跟兩方面的理事們商談，最後使雙方達成了一項協議。
按照這項協議，教堂理事會把教堂讓渡給學院理事會，後者承擔償還清債務的責任，不過要遵照修建該教堂時的原意，永遠在教堂裡劃出一大間會堂聽任傳教士們的不時之需，並開辦一所免費的供教育清貧弟子所用的學校。於是雙方訂了合同，學院理事會付清了債務以後，就接管了教堂的房產。我們把高大的教堂分成了兩層，每層又隔成若干房間作為教室。另外又買了些地皮，整個場所不久就合乎我們的要求了。學生們不久就搬進了這所大樓。所有跟工人定合同、採購物資和監督工程等工作都落在了我肩上，可我還是很樂意去做這些工作，特別是因為它們並不和我的業務衝突。因為一年前我已經和我的一個夥計合了伙，他叫大衛·荷爾，非常能幹、勤勉、誠實，他替我做了４年，所以我很瞭解他。他擔負了管理印刷鋪的一切工作，使我得以抽身做其他的事，並按時付給我應得的紅利。這一關係維持了１８年之久，對雙方都有無盡的好處。
過了些時候，學院理事會從州長那領得了一張執照，組成了一個社團，從英國寄來了大量的捐款，地主們也捐了土地，州議會到現在為此也捐獻了不少資金，理事會的基金多了起來。現在的費城大學就這樣成立了。我從開始一直是其中的一個理事，到現在快４０年了。看到許多青年在這所大學裡受到教育，能夠以卓越的才能顯名揚姓，成為社會和國家的棟樑，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正如前面所說的，我擺脫了私人業務的經營，當時我自認為已經獲得了一筆財產，雖然數目很有限，但足夠使我在未來的一生中獲得空閒的時間來從事哲理的探討和歡度晚年。我從思朋斯博士那裡購買了他全部的儀器，他是從英國到美洲來講學的。我很快著手做電學的實驗。但是公眾卻認為我是個悠閒人，因而就抓住我來做事，政府各部門幾乎同時要我效勞。州長任命我為治安推事；市政府選我做市議會議員，不久以後又選我做市參議員；全體人民又選我為州議員，在州議會中代表他們。州議員這個職位特別使我樂意，因為我厭倦了孤坐一旁聽別人辯論的處境了。作為州議會的秘書，我不能參加辯論，而這些辯論又是多麼的枯燥無味，我不得不在紙上畫畫數字方陣表、圓圈或是其他的任何東西來解悶。而做了州議員就不同了，我認為在這個職位上我可以作出我更大的貢獻。當然，如果說我對這些榮譽無動於衷的話未免有點虛偽，這些社會地位對我這樣出身低微的人來說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確實感到很光榮，特別使我感到高興的是這些職位代表著社會輿論對我的自發稱讚，完全不是靠我自己沽名釣譽得來的。
治安法官我試著做了一下，我出了幾次庭，也開庭聽人訴訟，但是我發現要做好這個工作僅憑我那點膚淺的習慣法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我漸漸避開這一職務，我的借口是我不得不在州議會中履行更重要的任務。每年我都當選州議會，連任１０年之久。我從不請求任何選舉人投我的票，也從不間接地表達我要求當選的願望。在做州議員時，我的兒子當了州議會的秘書。
接下來的一年，我們要與印地安人在卡萊爾談判，州長送了個咨文給州議會，建議州議會從議員指定幾位議員同參議會中的一部分參議員共同組成一個談判委員會。州議會就指定了我和議會長（諾裡斯先生）去，我們就奉命去卡萊爾會見了印地安人。
印地安人十分好酒，喝醉了酒後就發酒瘋，吵吵鬧鬧，無法無天，不守秩序，所以我們嚴格禁止賣任何酒給他們。當他們為這禁酒而抱怨時。我們就對他們說，如果在談判期間不喝酒，談判結束後我們願意給他們大量的甜酒。他們答應了，也遵守了這一約定，因為他們除此之外買不到酒，所以不得不遵守。談判進行得很安靜，很順利，結果也讓雙方滿意。談判結束後，我們遵守前面的約定給了他們甜酒，這是在下午。他們男女老幼加在一起大約有１００來號人，住在城外臨時性的四合院型的木屋裡。到了晚上的時候，我們聽到外面人聲嘈雜，委員們就跑出去看個究竟。我們看見四合院的中央燃起了一個熊熊篝火，他們男男女女全喝的酩酊大醉，互相叫著，打著。在昏暗的篝火下，隱約可見他們半裸的淡黑色的身體，他們互相追逐著，拿著火把相互毆打著，口中發出可怕的喊叫聲。這種情景讓我們想起了想像中的地獄。喧囂嘈雜聲經久不息，我們沒辦法，回到了我們的寓所。午夜十分，幾個印地安人跑來，像打雷一般地敲我們的門，要求更多的甜酒，我們理都不想理他們。
第二天，他們發覺他們的行為過火了，不該打攪我們，所以派了３個酋長來道歉。聲稱他們錯了，但是卻把錯誤推到甜酒身上，接著又設法寬宥甜酒，說：「創造萬物的大神使得物各有其用，既然神指定某種東西有某一用途，不管這用途是什麼，就應該照著來用。當神創造甜酒時，神說：『這酒是給印地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們必須執行神的旨意。」是呀，照他們這樣的邏輯，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消滅這些生靈，給墾殖者讓出地方，那麼看來甜酒很可能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和方法了。它已經消滅了所有以前住在沿海一帶的部落了。
１７５１年，我的一個好友托馬斯·邦德醫生想要在費城開辦一所醫院（一個非常好的主意，有人說這個計劃是我想出來的，但是這確實是他的主張），以便收容和治療窮苦無依的病人，不問是否是本州的居民或是外地人。他熱誠而又積極地為這一計劃募捐，但是因為這樣的計劃在美洲尚屬首創，人們還不是很瞭解它，因此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後他到我這兒來，恭維我說，他發現了一個要實現公益事業的計劃，沒有我參加就不行。他說：「因為我去向人們募捐，人們常問我：『這件事你跟富蘭克林商量過沒有？富蘭克林怎麼說？』當我告訴他們我還沒有跟你談過，因為我認為這件事多少有點非你所長，他們就拒絕捐款，只說他們將考慮這個計劃。」我問了他這個計劃的性質和可能的用途，他的回答讓我覺得非常有益。我不但自己捐了錢，而且熱誠把這計劃解釋給人們聽，勸他們捐款支持這一計劃。不過在向人們募捐之前，我在報上發表了有關這一計劃的文章，以便讓大家在思想上有所準備。在這樣的事情上是我一貫的做法，但是他卻忽略了這一關鍵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