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子瞪大了眼睛，把幾個中國留學生輪流看了一遍。這在中國，簡直是根本不可能的。幾個中國男孩子彷彿是在老師面前背不出書來的小學生，低著頭，沒有一個人敢說什麼。女孩臉上掛著一絲微笑，先開了口。她看出這些異邦青年不可能說波蘭話，便用德文問他們會說哪一國話。留學生中有一半沒學過德語，而季羨林雖然學到過，但也只是書本上的東西，現在有人問，也只好勉強說自己會說德文。談話就這樣開始了，這時候，他們還不能長篇大論地談，還有意思都表達不出來的時候。這種時候，他們便相對一笑，在這一笑裡，似乎也就瞭解了更多更深的東西。這讓季羨林想起了一個笑話：一位國民黨政府駐意大利大使，只會意大利文「這個」一個單詞，竟然能指揮意大利僕人。如窗戶開著的時候，他口裡說「這個」，用手一指窗子，僕人立即把窗戶關上。反之，窗子關著，他便說「這個」，僕人立即把窗子打開。一聲「這個」，居然圓通無礙，超過佛法百倍了。在這個波蘭女孩面前，季羨林才真正感到了語言的重要，而在語言不能表達的時候，眼神會更超過言傳。
這樣，就和這個女孩混熟了，他們拿出一些從哈爾濱買的飲料給女孩喝，女孩則拿出自己帶的餅乾分給他們吃，還拿出皮包裡帶的許多相片，一張一張地指給他們看。他們也把自己的書籍畫片，甚至畢業證書，都拿給她看。又吃，又喝，又聊天，幾乎忘記了是在火車上。在融融的歡悅中，他們知道了她的名字Wala，同行的謝家澤，立即「哇啦！哇啦！」地叫個不停。女孩則有點摸不著頭腦，圓睜雙眼，驚疑不定地瞪著小謝。
這時候，一個坐在季羨林旁邊的大鼻子中年人也來湊熱鬧。季羨林一生還沒有看到過這樣大的鼻子，他耳朵上戴著無線電收音機耳機，襯上這生在臉正中的一塊大肉，湊成一幅奇異的圖畫，使這大鼻子彷彿有了魔力。大鼻子說著破碎的英語，一手指著自己的頭，一手指著Wala，頭搖了兩搖，臉上顯出一絲鄙夷的神情。季羨林這才發現，波蘭女孩的頭上，戴著一頂紅紅綠綠的小帽子。
對這個女孩，季羨林雖然是邂逅相遇，但印象之深，卻使他永遠難忘。他在六年後寫的一篇散文裡說道：
我現在已經憶不起來，我們怎樣分的手。大概是我們，最少是我，坐著朦朦朧朧地睡了會兒，其間Wala就下了車。我當時醒了後確曾覺得非常惋惜，我們竟連一聲再會都沒能說，這女孩子就像神龍似地去了。我彷彿看了一個夏夜的流星。《Wala》，《季羨林散文集》第11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對一個漂亮女孩，那個大鼻子為什麼會有那樣的一絲鄙夷的微笑，季羨林當時怎麼也不理解，他不知道，這個大鼻子為何會討厭這一頂同秀美的面孔相得益彰的小帽子。
實際上，這是一頂猶太人習慣戴的小帽子。在德國，統治上層的民族歧視是非常厲害的。在希特勒這個法西斯頭子的《我的奮鬥》裡，猶太人和中國人都被定格為劣等民族。
到這樣一個民族歧視的國度裡，黃皮膚的季羨林，會不會遭到與這位波蘭女孩同樣被人鄙視的命運呢？
二、從柏林到小城哥廷根
1．柏林小住
1935年9月14日早晨四點，列車進入德國境內。八點，到達柏林。長達十幾天的旅途才告一段落，但這裡是不是在德國的留學地，還不能最後決定。
初到柏林，一出車站，便感到頭腦裡面有點朦朦朧朧的。腳下踩著光滑的柏油路面，但季羨林卻感到是踩在棉花上。他的心情極為複雜。
我心裡的感覺是異常複雜的，既有興奮，又有好奇；既有興會淋漓，又有忐忑不安。從當時不算太發達的中國，一下子來到這裡，置身於高聳的樓房之中，漫步於寬敞的長街之上，自己宛如大海中的一滴水。[《留德十年》第32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自己是鄉下人，沒有見過多大的世面；鄉下人的固執與畏怯也還保留了一部分。……眼前飛動著汽車電車的影子，天空裡交織著電線，大街小巷錯綜交叉著：這一切織成了一幅有魔力的網，我便深深地陷在這網裡。我惘然地跟著別人走，我簡直像在一片茫無涯際的大海裡摸索了。[《表的喜劇》，《季羨林散文集》第8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多虧了清華老同學趙九章等人，到車站接了他們，為他們辦理了一切應辦的手續，避免了不少麻煩。這樣有人幫忙，馬大哈敦福堂還是表演了一次：丟護照，走出車站在褲兜裡又找到了。
他們先在康德大街彼得公寓安頓好行李物品，清華老同學又帶他們到中國飯店去吃飯。店主是中國北方人，女主人是意大利人。倆人的德語都不怎麼樣，但是服務卻極為熱情周到，蒸出來的饅頭又白又大，菜也炒得很好，價錢又不算貴。沒想到在這裡吃上又白又大的中國饅頭。不，應該說是吃到家鄉山東的饅頭。
饅頭這種東西，在古代是稱「蒸餅」的，起初並不發酵，後來有了發酵技術，改名為「起膠」。《南齊書》中則稱「面起餅」，宋代程大昌《演繁露》解釋說：「入酵面中，令鬆鬆然也。」這就是「饅頭」，連「饅頭」一詞，也還是山東老鄉諸葛亮首先使用的，這一點在宋代高承的《事物紀原》裡已經肯定了。
而其他中國留學生感興趣的，則是另一個問題：店主人夫婦不懂彼此的語言，他們如何交流思想？難道也是用「這個」詞，就能涵蓋宇宙、包羅天地嗎？
吃完飯，當務之急是找住處。又是清華老同學幫忙，這一次不是趙九章，而是汪殿華和他的德國太太。他們幫季羨林在夏洛滕堡區的魏瑪大街，租了房東羅斯瑙的一間房子。房東看樣子是個猶太人，可能是個二分之一猶太人，即父母雙方有一方是猶太人。
初步接觸，季羨林對德國普通人的印象相當好。
德國人是非常務實而又簡樸的人民。他們不管是幹什麼的，一般說來，房子都十分寬敞，有臥室、起居室、客廳、廚房、廁所，有的還有一間客房。在這些房間之外，如果還有餘房，則往往出租給外地的或外國的大學生，連待遇優厚的大學教授也不例外。出租的方式非常奇特，不是出租空房間，而是出租房裡的一切東西，桌椅沙發不在話下，連床上的被褥也包括在裡面，租賃者不需要帶任何行李，面巾、浴巾等等，都不需要。房間裡的所有的服務工作，鋪床疊被，給地板掃除打蠟，都由女主人包辦。房客的皮鞋，睡覺前脫下來，放在房門外面，第二天一起床，女主人已經把鞋擦得閃光珵亮了。這些工作，教授夫人都要親自下手，她們絲毫也沒有什麼下賤的感覺。德國人之愛清潔，聞名天下。女主人每天一個上午都在忙忙掇掇，擦這擦那，自己屋子裡面不必說了，連外面的樓道，都天天打蠟；樓外的人行道，不但打掃，而且打上肥皂來洗刷。室內室外，樓內樓外，任何地方，都是潔無纖塵。[《留德十年》第33、35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德國人總的來說是很可愛的，很淳樸老實的，他們毫無油滑之氣，有時候看起來甚至有些笨手笨腳，呆頭呆腦。[《留德十年》第33、35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至於法西斯政權，季羨林在國內已有耳聞，蔣廷黼的囑咐不時在提醒自己，謹言慎行，小心為妙。希特勒1933年上台，到季羨林初到柏林時，雖然納粹味還不到頂點，但希特勒的像片已到處懸掛了，「卍」字旗也隨處可見，人們見面的問候，由「早安！「日安！」「晚安！」改為喊「希特勒萬歲！」便表示了一切。這對中國人來說，是極難習慣的。中國留學生，還是一仍舊慣，見面時問候「早安」等，分別時則說「再見」。在德國法西斯政權的政治學民族學詞典裡，猶太人與中國人都被認作劣等民族。
2．趣話和洋相
季羨林初來乍到，就如同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暈頭轉向，分不出東西南北，為此而留下一樁趣聞。
9月17日，是到達柏林之後的第二天，一位「老柏林」中國朋友陪季羨林，從魏瑪大街的住處出發去修表。這只表是在出國前下了好大的決心才買下的，在火車到波蘇交界處的斯托爾樸塞的時候，因為要換乘火車，搬運行李時，表玻璃被撞碎了。他要找一個表鋪去換上玻璃。
他迷惘地跟著老柏林走，仍然有一幅充滿了魔力的網籠罩著他的全身。到了康德街，終於找到了一家表鋪，說明了要換一個玻璃罩。表匠老頭給了一張收條，他也沒看，心想反正上面會有表鋪的名字和地址，只要有名字和地址，就可以把表拿回去。
9月18日，按約定的時間去取表。季羨林不願再讓老柏林陪著去，他怕麻煩人。拿出那張取表的收條一看，糟了，上面只印著收到一隻修理的表，表鋪名字沒有，當然更沒有地址。他迷惑了，只好本能地沿康德街左面走去，他模糊地記得，表鋪是在街的左邊。結果長長的康德街從這頭走到那頭，沒有找到表鋪，只好再折回來找，終於在一大堆招牌裡，找到了一家表鋪。表匠也是一位老頭，收了紙條，找了半天，表沒有找到，用手搔著發亮的頭皮，顯出非常焦急的樣子。額頭上冒著汗珠，透過眼鏡看著季羨林，對他說：「你明天再來一趟吧，太太或許知道在什麼地方，她現在不在家。」隨手拿過一支鉛筆，把表鋪的地址寫在上面。
第二天上午，季羨林按約定的時間找到這家表鋪，老頭不在，太太忙著找表。她拉開每一個抽屜，每一個櫥子，把每一個紙包全打開了，甚至屋子裡的旮旮旯旯，也都打開電燈找了個遍，表還是沒找到。她比老頭還急，看著紙條上老頭用鉛筆寫的字，表卻找不到，她有點顫抖地對季羨林說，下午再來一趟吧。
下午，將近黃昏，季羨林又去取表。進了鋪子，老頭急，太太也急，每一個可能的地方都找了，還是沒有找到。老頭更用力地用手搔著發亮的頭皮，太太的頭也顫動得更為厲害。忽然，表匠老頭靈光一閃，仔細地看了看收條，說：「這不是我的收條！這張是白的，我的收條是綠的，比你這張要大一倍。」季羨林這才知道自己找錯了鋪子。他只有道歉。老頭讓他到西邊不遠的一家表鋪去問問，結果還是沒找到那塊屬於自己的表。他迷惑了。
我不知道柏林究竟有多大；我也不知道我現在在柏林的哪一部分。柏林是大海，我正在這大海裡飄浮著，找一個比我自己還要渺小的表。我終於下意識地走到我那位在柏林住過兩年的朋友的家裡去，把兩天來找表的經過說給他；他顯出很懷疑的神氣，立刻領我出來，到康德街西半的一個表鋪裡去。離我剛才去過的那個鋪子最少有二里路。拿出了收條，立刻把表領出來。一拿到表，我心裡有說不出的感覺，我彷彿親手捉到一個奇跡。我又沿了康德街走回家去。當我想到兩天來演的這一幕小小的喜劇，想到那位誠摯的老頭用手搔著發亮的頭皮的神氣的時候，對了這大海似的柏林，我自己笑起來了。[《表的喜劇》，《季羨林散文集》第93—9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這是季羨林初到柏林留在那裡的一件趣聞。
季羨林在柏林還出過一些小洋相。有一次，他去買香腸。因為聽說德國人每天只吃一頓熱餐，是中午，晚飯則只吃麵包和香腸、干奶酪等，佐之以熱茶。他要適應德國人的生活方式，便去肉食店裡買了點香腸，準備回家去吃晚飯。晚上，泡了一壺紅茶，準備美美地吃上一頓。可一咬香腸，覺得味道不對，原來香腸裡面的肉全是生的。季羨林像受了侮辱，在心裡忿忿不平地說：「德國人竟這樣戲弄外國人，簡直太不像話了，真正豈有此理！」晚上做夢，他都覺得嚥不下這口氣。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氣沖沖地去了那個肉食店，去要個說法。一個女店員，笑嘻嘻地聽著他的申訴，起初默不作聲，最後竟大笑起來。笑完之後，她告訴他：「在德國，火腿都是生吃的，有時連肉也生吃，而且只有最好最新鮮的肉，才能生吃。」季羨林這才恍然大悟，在心裡罵自己是個「阿木林」（上海話「傻瓜」）。這是他自己出的一次洋相。
他還看到其他留學生出的洋相。
柏林不乏國民黨政府的高級官員的子女，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馮玉祥、戴傳賢、居正，都有子女或親屬在柏林「鍍金」。其中有學習的，但大多數紈褲子弟都不務正業。這裡有吃，有喝，有玩，有樂，不用上學聽課，也能「鍍金」。有一部分學生，竟然只會四句德語，而且是最簡單的幾個字，就足夠幾年之用。他們的這四句話是在如此情況下說的：
早晨起來，見到房東，說一聲「早安！」就甩手離家，到一個中國飯館裡，洗臉，吃早點，然後打上幾圈麻將，就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午飯後，相約出遊。晚飯時回到飯館。深夜回家，見到房東，說一聲「晚安」，一天就過去了。再學上一句「謝謝！」加上一句「再見！」語言之功畢矣。[《留德十年》第38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這樣的紈褲子弟雖然不是全部，但確有人在。而且還有一些人，一點修養也沒有。他們是荒唐和低能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