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週末》的《從「讀書改變命運」到「求學負債纍纍」》一文裡，一位村民說：「如果不上大學，娃娃的未來只是農民和農民工的區別。」可是如今，他們看到的是，即使上了大學，「娃娃」的未來卻也是成為如農民和農民工一樣的弱勢群體。伴隨著高校擴招和模糊不清的高等教育改革，「高學費、低就業」的中國高等教育弊端越發顯現；而多元和物質化的時代競爭，以及複雜和商業化的社會現實，也一步步摧毀著大學生的理想和生活。
知識的寶貴與知識的貶值
對照閱讀《七十年代》和《蟻族》，會更清晰地瞭解到一個現實：那就是，在「文革」結束後的思想解禁，以及80年代的西學引進等大潮下，長期被壓抑和管制的文化潮流、思想爭論，如大壩洩洪般洶湧而來。那種對於知識的渴求、對於思想的培養、對於觀點的爭論、對於創作的衝動、對於作品的欣賞，鮮活而旺盛地存在於每個人的靈魂深處。那個時候，知識是最值錢的，因為人們最需要知識，大學校園裡，隨處可見各種社團激情昂揚地宣揚自己的思想，城市書店總會見到排隊買一本詩集、一本小說的景象。那是一個知識被尊重的時代，是大學生和知識分子群體被崇尚的時代，知識，就是改變命運的最佳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實施，在飛速發展經濟的同時，文化開始讓位。一切靠增長指標和經濟數字來說話。隨之大學教育開始由培養人文思想的個體轉向培養服務社會的機器。但是，我們在經濟增長中卻忽略一個現實，那就是一個真正的大國，可以影響世界的大國，經濟和文化的關係是相輔相成但不是互為決定的關係。具體說來就是文化積累深厚，以文化影響世界的國家，經濟絕對是成熟或者高速發展的；但是經濟崛起影響世界的國家，其文化影響力不會與其經濟發展成正比。
從歷史現實來看，中國大唐時期、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一直以文化影響世界的德國，都是文化和經濟同步影響世界的，中國大唐時期，外來朝貢，是中國歷史上外交關係方面唯一真正「修文德以來之」的時代。其次從理論層面上來看，我們需要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在資本積累基礎上的經濟基礎可以為文化發展提供穩定而持續的支持；而在經濟積累薄弱基礎上的經濟飛躍，勢必在另一層面阻礙和忽視文化發展。以德國為例，德國以其傲視世界的文化成就使得世界對其尊重，文學、哲學、音樂各領域，德國都誕生了至今無法超越的大師，深刻的文化底蘊和歷史積澱使得德國將文化研究和知識分子供以很高的地位，並直接影響其政治決策，而同時，由於其資本主義經濟的積累和發展使得經濟地位同樣不可忽視，經濟和文化一直處於和諧互補、相互影響的國家環境；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美國在極力發展自身文化成就的同時自歎不如德國。
正是在這樣一個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錯位的情況下，導致了中國的高等教育也開始扭曲變形，繼而又導致了知識在這個時代的貶值。大學生面臨的生存困境，一方面可以說是時代差異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普遍缺乏真正的獨立思想和文化積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對比於80年代中國大學生所處的學習環境和知識結構，我們就很容易發現這樣的問題。或許可以這樣說，在任何一個時代，知識都是可以去改變命運的；但是我們在這個時代其實沒有真正獲得知識。所以，這個時代培育出來的大學生沒有螞蟻般的力量，只有螞蟻般的弱小。
生存的困境與心理的危機
在《七十年代》和《蟻族》裡，通過個體的自我敘述和自身感悟，我們可以發現，當今大學生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危機達到了一個值得十分警惕的階段。楊元元自殺事件就是一個血淋淋的教訓。在《七十年代》一書裡那一批知識分子的敘述中，讀者可以感受到，除卻個別人有特殊的人生經歷，他們基本上都有一個相同的生活階段——插隊、當知青、返城考大學。雖然期間也經歷了很多艱難，但是他們被一起置於了相同的時代浪潮裡，基本沒有什麼經濟和生活上的巨大差距；不同的是，當今大學生在校園裡就面臨著因為家庭出身、經濟條件等差異而導致的巨大反差，這種現實，在諸如楊元元之類的貧困生身上，體現得更為明顯。
富家子弟或者是家庭背景顯赫的大學生，往往自覺高人一等；而面臨就業壓力時，他們又能通過關係和金錢獲得更多的機會。這樣一來，對那些一般的大學生特別是貧困生，就造成了很大的打擊，他們往往比別人更刻苦，成績也更優秀，但是最後卻因為經濟和家庭環境原因要「低人一等」。於是在本身所處的生存困境裡，又漸漸加劇了他們的心理負擔。雙重的壓力使得他們年輕的身心開始老化，在長期的困惑裡會產生一種消極情緒，最後演化成沉重的危機甚至會釀成悲劇。
在這種生存和心理困境中，聚居的「蟻族」們，在某種程度上，就發揮不了他們真正的實力，無法像螞蟻一樣去承受壓力。而且，因為金錢社會和激烈競爭的現實，從小就很少感受到所謂的人間真情的他們，並不會十分相信他人，故而，這一代大學生普遍的一個狀態就是更加獨立，從另一個層面上來說就是更加孤獨。渴望獨立的他們，在現實中受挫時，雖然周圍有許多和他們一樣的「蟻族」們，但是他們也不會去對他人傾訴，他們聚居在一起，只是因為同樣的社會地位使得他們不得不尋找一種方式得以存活；而非如七八十年代那些大學生那樣，總會因為同樣的愛好、理想等結交友人、相逢意氣。所以，「蟻族」們是孤獨的，他們不會如螞蟻般團結在一起，相互給予鼓勵和幫助，同時他們自身的力量又得不到發揮。在這樣複雜但真實的環境裡，當今大學生背負著沉重的負擔，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
在曾經的年代，北島可以肆無忌憚地喊出：「我不相信」；食指也可以自信滿滿地去「相信未來」；但是如今，被生活和心理困擾的大學生，沒有勇氣喊出「我不相信」，更沒有心情和樂觀的姿態去「相信未來」，因為他們還在為今日的晚飯擔憂，還在為縹緲的未來憂愁。當然，這是我們面臨的現實，我們不會說要回到80年代，但我們會為自己的未來繼續前行。
（轉載自2010年3月《社會觀察》雜誌）
4.大學生比別人更需要同情嗎？
孫驍驥
孫驍驥，評論人，現供職於《週末畫報》。
根深蒂固的體制意識
蟻族，是一個新名詞，源自《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一書。這本書關注了聚居於大都市城鄉結合部的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他們受過高等教育，主要從事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廣告營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有的甚至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作者認為該群體高知、弱小、聚居，是繼三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的第四大弱勢群體。
《蟻族》是一本紀實性的學術作品，是由研究和訪問中的故事、調研手記等彙集起來的感性文字。作品表現出濃厚的憂患意識，對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給予了深切關懷。這種精神寫照與情感關懷，無疑撥動了一種普遍的轉型體驗——大學生群體光環不再，處境堪憂，理應得到更多的社會關注。置於金融危機愈發嚴峻的就業形勢下，蟻族的狀況讓人心緒難平。
關於這本書，已經有許多褒揚之辭，既有對調研者問題意識的稱許，也有對「80後」考察「80後」的現實關注，這使得我可以放棄表揚的壓力轉而說點別的。或許是一種社會觀察的習慣使然，《蟻族》一書中調研者強烈的情感投射，反而激發了我的不適和警醒。當我得知作品源於國家級課題《潛在危機：中國「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與社會穩定問題研究》時，它事實上放大了我的這種不信任。大學生群體與社會穩定之間的勾連，是一種根深蒂固的體制意識。我所懷疑的，正是這種問題視域中的大學生問題。
大學生群體在今天的失落，是一系列政策選擇的必然結果。大學持續擴招，客觀上完成了高等教育去精英化的過程。大學畢業不再必然成為精英，它所提供的僅是成為精英的可能。關於這一點，現實的接受過程其實要比高亢的詠歎來得更早一些。是否今天「80後」、「90後」大學生仍然抱有一種象牙塔式的精英幻想，這很可存疑。相反，倒是那些全程體驗了這種精英感失落的人，難免由己及人或由人及己抱有這種情懷。這是一種類似於旅行者心態的社會觀察角度，它來得悄無聲息卻常讓人深陷其中而難於自知。
大學生不比其他社會群體更需要同情
這樣說，僅僅是為了表述一種先入為主的危險性，並不等於否認「蟻族」問題的重要性。作者認為，蟻族所代表的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是中國社會繼三大弱勢群體之後的第四大弱勢群體。出於推動政策改進和問題設置的需要，這種策略性的提法或許可以理解，但它並不十分嚴謹。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從某種程度上說，它首先是就業市場衍生的一種市場後果；而農民、農民工和下崗職工群體的產生，則是以權利缺失標定的一種政治後果。儘管「蟻族」也不同程度地涵蓋了部分權利缺失和受損的問題，但作為一種社會群體的分類，它們之間有明顯重大的區別。
大學畢業生聚居現象，有一種明顯的過渡性特點。與其認定為一種社會群體或階層，不如說是個人生命週期的某種體驗。這種「蟻族」現象或許一直存在，但它的成員卻是流動不居的。那些被命名為「蟻族」的人，他們行色匆匆，無時不在期待離開這種生活驛站，並最終仍將匯入那些邊界清晰的社會階層與群體之內。蟻族是一個通道，生活在這裡，而希望在那裡。在這種精神目標的高度流動性之中，蟻族變成了一種肉身的簡陋暫存。
當中國社會轉型進入艱深領域，「時勢造英雄」的時代氛圍轉而為「英雄造時勢」所取代，以社會學者孫立平的話說，就是利益格局開始「固化」。這一時期的大學畢業生們，除了投奔各路山頭，事實上已經失去了理想的能力和幻想的空間。年復一年的公務員熱和壟斷國企奇貨可居都是明證，他們實際上已經被既有的社會利益格局所吸納和分化。畢業求職中，如中彩一般的機關公務員和堪稱倒霉的企業技術員之間，他們的身份聯繫已經很微弱，更難期待他們會有怎樣的群體共鳴。因此，如果要從整體上談論大學畢業生的處境，那些沒有搶佔到優勢地位的大學畢業生們，他們的境遇才是蟻族所要關涉的主題。
因此，如果以蟻族的境遇來觀察中國大學畢業生的整體狀況，這種誤讀的風險很高。它既可能低估了這個群體對當前現實的適應能力，也可能高估了他們對當前現實的反制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忽略了大學畢業生在整個社會利益格局中的這種嵌入性。就如同《潛在危機：中國「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與社會穩定問題研究》的題目一樣，它首先是一種政策研究，它的指向性已經提供了一種問題框架。但這種框架並不可靠。
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的出現，某種程度上說，是大城市勞動力市場與住房租賃市場共同輸出的結果。這些社會問題，同樣覆蓋了其他的社會人群。大學生並不比其他社會群體更需要同情，或者更需要權利救濟。它唯一的道義資源，即在於以計劃體制相保證的那種精英失落感。這種失落感在今天，比之於更廣大的社會景象，只能理解為一種時過境遷的詠歎，甚至，因為某種計劃情結的重現，反而生成一種對市場精神的拒斥感。
解決之道在於普惠的權利救濟
如何從產業調整與經濟轉型的角度拓展大學生就業市場，已經多有論述。儘管大學生就業已經充分市場化，但有必要重視和界定，所謂蟻族的弱勢和劣勢，究竟是就業市場上公平競爭的客觀後果，還是某種社會的系統性、結構性不公平所造成的，它們在多大程度上體現出社會排斥和權利受損的重合效應。如果是後者，則必須在更寬廣的社會視野中進行剖析。
因為僅僅把大學生從聚居村落中以一種獨特的調研技術顯影出來，除了對其進行社會穩定的危害性考察，它並無特殊的意義。大學生聚居現象出現之前，低收入農民工群體的聚居現象已經普遍存在。這種聚居現象表面上看來是勞動力市場和城市住房市場交叉分層的結果，內裡卻潛藏著普遍的社會排斥與權利缺失。這在蟻族群體的調研過程中，同樣得到了印證。這表明蟻族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其大學畢業生的特質，而在於其實質上是一種普遍的公民權利缺失的困境。
如今，這種習以為常的困境通過大學生這一群體得到放大和傳播。這也決定了蟻族現象的求解，並不可能走一條中國式的權利特供路線，而只能在普遍的公民權利狀況的改善中得到解決，我將其稱為普惠的權利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