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驚喜的是，《命定》的出版竟與「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不期而遇，有幸趕上這個偉大百年的慶典，極富神秘感的康巴人以聞所未聞的抗日軍人的姿態走進了讀者的視野，為這個偉大的日子增輝添彩。
在創作《命定》期間，我曾經去過河北獻縣紀念抗日英雄馬本齋的極具伊斯蘭風格的紀念館，去過呼和浩特曾經領導內蒙古人民抗日的烏蘭夫紀念館，去過騰沖中國最大的抗日烈士陵園國殤園，考察過紀念朝鮮族抗日領導人朱德海在龍井修建的紀念碑，考察過馮白駒領導的海南有黎族參加的抗戰史。這些為中國少數民族抗戰英雄們豎立的豐碑永恆地昭示著後人，他們的英雄壯舉與中華同在。
這些英雄標誌也令我深思，我採訪過的那些康巴籍抗日軍人們的英雄故事仍然「伏藏」在雪域，似乎離紀念館紀念碑墓誌銘太遙遠了。俗語常說「是金子就會閃光」，因此我深信：「伏藏」的金子一定會閃光。於是一種神聖力量驅使我像一個刻瑪尼的石匠那樣，把遺漏在歷史微塵中震撼心靈的「亮點」用文學的形式「刻」給讀者。
開始動筆的那一刻我就深信，完整的中國抗戰史如果沒有他們的添補，即便是鴻篇巨製都是缺失的，這不是大中國的胸懷。作為一個作者，在戰後六十六年之後再來描寫戰爭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寫抗戰的書籍已汗牛充棟。仍然繼續寫槍炮裡的宣洩嗎？還是寫戰爭的正義和非正義等二元論一類讓讀者看一頁開頭就知道結尾的故事？
我認為時至今日：奉獻給讀者的書必須從人性出發、從愛出發，如果不具備這兩點，一切的精彩都是曇花、都是浮雲、都是彩虹。
基於這兩點，《命定》的出版發行無疑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不是我寫出了這些故事，而是這些湮沒在歷史深處的故事在不知不覺中找到了我。
追溯小說背後的故事，要回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次偶然中。我大學一年級的暑期，五嬸患病要去省城治療，五爸就把看守他家的任務交給了我，但五爸又不太放心我，怕我聚眾晚上吵得四鄰不安，又委託樓下的馬瑛（遠征軍的一名工兵排長，是我五嬸的ど爸。）時不時地上樓來看看我的「妄為舉動」，在那時，我是一個極不安分喜歡熱鬧愛聚眾的傢伙。
令長輩意外的是，他每次上樓來都看見我在燈下捧著厚厚的《戰爭與和平》在閱讀，而我每次感到他來後嘴裡都有酒味，但言談中沒有絲毫的醉意，平日裡獨身一人的他把孤獨用酒麻醉了。他告訴我，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這一系列的俄羅斯作品在他就讀於成都西北中學時，就已成為其愛不釋手的讀品。
從他的言談裡我發現這位平日裡沉默寡言的人有某種欲言又止的節制。後來我從母親那裡知道他是一名國民黨遠征軍的軍人，在當時是人們力求像迴避瘟疫那樣加以迴避的人。
也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原因，我沒有那麼多前怕狼後怕虎的顧慮，主動邀請他在晚飯後繼續暢聊俄羅斯文學。借助酒興他滔滔不絕地把他的戰爭經歷同這些作品雜糅在一起講述與我，自然而然地，關於康巴籍軍人的抗日故事源源不斷地走進了我的腦海。其中最為關鍵的話，在我創作《命定》的過程中才有了真正的了悟，他曾頗為擔心地說：「康巴人的故事同俄羅斯文學描繪的故事大有相似之處，俄羅斯民族的尚武精神、宗教感情同康巴人有太多的相同，遺憾的是，如果康巴人像俄羅斯人那樣多一些文學氣質就好了。」
當我衝動地說出我要寫藏人遠征軍的小說時，他愣住了，眼睛瞪得像湯圓，半晌沒有說話，陰沉的臉彷彿在責備自己對我這位愣頭青說得太多，他用略帶後悔、急剎車似的口吻說：「孩子，你外公和我們家族的成分都不好，弄不好是要鬧出大事的，這些龍門陣就當我沒說過。好好地做你的正事。」那一刻，我在他突變的表情裡看見了他空前的不安和恐懼，在我寫《命定》的日子裡，才真正體會到這些軍人窒息的悲涼和無望。
時光飛逝，中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抗日的歷史有了更為精準和客觀的表述。遺憾的是，如今，馬瑛這些老兵們都紛紛謝世了，但歷史卻為他們預留了篇幅等待有緣人將這些故事浮出水面。馬瑛的抗戰經歷以及他告訴我的有關那些戰友的故事像吸盤一樣牢牢地黏附在我的記憶裡，並促使我在後來的時光裡借助記者的職業之便，獲得了更多的關於老兵們的光榮故事——周光鈞，同馬瑛一道參軍的老人，在第一次採訪結束時允諾下次提供給我一些老照片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他就去世了；我家的老鄰居韓振華老伯，這位放不下家人和祖國的老兵，從當年逃離大陸的登陸艇上跳下來摔壞了膝蓋，一次偶然的街遇，他拉著戰友尼瑪巴登的胳膊告訴我，瞧瞧他臉上的刀疤，傷同連長的頭銜是拼刺刀拼出來的；當格桑?扎登先生將他旅居在加拿大的三爸（在二戰中參加陳納德飛虎隊的一名藏族戰鬥機飛行員）格桑群佩同其他三名藏族飛行員參加「二戰盟軍飛行員聚會」的報道和照片提供給我時，他告訴我，九十高齡的三爸已經患老年癡呆症不能講話了，這是目前不能採訪他的最大遺憾……這些穿透心靈的故事激勵我揮筆為他們留下文字。
在《現代漢語詞典》裡，「命定」一詞就是命中注定，並特別註明為迷信。「命定」一詞在本書作為書名出現，是否含迷信和宿命的色彩，我不想作任何的辯解，要等讀者在看完本書後讓他們自己來評判。
我不是歷史專家，但作為一個中國藏人，歷史常識和我親身履足的中國空間讓我坦言：文學的立場永遠是作家個人的立場。因此，我只能從我的立場出發去表達個人的情懷。
我不妨從中國地圖說起，當然我們無需追溯它是一片桑葉還是一個雞頭，在這個獨特的地理單元裡，我們的祖先被東邊浩瀚的太平洋、西邊的戈壁和雄亙的帕米爾高原、北邊了無人跡的西伯利亞、西南和南邊橫亙的喜馬拉雅山脈和茫茫無際的大海阻隔了，就當時國力、科學技術水平，面對望而卻步的阻隔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是在這個曠達而封閉的地理單元裡，我們可以從五千年的朝代更替看到一個命定的邏輯，中國各王朝的版圖概念是中心清晰邊緣移動的，這個移動的疆域是隨王朝的力量而定的。
比如說蒙古族統治的元朝，它的版圖概念甚至超越了我所描繪的範圍，又比如說漢族統治的南宋，版圖的概念僅在長江以南。但無論王朝如何更迭，這個認同是既成事實的。這就是大中國文化的寬廣性、包容性和命定性——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這一直是中華文明走向多元一體的驅動力。這是與建立在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基礎上的西方文明有巨大差異的，我意識到，被「殖民」來的大量西方知識體系中的評判制度是不適合評價中國的。因為，這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版圖上的任何一個民族無論用什麼方式脫離這個大群體都是站不住腳的，中國是各民族組成的大家庭，這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本書的主人公義無反顧地走向抗日戰場那樣，是命中注定的。
在此，向為本書提供素材的老兵馬瑛老先生（已故）、格朗老先生（已故）、周光鈞老先生（已故）、韓震華老先生（已故）、山樹茂（台灣籍）老先生、代大可老先生、陶大瑄老先生致以衷心的敬意；向為本書提供意見和幫助的楊丹叔先生、多吉彭措先生、白瑪郎加先生、根秋翁修先生、黃立新社長、胡焰社長、林文詢編審、何煒編輯、張春曉編輯表示衷心的感謝；向為本書書寫藏文名稱的旦珠澤仁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