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計稅軟件的開發與經營是在地面飛奔的話，那麼，「西部軟件園」卻讓宋如華和他的企業飛了起來。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托普成為中國西部名頭最響亮的高科技企業，各項扶持政策、稅收優惠和社會榮譽接踵而至。一個尚在空中的「西部軟件園」讓宋如華醍醐灌頂。他突然發現，中國商業的遊戲規則實在是非常神奇，有時候，你辛辛苦苦做好一個產品，不如在某個夜晚喊出一個新概念，財富的聚與散往往隨著大勢的搖擺而動。他意識到，財富鐘擺已經搖到了自己的面前，此時若不及時伸手，將遺恨終生。他向同伴們引用《追求卓越》中的一句話說：「如果你不相信我們正在開啟大時代，你一定是個白癡。」5年的商海歷練，讓這個昔日純真的大學副教授已經非常老練和功利，他決心借用軟件產業和西部開發這兩大含金量無限的概念重新規劃他的「TOP夢想」。
1997年6月，四川省委書記和省長一起考察托普，當被問及有什麼要求時，宋如華提出，希望有機會上市，實現直接融資。
在1997年前後，上海、深圳兩大股市的上市指標基本上都為國有企業所壟斷，民營企業要想直接上市近乎天方夜譚。而另一個事實則是，很多上市的國有企業都是一些爛攤子，那些融到的資金僅僅被揮霍了一兩年，就再度陷入困境，最終成了一批「殼資源」。宋如華對省委書記和省長描述說，托普上市，一方面可以用「新產業和新體制激活老的國有企業」，另一方面則支持了像托普這樣的「新生事物」，正可以一舉兩得。很顯然，宋如華又一次把「改革概念」送到了政府手上，省領導當場表示支持。在省長的親自牽線下，一個「殼資源」很快被找到了，它是四川省自貢市的長征機床股份有限公司。這家老牌國有企業在1995年上市後，僅1年多後就報虧，每股收益從上市時的0.26元降為0.01元，已經失去了在資本市場上圈錢的「配股資格」。
托普收購川長征，最終成為一幕高潮迭起、充滿了血腥氣息的資本大戲。宋如華自此徹底轉型，從實業家變成了資本大玩家。
這起收購案從一開始就很受市場矚目，它被認定為中國民營科技企業「借殼上市」第一例，赫然是一個足金百分百的炒作題材。宋如華更是不斷提出新概念，一會兒是「托普將進入國家100強企業之列、成為中國三大軟件研發基地之一」，一會兒又宣佈將把川長征做成「中國信息產業第一股」。於是，在股市莊家和傳媒的推波助瀾下，一家奄奄一息的機床工廠頓時被披上了一件金光燦燦的「高科技外衣」，讓人不可逼視。
與此同時，宋如華適時地組建了證券部。它被設在托普公司總部的頂樓，一般員工均不得進入。宋如華甚至在總裁會議上要求，「希望個別高層領導要有風度，不要干擾操盤」。就在他的翻雲覆雨之下，股價一日三漲，扶搖直上。在宣佈收購的1997年12月，川長征的股價為每股6元上下，到第二年的4月13日，股價已創下24.58元的歷史新高，漲幅達400％，市盈率近1900倍。宋如華在高層會上宣佈：「我們今年賺了2個億。」
托普收購川長征，按照公告內容，它需支付1億元左右的現金。然而當時，托普的全年銷售額不過數千萬元，宋如華手中除了「西部軟件園」一塊招牌外，根本拿不出足夠的錢——能動用的錢都被他砸到了公司頂樓的證券部裡了。在這個過程中，這位「紹興師爺」盡展騰挪斡旋的空手道才幹。他時而宣佈有廣西一家上市公司將出資5000萬元購買「西部軟件園」的品牌，暗示將在四川省外選擇「殼資源」；時而召開記者招待會表示將單方面退出重組，過不久他又刊登「澄清聲明」，宣佈一切尚在商議中。
托普的「進退搖擺」讓四川的官員們左右為難，此次收購從一開始就被高調地宣傳為「民營高科技企業重組老牌國有企業的重大改革」，如果托普真的半途退出，無疑是讓各級官員都百般難堪的事情。於是，儘管官員們對宋如華「師爺式的狡黠」非常憤怒，可是也只好陪他咬牙往前衝，四川省及自貢市兩級主要領導人分頭到中國證監會「做工作」，最終中國證監會同意豁免托普的「全面要約義務」。1998年4月6日，收購案塵埃落定，托普受讓川長征48.37％的國家股，需支付1.0996億元，其中7791萬元是川長征高價購買了托普的股份，其餘近3000萬元，則是自貢市國資局「全部借於川長徵用於未來發展之需」。也就是說，宋如華沒有從口袋裡掏出一分錢，就憑空得到了一家上市公司。
借殼「川長征」一役讓宋如華在資本市場上暴得大名，其進退詭異，設計機巧，幾乎是牽著官員們的鼻子走。多年後，他得意地回憶說：「我這叫掌握主動，步步為營，每走一步就釘下一個楔子，造成既成事實，叫對方沒有退路。」不過，商業上的任何得失都有報應，宋如華在此役中所表現出來的處心積慮，讓先前那些無比信任他的四川官員們頗為寒心。日後，托普陷入信用危機時，四川全境再無人肯出面為之緩頰解困，這些自然已是後話。
軟件園：跑馬全國成地主
就某種意義而言，「西部軟件園」其實是一個商業地產項目。
在商業理念上，這是一個十分值得嘗試的模式：通過產業基地的打造，把眾多高科技企業吸引到一起，以實現集約效益，體現高科技企業的孵化器效應。作為園區的投資商和管理者，托普的長遠效益非常可期。印度的班加羅爾以及中國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區都是可以借鑒的模式。1995年，蘇州與新加坡政府聯合啟動的蘇州工業園區更是一個近在眼前的樣板。托普之所以被資本市場追捧，其實也是看好它的模式優越。1997年的宋如華其實有這樣的機會：依靠政府的全力支持以及資本市場的信賴，把「西部軟件園」這個項目落到實處，做到極致，真正地引進一些高科技公司，或許真有可能建成中國西部的一個「硅谷」。
在公開的運作上，宋如華似乎也在朝著人們的期望前行。在收購川長征後，他組建成都西部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將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引入，讓其以無形資產入股的方式成為第二大股東，宣稱「將把『西部軟件園』建成國內最大的軟件中心和工程中心，爭取到2000年實現產值50億元，2010年達到500億元，在2050年趕上國際一流的高科技園區，產值達到500億美元」。在紅光鎮的那塊菜花田上，也蓋起了軟件工廠、別墅群、對外學術交流中心以及一家用於接待的高級賓館。可是，他的宏大建設工程到此就止步了。接下來，他施展出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擴張行動。
對於已經在概念狂熱和資本炒作中難以自拔的宋如華來說，將一家又一家科技企業引到園區中來，靜下心來把「西部軟件園」一磚一瓦地建設好，實在是一件太漫長的任務了。他想要把「軟件園效應」數十倍、上百倍地放大，如果羅馬城不能在一日之內建成，那麼，他寧可另建「帝國」。
他的計劃是，藉著「西部軟件園」的轟動性效應，把軟件園模式「複製」到全中國去。很快，他又像數年前推銷計稅軟件系統那樣飛遍全國，忙碌而充滿激情，此刻，他推銷的是「軟件園模式」。
宋如華在各地推銷軟件園的方式，是那麼強勢而讓人難以拒絕：與地方政府洽談，宣稱將投入1億元以上的資金，在當地建設一個宏大的軟件園，承諾在若干年內引進上百家軟件公司，使之成為該省或該地區最大的高科技園區。
這樣的合作條件，加上「西部軟件園」的「成功經驗」，幾乎沒有任何地方官員可以抵擋得住誘惑。宋如華的圈地之行稱得上是無往而不利。
1999年8月，托普宣佈投資1億元，在鞍山修建東北軟件園；僅1個月後，宋如華在自己的家鄉浙江省紹興市落下第二枚棋子；以後，在江蘇常州、南京、無錫，浙江嘉興、金華、台州，山東威海以及上海南匯等地，一個接一個的托普軟件園相繼開建。每到一地，當地政府最高首長必蒞臨開園儀式，眾多媒體熱烈報道，托普儼然成為點燃各地高科技產業熱情的「火神」。
為了讓自己宏大的軟件園規劃帶有更強的國際化特徵，宋如華甚至還在美國註冊了一家托普國際，宣稱「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附近建立了基地，用於承載技術開發實驗點和國際採購的功用」。2000年9月，宋如華富有想像力地向國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提出了構築「千里軟件產業帶」的恢弘計劃。該計劃宣稱，托普集團將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華東地區建設東部軟件園，「通過托普在華東地區的幾十家公司，形成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等多個戰略支撐點和網絡式的核心企業框架。軟件園將在1到3年內初見成效，4到6年基本建成，6到11年全面完成，到2010年末達到累計投資29億元，帶動地方經濟290億元，軟件規模每年20億元，園區佔地200萬平方米，園區人數3000人」。這個烏托邦式的規劃在遞交的2個月後，居然被正式批准為國家火炬計劃項目。
托普的高調運作，加上國家部門的深度認可，使得宋如華的跑馬圈地充滿了大喜劇的輕快色彩。他成了各地市長們爭搶的「香餑餑」和座上客。幾乎所有的軟件園項目都被列為市長的「一號工程」，政府對其用地更是給予了最優惠的出讓價格，有些心情急迫的地方甚至是免費送給了托普。很顯然，對一些地方官員來說，引入托普的軟件園項目，是一個很可以自豪的政績工程。正是在這種各懷心思的合力推動下，托普軟件園的園區面積也是一個比一個大，從鞍山、紹興的五六十畝起步，到嘉興的台商信息產業園已經達到佔地4500畝的空前規模。宋如華的投資額也水漲船高，從一開始時的1億元到後來信口開河的100億元。宋如華也很能體會官員們這種好大喜功的心態，因此在園區定位和規劃上，大打「形象牌」。在上海南匯建東部軟件園時，他突發奇想地將之設計成一張「世界地圖」：「五大洲」被設計為園區中的人工湖，房屋和道路都設計在「四大洋」上，東面壘起一個高坡，宛若虎頭，西邊一溜土堆，號稱龍形，美其名曰「藏龍臥虎」。這種土洋結合的奇妙構思，自然博得前來參觀的官員們的嘖嘖讚歎。
就這樣，從1999年到2002年的4年間，宋如華落子如飛，赫然成局，托普在全國數十個省市開建了27個軟件園，平均不到兩個月新建一個，佔用土地超過1.2萬畝。靠一個「軟件園概念」，宋如華竟成為中國企業界最大的地主。
托普建軟件園，動輒宣稱投入數億元乃至上百億元。其實，它投入的資金並不大，靠的是「在當地挖潛，利用地方資金和資源滾動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