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級的企業，應該誕生於一種先進的商業制度之中。壟斷當然能夠產生效益，就好像集權能夠帶來效率一樣，但壟斷和集權並不能與一種市場化的、公平的商業制度並存。讓人遺憾的正是，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中沒有一家是在完全競爭領域中誕生的，一種偏執的制度安排帶來了資源的歸集，它算不上是一個偉大者的誕生。世界級的企業，應該經歷過偉大的冒險和征服。當今被我們冠之以世界級企業的那些名字，從可口可樂、通用、德國大眾到索尼、三星，沒有一家不經歷了全球化的洗禮，沒有一個不是在激情的競爭中征服萬千，衝殺而出。在這份名單中也有過失敗者，如韓國的大宇、美國的ATT，但是，它們的倒下也是一次值得尊敬而富有價值的體驗。世界級的企業，還應該有偉大的管理思想和偉大的企業家。一個讓人慚愧的事實也許是，中國已經誕生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全亞洲最賺錢的公司－－而且將誕生越來越多的「市值第一」和「最賺錢的公司」，但是它們卻可能貢獻的是讓人乏味甚至反感的管理思想，在它們的背後有一群稱職的經理人和一隻巨大的壟斷手掌。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種讓人擔憂的事實。
在相關觀察中，另一種反應則是對中國企業家的討伐：譬如海爾、聯想，已經成長二十年，與它們同時誕生的德爾、思科甚至台灣宏碁，都已成就世界級的聲譽，可是我們的公司為什麼沒有達到那樣的高度？
這種譴責得到很多人的認同，但是卻並不是事實的全部。它們也許真的在某些關鍵時刻喪失了巨大的機遇。在90年代的後期，它們曾有機會通過核心技術能力的提高來獲得穩固的市場地位，結果卻十分不爭氣地陷入了價格戰的糾纏。在至今的中國製造業，那些著名的大公司幾乎都沒有完整的核心技術，這成為阻礙它們參與全球競爭的最大困難，也是它們最終無法成為世界級大公司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看到的是，這些企業的成長至少受到了兩個方面的致命限制：在產權所有上，它們天然地具有模糊性，這消耗了企業家大量的智慧並直接導致決策的迂迴。中國大企業在產權上所受到的困擾是「舉世罕見」的，很難想像一家所有權不清晰的企業能夠全心全意地投入於精密而激烈的商業大運作。在規模擴張上，它們沒有得到應有的金融支持，無法在最合適的時候完成那偉大的跨越。由於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刺激，中國最終放棄發展財團式企業的設想，這讓那些通過製造業而成功的企業無法獲得金融上的全力支持，一些試圖突圍的民間企業，如德隆、格林柯爾、華晨等則因操作的灰色和冒險而傾轍。
在過去的很多年裡，所有在完全競爭領域成長起來的中國新型企業無一不受到其中之一的困擾。在這個意義上，產權制度的畸形和體制的落後是造成中國企業無法完成世界級跨越的重要根源。
已經故去的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經用以下四個特徵來描述他心目中的「企業家經濟」：在充分市場競爭的政策環境中，量大面廣的中型公司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力量；職業經理人成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出現；管理作為一門技術被應用於廣泛的經濟和非經濟領域；企業家行為成為社會創新和新秩序建設的關鍵。在德魯克提出「企業家經濟」的上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正走出零增長的衰退困境，而在這次復興中，以軟件產業為代表的新興企業第一次替代政府成為了解決就業和擺脫經濟危機的領導力量。富有創新的企業家精神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的各個領域，並重新塑造了一代美國青年。
德魯克的這種描述是那麼生動，以致於每一個讀到這裡的人們都會將之類比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確，我們看到了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改革動機的多重性以及因之而帶來的制度設計，似乎使我們已經離「企業家經濟」漸行漸遠。如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觀察到的，「20多年來中國的改革，簡言之，是從等級特權轉向以資產界定權利那方面去。這是困難程度極高的改革，而不管怎樣批評，中國的經驗是史無先例的成功效果。」今後，我們需要觀察的是，等級特權是否在已經界定清楚的資產競爭中依然發酵，或者說，某種身份的資產是否擁有優先獲得資源和發展機會的特權。
壟斷的大量存在是國家之恥。世界百年商業文明的歷程證明，一個現代商業國家的演進過程，就是國有資本日漸自我瓦解的過程。在當今中國，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民營公司，都在實行著一系列美國化的公司改造，不出意料的話，到2010年之前，中國將出現亞洲地區最具美國公司特徵的公司群體。而在另一方面，與美國自由經濟制度並不相同的理念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經濟的成長。在公司治理結構上逐漸完成了改造的國有公司以前所未有的強悍姿態重新掌控了經濟發展的節奏，這中間的矛盾衝突將以何種方式爆發及化解，實在是一個很讓人好奇的課題。
2007年5月，已經78歲的吳敬璉出版《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在序言中，他充滿憂患地寫道，「中國的改革並不是一路凱歌，經濟改革所採取的從非國有部門入手、由易而難的策略，一方面減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助力，另一方面又使以雙軌制為特徵的尋租環境得以廣泛存在，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得以四處蔓延」他進而說，「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勢咄咄逼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潮流對於我們民族前途和未來的威脅。
在我看來，克服這種危險的唯一途徑，在於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實推進改革，建設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經濟和政治改革的遲滯，造成了兩方面的嚴重後果，第一，中國經濟繼續沿著依靠資本和其他資源投入驅動的粗放增長方式一路狂奔，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和經濟問題，第二，設租和尋租活動，以及隨之而來的貪污腐敗、貧富差別擴大和社會失范愈演愈烈，這些，都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強烈不滿。」這位當代史上最具人文氣質和道德勇氣的經濟學家寫道，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講，我們這裡的季節，既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前途無量，同時也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起奔向天堂，我們全又走向另一個方向。」
從1991年前後，吳敬璉率先提出「制度大於技術」，到2003年楊小凱警告「後發劣勢」，再到2007年吳敬璉、江平等人對法治市場經濟的再度呼喚，在三十年中國改革的後半程，中國的學者一直保持著對制度滯後的警惕與批判。如何建設一個健康、和諧、公平的商業國家，這將是2008年之後中國商業變革的最大命題，我們已經找到迷宮的出口了嗎？
印度聖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如果要改變世界，先要改變我自己。」這對成長中的中國人來說，也許有特別的意義。
從宏觀經濟和企業發展角度來看，2008年奧運會是展示國力和刺激內需的一個絕好機會，國民消費的信心和衝動將得到極大的提升，而在之後的兩年裡，中國還將迎來建國60週年的大慶、以及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這是一條充滿了無盡想像空間的繁華路徑。現在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它可能被打斷。
不過，在這樣的商業隆起中，我們做好了承受巨大財富爆炸的心理和道德準備了嗎？我們會不會陷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學者奈保爾所描述過的「自我崇拜的熱焰」呢？我們學會了扮演一個大國的角色嗎？我們是一個負責任的地球公民、企業和國家嗎？世界性的光榮與同樣龐大的危機，似乎一對孿生兄弟般地潛伏在中國企業家前行的遠方。對一個遼闊而充滿莫測的未來世界，臨事而懼，保持必要的敬畏，不是一種怯弱，而恰恰是一種成熟的修養。
時光對每一個人，每一個時代而言，都具有同樣的意義。昨日的叛逆，會漸漸演出成今日的正統，繼而又「供養」成明日經典。所不同的是，點燃的光芒將漸漸地燒成了灰燼，而人們則越來越少追究光芒之被點燃的起源。R·G·科林伍德在《歷史的觀念》中寫到：「時間把世界放置在一頭大象的背上，但它希望人們不再追問支撐大象的東西是什麼。」他又說，「我們可能走太遠了，以致於忘記了當初之所以出發的目的。」我們也許真的應該在30年的門檻上重溫當年出發的目的：這個國家要實現復興，這個民族要擺脫貧困，這塊土地要重回全球化的懷抱，這裡的每一個人要享受平等、民主的普世權利。
所謂的滄海桑田，僅僅三十年，就讓這一代中國人都看到了。
青春已經大江東去。對於這個時代，我們有種與生俱來的鄉愁，在這裡深埋著很多人的過去，當我們一步步地遠離一個時代的時候，才越來越清楚地感覺到它的存在。對於共同經歷的這段歷史，我們其實所知無多，很多事情還需要在事實和理性層面上抽絲剝繭，有些則仍在劇烈的衍變當中。商業界是一個充滿偶然性的領域，事實與結論之間並非是唯一對應的關係，也許今天我們陳述的細節，會在未來的某一時刻出現新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詮釋，而過了若干年後，再度發生有趣而陌生的新意。
也許在很多年後回望，人們會說，這激盪的三十年是一個多麼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質追求為目標，道德底線被輕易穿越，心靈焦慮無處不在，身份認同時時顛覆。所有的財富故事都曖昧不堪，很多企業家前途叵測。
不過，更多的人也許會辯護說，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正是這一段攜手走過的從前，這份經歷，包羅萬象，有汗水淚水血水，有蜜汁苦水狼奶。它催生了一個時代的偉岸和壯觀，也同樣滋養了世故、醜陋和空虛。我們遭遇的是一個空前複雜而大半面目未清的時代。急速變化的世界，茫然若失的個人命運，傳統與現代，個人與群體、不同利益集團的衝撞和考問，這是三十年的成長底色；「一年改變不如想像，五年改變難以想像，十年改變不敢想像。」，這是三十年的演變驚歎。在這段創世紀般的大歷史裡，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從來都不是觀光客，偉大的夢想將繼續從茫茫無邊的草根中轟然誕生，那種追求世俗的本身，也具有了一種難以言說的浪漫主義的詩意。
在通往未來的道路上，這個正在生成中的、嶄新的世界，一定還藏著我們未尚知曉的答案，也許最好的未尚來臨，也許在繁榮生成的時候，腐爛已經開始。
儘管有著種種的抱怨、失落和焦慮，但是，過了很多年後，我們也許仍然要說，那是一個好的時代。因為，它允許新的可能性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