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太嫩，我們公司經過十年的順利發展沒有經歷過挫折，不經過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確道路。磨難是一筆財富，而我們沒有經過磨難，這是我們最大的弱點。
——任正非《華為的冬天》2001年
發生在中國股市的激烈辯論以及藍田、中科創業式的醜聞，在今後的幾年裡還將此起彼伏地上演，一直到2004年的夏天才會有一個階段性的了結。【事實上，從2001開始，以呂梁崩盤為標誌，資本市場上的莊家們已經陷入苦戰，三年後倒塌的中國「最大民營企業」德隆集團董事長唐萬新後來承認，「2001年之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處理危機。」企業界對流行了多年的「資本經營」也開始提出質疑，因一連串成功併購而當選2001年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的華潤集團總裁寧高寧在獲獎演說中出人意料地說道，「中國企業界在過去製造了很多很有害的詞，資本運營這個詞是其中之最。你在所有的成功企業特別是西方的成功企業辭典裡，找不到資本運營這個詞。」】現在，讓我們再次回到宏大的時代敘述中。天才的英國女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曾經講過一句很神秘的話，她說：「1910年的12月，或在此前後，人性發生了變化。」西方文學史家據此而將這一年份視為現代主義文學時代的肇始。在當代史上，2001年便是一個發生了「本質變化」的年份。
在後來的很多年裡，當歷史學家開始敘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往往會以2001年9月11日作為起點。這幾乎是一個沒有預兆的日子，美國時間上午8點45，一架波音767在飛離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不久後就被劫持，撞毀在紐約曼哈頓的標誌性建築－－世貿中心的北樓，18分鐘後，第二架飛機撞毀在南樓，曾經是「世界第一高樓」的世貿中心在濃霧中轟然倒塌，9點45，接著又有飛機被劫持後撞向五角大樓一角，此次連環襲擊造成3646人死亡。「9·11事件」讓美國陷入了極度恐慌，同時也引起了全世界的空前震驚。來自阿富汗的恐怖主義組織「基地組織」和它的領導人本·拉登宣佈對這一事件負責。一個月後，美國隨即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到2005年，美國再次以反對恐怖主義為由發動了伊拉克戰爭。
「9·11」徹底改變了人們，特別是美國人對世界的基本判斷。《新聞週刊》把「9·11」看作是一個純真年代結束的標誌。在過去的10年裡，隨著前蘇聯的解體和東歐諸國的變色，人們已經從「冷戰」鐵幕中走出，一個新的以全球商業主義為核心、以經濟發展為主旋律的國際秩序開始形成。每個國家都在適應這個新的現實，一些過去為自身古代文明而驕傲的國家現在爭當「新興市場」，過去超級大國的峰會甚至聯合國大會的風光都讓位給每年在瑞士舉辦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推動歷史的力量似乎不再是戰爭、意識形態和權力政治，而是經濟、資本和技術。然而，「9·11」的發生突然打斷了這一切，本·拉登以極端的方式宣告了一種新戰爭形式的誕生——恐怖戰，恐怖組織成為一支非國家、卻對國際安全產生重大影響的力量。全球的政治格局重陷混亂，至今混沌未解。世界銀行在本年度《世界發展報告》中說，「當意識形態的戰爭剛剛告一段落之後，東西方再次以宗教見解的分歧展開了對峙，這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將是更為深遠的。」
如果說，「9·11」改變了美國對世界的態度的話，那麼，也是在2001年發生的安然事件和世界通訊公司醜聞則讓人們對美國公司的監管制度產生了質疑。安然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在《財富》雜誌公佈的2000年世界500強排名中名列第七，全年銷售額超過1000億美元，這家公司一直是華爾街競相追捧的寵兒，它連續4年獲得「美國最具創新精神的公司」稱號，安然股票是所有的證券評級機構都強力推薦的績優股，股價高達70多美元並且仍然呈上升之勢。可是，就在今年初，它被發現存在財務報告作假的嫌疑，它的高管層一直在悄悄地拋出手中的股票套現，而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公司也深度參與到作假事件之中。到8月份，猜測被證實，安然股價大跌，到12月2日，安然不得不申請破產保護，安達信受牽累被迫放棄在美國的全部審計業務，並最終被肢解。與安然事件幾乎同時發作的還有美國世通公司MCI的財務醜聞，這家全美第二大長途電信公司被發現在過去的兩年裡通過虛構營業收入、誇大利潤等手法欺騙投資人。到2002年7月，深陷造假帳風波的世通公司以不堪負債300億美元而申請破產保護，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宗公司破產案。
這就是2001年的美國。「9·11」事件、安然和世通醜聞以及餘波蕩漾的納斯達克股災，讓這個全球第一大國的外交政治及國內經濟突然變得動盪不已。也就在同時，在遙遠的中國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在今年的美國商業界，唯一值得驕傲的事件是蘋果公司的喬布斯推出了舉世驚艷的iPod網絡音樂播放器，它很快成為繼日本索尼的walkman之後最受媒體垂青的新產品之一，在之後的6年時間裡為公司股東增加了900億美元財富】這裡也正發生著幾件重大的、影響長遠的事情，不過卻要喜慶和光亮得多。
今年7月13日，北京時間22點整，萬眾矚目的2008年奧運會舉辦城市終於在莫斯科國際奧委會第112次全會中揭曉。中國的北京，加拿大的多倫多，法國的巴黎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進入了最後的角逐。在一片寂靜之中，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宣佈最終的當選城市，他只用雄渾的聲音說了一個詞：BEIJING!千里之外的華夏大地頓時四海沸騰、煙花滿天。北京宣佈計劃投入2800億元用於基礎設施和場館建設，中國社科院預測，在今後幾年內奧運經濟將使中國的GDP增加0·5％，一直到2008年，奧運會一直是中國宏觀景氣持續上揚的重要投資拉動和心理期盼因素之一。
10月7日，中國男子足球隊在瀋陽五里河球場以1：0戰勝阿曼隊，歷史性地衝進了世界盃決賽圈。那又是一個無比歡騰的不眠之夜，足球是「中國第一體育運動」，男足出線實現了吶喊多年的「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夢想，它被認為是中國崛起的象徵性事件之一。
11月10日，又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這天下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辦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國家以全體協商一致的方式，審議並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定。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代表中國政府在議定書上簽字。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世貿組織總幹事穆爾對新華社記者說，中國入世，是我一生最榮耀的時刻。
申奧成功、男足出線、加入世貿，這一連串的大喜事齊齊擠到了2001年，令中國人在新世紀的一開始就赫然有一種「大起」的感覺，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幸福和滿足感。也正因為如此，「2001是中國年」的說法不脛而走。
就在中國加入世貿的前後，預言中國的未來與走向成為全球經濟圈最熱門的話題。日本通產省在一份白皮書中首次提到，中國已成為「世界的工廠」，在彩電、洗衣機、冰箱、空調、微波爐、摩托車等產品中，「中國製造」均已在世界市場份額中名列第一。經濟學家進而認為，中國公司將象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一樣，開始征服全球的旅程。與此相關，「中國威脅論」也油然而生。
當然，跟上述觀點完全不同的聲音也出現了。一些學者預測，隨著市場的日漸開放和跨國資本的席捲而來，早已搖搖欲墜的國營經濟體制將不堪一擊，那些老邁和缺乏活力的國營企業將很快被逐出市場，這將影響中國經濟的宏觀穩定和持續發展。一個名叫章家敦的美國華裔律師還出版了《中國即將崩潰》一書，聲稱中國經濟繁榮是虛假的，在加入WTO後的強勁衝擊下，中國的現行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堅持5年。投資銀行所羅門美邦則預言，中國加入WTO的前5年將會出現4000萬人失業，嚴重的就業壓力將遲早把這個國家壓垮。與此近似的論點還認為，中國以高投入、低產出為特徵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礎上的發展模式，正在步入死胡同，中國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長將難以為繼。
若干年後的事實將證明，上述的所有預言都沒有「自我實現」，中國的經濟和企業成長，仍在按自己的邏輯曲折前行，而與那些過於樂觀或悲觀的猜想無關。自1991年費正清去世之後，西方主流世界再沒有出現第二個客觀而清醒地瞭解中國的經典觀察家。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主編張力奮寫道：「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經濟活力的一個標誌是，幾乎每隔幾年，中外經濟學家們就不得不換一套思路，採用新的語言或概念，來描述分析中國新的經濟現象。中國經濟的命運，正是在這些框架與概念的轉換中，慢慢脫胎換骨，與國際遊戲規則的共同語言日益投機，漸而接軌上路。」今年秋季，《紐約時報》採訪《不確定的年代》作者、曾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約翰·加爾佈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請他談談未來的中美關係，94歲的加氏剛剛從另一個正在崛起的東方國家印度歸來，他用敬畏的口吻說，「在那裡，我一半的知識是錯的，另一半是沒有用的。」對於中國，他說，「我們對中國的很多預言都僅僅是一已的猜想。」
WTO對中國的影響是一個持續而近乎漫長的過程，在漸進式變革的中國，從來沒有一種變化是旦夕生成的。事實上，開始於1998年的「國退民進」便是應對這一變局的重大戰略決策，國有資本集團的進退及重組無一不是根據WTO的市場開放時間表來制訂的。對於另外一個利益集團－－跨國公司而言，中國加入WTO也同樣意味著戰略的重大調整。在三個層面上發生的變化是顯著的。
一是跨國公司的行業選擇出現了微妙的轉變，它們開始從競爭性領域進入到壟斷或准壟斷領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曾經發現了一個很獨特的「中國特例」，一般而言，跨國公司進入發展中國家，往往會選擇資源性的、與政府關聯緊密、資本投入較大的領域，如能源、金融、電信等等，然而它們在中國的戰略卻全然不同，在改革開放的前、中期，進入中國的跨國企業絕大多數是在完全競爭市場領域，獲得最大成功的是生產飲料和洗髮水的可口可樂、寶潔，以及家電業的日本公司。很多歐美經濟學家對此頗為不解。黃的解釋是，跨國公司在一開始都從人口的數量上來想像中國市場，而國內企業又都不堪一擊，其次，則是這些外國人還不知道如何跟計劃體制中的政府官員建立關係，也不知道如何通過影響中央政策來博取利益。十多年之後，情形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特別是2002年之後，黃發現的這個「規律」便失效了，在消費品領域跟中國新興公司殺得難分難解的跨國企業－－譬如在家電領域，如果不是本土企業犯下致命的錯誤，跨國品牌很可能全軍覆沒－－開始轉入到資源性行業，它們獲得了優先的投資合作權；
二是跨國公司的金融性投資大大增加。2001年之前，在中國獲得成功並廣為人知的全是實業投資型企業，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被稱為「門口野蠻人」的國際金融資本開始躍躍欲試，然而，由於中國匯率制度的獨立性，它們很難找到切入的機會，1998年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對香港的狙擊被證明是一次失敗的試驗。中國加入世貿之後，金融市場的開放被排上了時間表，各大跨國金融機構明顯加快對中國的業務佈局。就在2001年前後，匯豐、花旗、友邦、渣打等銀行相繼把地區總部從新加坡或香港遷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