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意義上，「公開信」其實是福建官員借廠長經理之口，唱出的一台「鬆綁雙簧戲」。事實上，自「鬆綁信」後的二十餘年間，中國企業家再也沒有以集體的、有組織的方式開展過權益爭取的行動。黃文麟的這個異乎尋常的戲劇性行動，在當時顯然得到了省委書記項南的默許和鼓勵。黃將公開信在會議當日就直送到了項南的辦公桌上，後者一收到信，立即批轉給了《福建日報》，還提筆替報社寫好了「編者按」。第二天，公開信便在日報的頭版頭條刊出。當日，福建省委組織部就拿著報紙組織研究，決定在企業人事任免、幹部制度改革、廠長權力等三方面，給企業「鬆綁放權」，其他的主管部門也紛紛下文，表態「不當新『婆婆』，堅決搞改革，支持『鬆綁放權』」。一周後，北京的《人民日報》在二版頭條顯著位置，報道了55位廠長、經理呼籲「鬆綁放權」的消息，還配發了相關的「編者按」，對福建省有關部門重視呼籲大加讚賞。至此，全國報紙紛紛轉載、評論，「鬆綁」新聞演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事件。
在企業史上，它是中國企業家第一次就經營者的自主權向資本方——政府部門提出公開的呼籲，它之所以會滾雷般地引發全國性的轟動，實在是因為這種聲音已經被壓抑太久太久了。儘管它的產生其實帶有很強的政府操作的色彩，不過在實際的效果上確實對全國的企業改革起到了強力催化的效應。「公開信」帶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它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的議題，呼籲通過擴大權力調動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這一呼聲很快成為一種共識。
5月10日，國務院順勢頒發《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不久後又做出《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決定》，直到兩年後，國務院發文全面推行《廠長經理責任制》，明確規定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廠長（經理）是一廠之長，是企業法人代表，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處於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鬆綁新聞」是國營企業改革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公開信」發表的3月24日還一度被命名為「中國企業家活動日」。此後，國營企業家們還將為自主權的全面落實抗爭十多年。2004年，在「鬆綁公開信」發表20年之際，有記者追訪當年的55個企業，結果發現，其中1/3破產，1/3被民營或外資公司兼併，還有1/3處境艱難。公開信的參與者之一、福州閥門總廠的原廠長陳一正對來訪者說：「我常常問自己，當時要的權用好了嗎？」
隨著宏觀調控的鬆動，外資進入中國的熱情又被點燃了。松下幸之助又一次來到了中國，這時候的他已經是一個頭帶光環的傳奇人物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他的管理思想一直受到頂禮膜拜。而鬆下來中國，並非僅僅是為了傳播他的思想，更多的是為了推銷他的那些剛剛從日本工廠被淘汰下來的彩電生產線設備。這一年，青島的海信、四川的長虹和廣東的康佳相繼引進了松下的彩電生產線，到1985年前後，中國一共引進了105條日本的彩電生產線，日本企業成為第一批在中國賺到錢的跨國企業，而那些引進了生產線的中國企業也迅速地崛起。在一個消費日漸甦醒的國家，生產的能力和設備的先進性往往是最強大的競爭力。
在上海，第一家進入中國的跨國汽車公司結出了碩果，德國大眾的桑塔納汽車組裝成功，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宣佈奠基，德國總理科爾和中國總理李鵬都出席了盛大的奠基儀式。而在上一年，中國第一輛自己設計和生產的汽車品牌——「紅旗牌」轎車悄悄停產了，這款轎車當時是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主持下研發出來的，它的出現曾經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被認為是中國走向工業現代化的「里程碑」。在1984年，我們無法從當年的報紙上找到這一條新聞，因為它實在帶有太強的、意味深長的寓意性，沒有人希望放大其中的任何含義。一些新的合資公司也紛紛成立了。在北京，新創辦的四通與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達成協議，開發中文文字處理機，這款被定名為「四通2400」的打字機在隨後幾年內將風靡全國；在南京，南汽與法國的依維柯簽約，開始生產該品牌的汽車；在上海，郵電部門與阿爾卡特集團聯合創辦了上海貝爾電話設備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個研製生產程控電話交換機的中外合資企業。
1984年，是一個充滿著暗示和懸念的年份。早在1949年，英國著名政治諷刺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Orwell）創作了一部虛幻預言小說，書名為《1984》。小說中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在虛幻中的1984年生活在一個叫歐什尼亞的極權專制國家。當1984年真的到來的時候，世界並沒有像奧威爾描寫的那麼恐怖。相反，市場的力量似乎佔據上風，裡根——撒切爾主義大行其道。在全球商業世界裡，也跟劇烈變化中的中國一樣，正進入一個重新洗牌的年份。一些傳統意義上的大公司或被分拆，或陷入困境，而新的產業正萌芽待放，新的公司英雄已呼之欲出。當年度世界最轟動的企業新聞，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被分拆。
這家由電話發明人亞歷山大·貝爾創立的公司曾經是「美國的象徵」，它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初，公司的總資產達到1500億美元，年銷售收入700億美元，約占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到1984年，公司僱員總數達到100萬人，股東逾300萬。長期的壟斷經營，使這家偉大的公司變成泥足巨人。當時，日本生產的松下電話機售價僅20美元，而AT&T的電話機製造成本就要20美元，維修費用更高達60美元。從1月1日起，貝爾公司分佈在全美各地的22家子公司被分拆重組為七家獨立運營的公司。這是一項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它一舉打破了美國電信業的長期壟斷，也為AT&T公司這個巨人鬆了綁。從長遠看，它徹底激活了電子業務的成長，為互聯網技術的突破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我們之所以要在一部中國企業史中，以一定的篇幅來描述這段歷史，是因為它對今後中國國營企業，特別是那些壟斷性公司的改革提供了借鑒。在日後的篇幅中，我們也將描寫這些公司的漸進式改造。
當我們評估其得失時，AT&T無疑是一個很值得參照的案例。與AT&T被分拆幾乎同等重大的事件是，這一年的1月24日，蘋果電腦公司發佈了麥金托什（Macintosh）家用電腦，這一天後來被《時代》雜誌評價為個人電腦大眾化普及的第一日。在此前的1976年，蘋果就推出了首台個人電腦，而IBM公司並未給予重視，覺得那不過是電腦業餘愛好者的玩意兒。但在1981年夏天IBM突然以IBMPC重拳出擊，並以其備受企業信賴的品牌推動PC市場迅速成長。而此刻，蘋果推出充滿個性的麥金托什電腦，並投入了巨額廣告，它真正激活了全球的家庭電腦市場。富有創意的蘋果總裁史蒂夫·喬布斯用一則充滿暗示的電視廣告描述了這個時代的到來：一排排面無表情，機器人似的光頭男子走進一個陰森森的大廳，坐在那裡接受一個從巨大屏幕上映出的「大哥」模樣的人的訓話。這時一個手握三尺鐵錘，身材健美的女子衝進了大廳，她在一片驚愕的目光中把「大哥」訓話的屏幕砸得粉碎。
這時雲開霧散，光芒四射，一個莊嚴的聲音伴隨著屏幕上映出的文字：「1984年1月24日，蘋果電腦將推出麥金托什，你會明白為什麼1984年不會是小說中的1984年。」在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19歲的一年級醫學系學生邁克爾·戴爾看到了喬布斯的這則令人印象深刻的電腦廣告，這直接刺激了他的創業慾望，在過去的一年多裡，他常常逃課，躲在寢室裡癡迷地組裝電腦。喬布斯的廣告讓他確信，電腦這個工具將極大地改變人們工作的方式，而且成本將逐漸降低。他決定馬上開辦自己的戴爾電腦公司，他對聞訊坐飛機前來勸阻的父母說，「我想跟IBM競爭」。戴爾的競爭辦法當然不是去另外建一個IBM——他只有1000美元的創業資金，這位天才的商人將用一個簡單的問題來開展事業，那就是，「如何改進購買電腦的過程？」他的答案是：把電腦直接銷售到使用者手上，除去零售商的利潤抽取環節，把這些省下來的錢返回給消費者。
把19歲的戴爾與40歲的柳傳志做一個對比，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們在開創事業的第一天都遇到了IBM，前者的思路是通過直銷的方式全面顛覆已有的電腦銷售模式，後者則成為了電腦巨人在中國的一個渠道代理商。在西雅圖，已經創業九年、在軟件產業奠定了自己地位的微軟公司年輕總裁比爾·蓋茨也看到了喬布斯的廣告，他興奮地對《流行科學》的記者說，「如果喬布斯無法取得成功，市場將被PC佔據。不過我們對蘋果機非常狂熱，如果它可以達到生產目標，我們預計1984年半數的微軟零售收入將和麥金托什相關。」也就在此後不久，他為自己的公司設定了那個著名而偉大的理想：「讓每一張辦公桌，每一個家庭都擺上電腦。」受到感召的不僅僅有戴爾和蓋茨，在舊金山，一對名叫桑迪和倫納德的夫妻用五美元註冊了思科系統公司，他們正在研究一種叫路由器的新產品，這個白色的小盒子可以讓多台電腦互相通訊和共享信息，正是這個革命性的產品讓日後的互聯網浪潮成為可能。戴爾和思科的出現，基本上代表了日後新技術公司的兩種成長路徑：獨一無二的商業渠道模式，或高度壟斷的核心技術優勢。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公司與美國公司之間的距離，並不在於創始資本的大小，而在於各自對產業成長的視野和理解的差距。
1984年，是一個騷動而熱烈的年份。「我們都下海吧」，所有的年輕或不太年輕的人們都在用這樣的詞彙互相試探和鼓勵。新中國成立後共有三次下海經商浪潮，這是第一次，其後兩次將發生在1987年和1993年。經過將近六年的醞釀和鼓動，「全民經商」熱終於降臨，當時在北方便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根據《中國青年報》做的一份調查，當年最受歡迎的職業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車司機、個體戶、廚師，而最後的三個選項分別是科學家、醫生、教師。「修大腦的不如剃頭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是當時社會的流傳語。在這一年的最後，還是讓我們用那個即將成為中國第一個「首富」的四川人來結尾。8月，牟其中第二次出獄了，這次他被關了11個月，罪名仍然是「莫須有」。他是8月31日被放出來的，9月18日，他就匆匆召開了中德復業懇談會，10月5日，將中德商店升格為中德貿易公司，很快又升級為中德實業開發總公司。
數年後，他的公司再度更名為南德，而他將1984年作為公司的創始年。在自己的新辦公室裡，他掛了一幅《好貓圖》，三隻活潑、靈巧的小貓姿態各異地匯聚一起，它暗喻著「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上端橫幅寫著「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這很像一個政治理想，而不是商業上的理念。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個季度裡，他一直在忙不停地註冊公司，他辦了一個「中德企業管理夜校」，想把它辦成一個培養商海鉅子、企業家的搖籃；他組建「小三峽旅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想要成立董事會，並發行股票；他還註冊了中德服裝工業公司、中德竹編工藝廠、中德造船廠、中德霓虹燈裝潢美術公司、商品房建築公司。座鐘倒賣的成功讓他自視為商業上的天才，彷彿天下生意均靠他神指一點便會金山成堆，善於天馬行空而惰於落實執行的商業性格在這個時候已經畢現無疑了。到年底，他的每一個項目都半途夭折，不了了之，不過這並沒有讓他產生挫折感，他只是覺得萬縣這個彈丸之地實在太小了。第二年的開春，他將要去重慶，去北京，去一個更遼闊的天地，那裡才能為打造他的商業帝國，舒展夢想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