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平凡而寧靜的江南午後，盛夏初至，所有的嫩綠都漸變為成熟的顏色，陽光從厚重的雲層外頑強地透進刺眼的光芒。高窗之下，大運河一如往昔地無言流淌，前不見來源，後不見去途。此刻，在我的週遭，有的只是善意的沉默，沒有思想，沒有問題，甚至，沒有歷史。
就這樣，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日子裡，我結束了長達八年之久的漫長創作，一時間，手足無措。
「對歷史的本質我始終迷惑不解」，這是法國作家羅蘭·巴特的一句名言，我把它借用為《激盪三十年》的序言標題，也正是從這裡出發，我由近及遠，溯源而上，繼而完成了兩卷本的《跌蕩一百年》，然後是這部《浩蕩兩千年》。在整個創作的過程中，關於歷史的敘述和追問，從來挾帶著我對自己所處這個時代的期望、不安和恐懼。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我所有的寫作都是為了一一回答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現在看來，它們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我想起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卷中提出過的一個嚴肅問題——「歷史有意義嗎？」
所謂的歷史，看上去是一些堅硬的存在，作為後來的研究者無非從眾多的線索中尋找一切發生的「因緣」，然後以一定之邏輯，組合為自成體系的「結果」。悲劇性的可能有兩種，第一，研究者錯結「因緣」，得出荒誕不經的「結果」，第二，學習者自結「因緣」，得出超出研究者初衷的「結果」。
這兩個常常發生的悲劇，對研究者都是殘酷的懲罰，並最終得出「歷史沒有意義」的浩歎。提出這個問題的波普爾看來對此有很清醒的認識，他因而自問自答說：「我主張歷史沒有意義。但這個主張並不意味著我們能夠為歷史所做的一切顯得束手無策，或我們必須把它當作一種殘忍的玩笑來看待……儘管歷史沒有目的，但我們能夠把我們的目的賦予其上，而且，儘管歷史沒有意義，但我們能夠給予它以意義。」
波普爾式的無力感，以及因此促生出的理性頑固，至今讓我癡迷而不能自拔。
在創作「企業史三部曲」的這些年裡，我深深感覺到，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革，若因循舊規，當然不行，而如全盤照搬歐美，恐怕也難以成全。這就好比，舊瓶裝不了新酒，可拿別家的新瓶來裝，也會讓自家的美酒變味，這正是中國改革的難處所在了。能否在傳統國情與普世規律之中探尋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史海蒼茫，關山似鐵，我僅僅是一個旁觀者。我想，我已盡力，儘管這是那麼的微不足道。我寫出了所探尋到的若幹事實，它已構成為一種存在，如一件燒製完成的器皿，風雨如晦，獨立於一切之外。
本次寫作，我得益於眾多的先哲、前輩、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他們給予我的知識、鼓勵與批評，構成了寫作的重要部分。對於所引用的、重要的史料來源及觀點，我以兩種方式予以了呈現－－在正文中直接引用，或在文後加以腳注。書中所有的錯誤，均由我承擔責任。
我最要感謝的，仍然是邵冰冰和吳舒然同學。「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這是我一貫來的生活準則，我無悔於八年的投入，不過，她們卻為我的工作犧牲了自己的生活，我將在餘生中拿所有的時間補償。
《佛經》中說，「若佈施時，施者、受人及財物三事，皆空不可得。」
一切皆有法，應作如是觀，作者、讀者及作品三事，皆空不可得。
在我的一生中，這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午後。
吳曉波
2011年盛夏，於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