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戰國之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日漸讓位於商品經濟，到了兩漢，商貿越來越發達，職業分工趨於專業，然而東漢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踐踏破壞，主要表現有三：
一是貨幣無法正常發行。董卓之後「錢貨不行」，老百姓以穀物和布帛為貨幣，《晉書》記載，永嘉之亂後，河西一帶「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到後來，不得不進行實物交易，北齊時期，「錢皆不行，交易者皆絹布」，市場機能嚴重退化；
二是地方割據，塢堡林立，全國性的統一大市場遭到破壞。民眾躲避戰禍，嚮往封閉自足的自然經濟，陶淵明筆下的、那個「不知魏晉」的「桃花源」成了最美麗的生活理想。北朝後期的儒生顏之推（531－約595）寫過一部流傳甚廣的《顏氏家訓》，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孫們說，「最好的生活就是自己耕田吃米，親手種桑織麻，所有的生活器具，從一隻雞到一頭豬，從一把鋤頭到一根蠟燭，都是能自給自足的，所求於外部世界的，只有鹽而已。」
三是城市文明屢興屢毀。市井工商，事關民生，所以是一種「速生的植物」，只要有十年的太平時光，就一定會鶯飛草長，宛成氣象，二十年便能出現巨富之家，三十年可造就繁華都市，然後，政權動盪，兵戈再起，一切錦繡灰飛煙滅，輪迴重新開始。這便是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間，一再上演的劇目。此等故事，以洛陽最為著名。
洛陽在兩漢時期已是天下出名的繁榮之地，公元186年，發生董卓之亂，董軍攻佔洛陽，將方圓200里以內的宮室和民房一律焚燬，把數十萬人向長安驅趕，洛陽化為—片廢墟，曹操曾賦詩記錄道：「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焚燒。垣牆皆頓僻，荊棘上參天。」曹魏時期，洛陽被定為首都，再度復活，盛極一時。公元301年的「八王之亂」時，洛陽先後四次被叛軍洗劫，被殺民眾達20萬之眾。到了「永嘉之亂」的公元311年，匈奴人劉曜攻陷洛陽，燒燬坊市，殺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再毀。到公元493年，魏孝文帝遷都於此，洛陽重新恢復生機，歷三十年，再次成為北方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其文物典章，極為可觀。
北魏文學家楊炫之在《洛陽伽藍記》中詳盡記錄了當時洛陽的繁華：出西陽門四里，有一個規模驚人的「洛陽大市」，方圓八里，按行業分類，有通商、達貨、調音、樂律、退酤、治觴、慈孝、奉終、准財、金肆等十個大商業區；城東有專賣南方水產的集市和馬市，城南四通市賣本地水產。在洛陽的市場裡，吃、穿、戴、用、玩樂之物，婚喪喜慶所需物品，還有天下難得之貨，應有盡有，南北口味色色俱備，可以盡情享樂遊玩。在洛陽的市場裡，「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啟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奴婢緹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洛陽城裡最著名的大商人叫劉寶，他的店舖遍及全國，在州郡都會之處，都有他的宅子，各養駿馬一匹，據說他還能控制食鹽和糧食的價格。
由洛陽向西的國際貿易也十分活躍，「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從這段文字可知，從洛陽到羅馬，商脈綿延，萬物彙集，當時僅在洛陽經商並成永久居民的外國商人就達萬家之多，此城儼然已是世界上少見的國際大都會。
可是，到了公元528年，契胡族人爾朱榮發動叛亂，洗劫洛陽，把城裡的貴族富戶消滅殆盡，全城再次死寂。到547年，曾經目睹洛陽盛況的楊炫之看到的景像是：「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
這還不是毀滅的終點，隨著戰事的結束，洛陽竟再次復甦，可是，到了公元583年，東魏和西魏為爭霸中原，展開洛陽爭奪戰，東魏大將侯景攻陷洛陽後放火燒城，又把辛苦堆砌起來的繁華付之—炬。
魏晉南北朝期間，幾乎所有的大郡都市都經歷過類似的屢毀屢建，與洛陽齊名的中原重鎮長安至少遭過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則三次被夷為平地。在這樣的亂世之中，商業的衍續及商人的命運便如鏡花水月，永無定數。
自「董卓之亂」後的近四百年，是中國歷史上一段十分奇異的「插曲」。在這期間，人民飽受戰亂之苦，東漢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國已有人口7200萬，到公元265年司馬炎建立晉朝時竟銳減至2400萬，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復到3380萬，可是「八王之亂」爆發後，人口死亡過半，西晉南遷時，漢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萬。翻開這段史書，到處是殘酷殺伐、屠城流血、陰謀政變。
不過，魏晉南北朝又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思想大解放時期。隨著大一統中央集權的瓦解，思想禁錮被打開，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現奇葩爭艷的絢爛景象，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一書中稱：「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在這一時期，出現了難以計數的軍事家、繪畫家、文學家、生活家、宗教家。
另外發生的一個重大變化是，隨著西晉被滅，大量中原世族和民眾渡江南下，極大地促進了長江流域的農業和工商業經濟，中華文明開始了一次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大遷徙。
作為主流的政治和經濟型態，世族和莊園經濟在魏晉南北朝也出現了一個不斷衍變的過程。
曹丕創建魏國時，在官員推選制度上發明了九品中正制。政府在各郡州設置「中正官」一職，將當地的優秀人才分別品定為九級（品），以此選拔官員，其標準有三，分別是家世、道德和才能。這一制度推行之後，「中正官」一職務很快被各地世族壟斷，才德標準僅成擺設，家世成最重要的選材條件，於是便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景象，進一步強化了世族的參政能量。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評論說，此後，官僚逐漸貴族化了，那些「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的士宦們，多半不願去經商牟利，同時，商人要跨進政界，也不免遭受當時講究身份的障礙。
南北分裂之後，天下鼎沸，無權無勢的農民為了苟延生存，不得不依附於世族地主，從而更加增強了後者的力量。當時把世族修築的城堡稱為「塢堡」，在廣袤而動盪的北方原野上，到處林立著森嚴的塢堡，北魏時代，河北有韓、馬兩姓各兩千餘家，「劫掠道路，侵暴鄉閭」（《魏書·韓胤傳》）。甚至大族聚居，一個宗族就有將近上萬戶人家，炊煙連接，房屋比鄰而立，延綿不絕。據鄒紀萬在《魏晉南北朝史》一書中的統計，永嘉之亂後，塢堡組織發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有五十餘，冀州有百餘，雁門、太原等地有三百餘，關中地區最多，有三千餘，各地豪強紛紛結塢自保。
這些世族的勢力實在太大，北魏政權初建時曾實行「宗主督護制「，以利用這些世族地主來暫時地維護基本的社會秩序。在《北齊書·崔陵傳》中還記載了一個細節：當時中原以崔、盧、李、鄭為四大名門望族，其中又以崔姓為首，與崔家聯姻的都是堂皇家族，有一年，當朝的婁太后為博陵王娶親，納崔陵的妹妹為貴妃，太后特別關照前去提親的中使說，「一定要辦理得風風光光，千萬不要被崔家的人笑話了。」連皇室都擔心被崔家看不上眼，可見世族之顯赫崇高。
世族經濟歸根到底是權貴經濟，由權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徑，因此，在這種社會型態之下，「導致中國歷史上前所罕見的官商勾結與官僚資本。」
在各部史書上隨處可見各路世族諸侯靠割據一地而大肆斂財的事跡：三國時，公孫瓚據易京，自築高城，所寵信的人大多是商賈之輩，官商聯手，鬧得民怨沸騰。西晉的世族大吏刁逵「有田萬頃，奴婢千人」。到了北齊時，各位王爺提拔自己的屬官，大多從富商之中選擇，而一些高官的家裡，每天出入的都是富商大賈。連在邊境駐守的將領都沒有太多的心思用於軍事，而是以通商交易為主業。北齊政權還公開賣官，以致於「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廣州在當時已經是南部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南齊書》記載說，只要當上了廣州刺史，騎馬一過城門，就相當於得了三千萬的財產。
世族模式發展到魏晉晚期已經腐敗非常，世族子弟的富貴得來實在太過容易，早就失去了進取之心，他們穿著華麗寬大的衣袍，出門要坐車，進屋需扶持，還整日裡「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致於「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連馬與老虎都分辨不出，如此子孫，當然已不堪用世。所謂「魏晉風度」，正是世族門閥日暮夕陽的生動寫照。東晉之後的宋、齊、梁、陳四代，其開國皇帝都是「寒族」出身，而各級高級將領更是多由平民出身的人士擔任。
【企業史人物】石崇斗富
在整個魏晉時期，最出名的富豪是石崇（249年－300年），他便是官商一體的典範。
石崇是中國歷史上出了名的美男子，他的父親石苞當過大司馬。綜合各類史料來看，石崇致富靠的是三種辦法，一是搶劫，二是兼併土地，三是從事水碓業－－水力舂米作坊。
《晉書·石崇傳》記載，依著父蔭，年紀輕輕的石崇就出任南中郎將、荊州刺史，荊州是當時天下最繁華的州郡之一，石崇在這裡靠搶劫過往商客，而獲得了巨額財富。在完成原始積累之後，他繼而大量兼併土地，在洛陽城的西北方建立了一個方圓廣大的私家莊園－－金谷園，該園到底有多大面積，沒有文字記載，不過石崇在裡面圈養的美艷奴婢就有千人之多，足以讓後人想像。金谷園名氣非常大，甚至被寫進了《水經注》，酈道元謂其「清泉茂樹，眾果竹柏，藥草蔽翳」。
水碓是一種用流水帶動的舂米機械，是當時的一項「農業高科技」。由於這種水力機械投資較大，而且須截水推動，妨礙灌溉，常為朝廷禁止，所以唯有權貴者才可能得到特許經營，所得收入稱為「舂稅」，也就是說，它是一種能帶來暴利的壟斷性產業。《全晉書》記載，晉朝的開國功臣王渾就曾經上表皇帝，要求特許經營水碓，同時懇請在洛陽方圓百里之內，不得他人經營。石崇的金谷園裡有水碓三十餘處，壟斷了周邊地區的舂米業務。
由權而商，由官而富，財富得之容易且無需投資擴大再生產，所以奢侈揮霍也成必然，後世流傳的石崇故事，全部與斗富有關。
有晉一代，王家是最著名的世族之一，其中又以晉武帝的舅父王愷最有錢，石崇就跟他纏鬥不已。王愷飯後用糖水洗鍋，石崇便用蠟燭當柴燒；王愷做了四十里的紫絲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錦步障。有一回，晉武帝暗中幫助王愷，賜了他一棵二尺來高的珊瑚樹，枝條繁茂，世所罕見。王愷把這棵珊瑚樹拿去向石崇炫耀，石崇只瞧了一眼，就順手用鐵製的如意將之敲碎，然後，他命令手下的人把家裡的珊瑚樹全部搬出來，這些珊瑚樹的高度有三尺、四尺，樹幹之美更勝一籌，弄得王愷惆悵不已。
金谷園裡夜夜笙歌，每次聚飲，石崇必讓美人斟酒勸客。如果客人不喝，他就把美人殺掉。有一次，王家的另外兩個著名人士丞相王導與大將軍王敦去石家赴宴，王導向來不善喝酒，但怕石崇殺人，當美女勸酒時只好勉強飲下。王敦卻不買賬，硬拗著偏不喝，結果石崇連斬了三個美人。
石崇斗富甚至還鬥到了皇帝頭上，據《耕桑偶記》載，有一年，外國進貢一批十分珍貴的火浣布，晉武帝製成衣衫，跑去石崇那裡顯擺，石崇故意穿著平常的衣服迎接武帝，身後跟著從奴五十人，卻個個都身著火浣衫。
石首富如此張揚，當然難得善終，後來終於被安了個罪名，砍殺於東市。臨死前，他歎息說：「這些小子還不是為了貪我的錢財！」押他的人說：「你既知道人為財死，為什麼不早些把家財散了，做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