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掌握了週期性規律之後，范蠡提出另外一個重要的商業思想，就是「待乏」。所謂「夏則資皮，冬則資絺……以待乏也」。夏天的時候要儲備皮毛，冬天的時候要囤積薄紗，一切都需提前準備，等待貨物缺乏的時候，就可獲取百倍、千倍之利。《史記》說他「候時轉物」，根據季節、時令變化而轉運不同的商品。根據農業豐歉的規律，范蠡又將所有的商品分成兩大類，糧食類和非糧食類——田宅、牛馬等等，在他看來，這兩類商品的價格波動是相反的，在豐收的時候，穀物價格下降，人們對非糧食商品需求增多，其價格比如上漲，如糧食欠產，穀物價格上升，非糧食類商品必然價跌，所以，購進或拋賣，都應該順勢而動。
在「待乏」的同時，范蠡還強調薄利多銷，加快資金的流動，這樣才能獲得長久的利益。囤積居奇，自能獲取利潤，但又不可以賭博式的追逐暴利，「貨無留，無敢居貴」——手中的貨物不應該讓它久留，不要貪婪地追求過分的高價。他說，「所有商品都是因為過多或過少而變得便宜、珍貴的，一種商品一旦太昂貴，大家都去生產，就會變得便宜，太便宜了，沒人生產又會變得昂貴。手中的資金要像水一樣的流動起來，才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率。」他的這些商業思想，百世以降仍然不覺陳舊，「陶朱公」之所以成為富豪者的代名詞，顯然不僅僅因為財富之多寡，更在於他的智慧高超。
另據《史記集解》記載，范蠡還曾經幫助過一個窮小子變成了大富豪。
魯國有個叫頓的年輕人，貧困潦倒，他找到范蠡請教致富之道。范蠡告訴他，如果想要發財，就應該去畜養母牛，以繁衍牟利。於是，頓遷徙到晉國的西河(今山西西南)，在猗氏(今山西臨猗)南部畜牧牛羊。當時，這一帶土壤潮濕，草原廣闊。由於經營有方，頓的畜牧規模日漸擴大，「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頓在猗氏一帶起家，因此被稱為猗頓。
在經營畜牧的同時，猗頓又投資於池鹽業。山西的西南地區（今山西運城一帶）是古代中國最早進行池鹽生產的地方，其歷史可追溯到黃帝、堯舜之時，《詩經·南風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便是對鹽池生產的生動描述，運城當地也有民諺曰：「南風一吹，隔宿成鹽」。猗頓便在這裡開發池鹽，從事生產和貿易經營。據傳，為了加快販運速度，猗頓還開鑿了山西地區的第一條人工運河。
山西池鹽自古被視為「國之寶」（語出《左傳·成公六年》），猗頓投資其中，當然獲利非凡，很快成了一代巨富，後世常將他與范蠡同列而論，並視之為晉商的遠祖。
在中國歷史上，范蠡是第一個辭官經商的典範。在商業史上，堪與他相比較的人物，是1895年下海辦廠的晚清狀元張謇。由范蠡的故事可以看到，在春秋時期，自由商人的地位並不低下——若以兩千年國史論，竟可能是最高的，他們遊走在各國之間進行貿易活動，與世家貴族形成了分庭抗禮之勢，這一事實在各種史料中都有隱約的呈現。
《左傳》中便記載了這樣一個商人故事。公元前658年，晉大夫荀瑩被囚於楚，鄭國一個商人想把他藏在貨袋內偷運出境。這個計劃尚未實現，荀瑩已被釋放回晉。後來，這位鄭國商人到晉國，見荀瑩後並不居功，轉回齊國做自己的貿易。史家胡寄窗據此評論說，「一個大商人的活動可以往來於楚鄭晉齊之間，其經營規模之大當可想見。」
《淮南子·人間訓》中還記載了另外一個鄭國商人急智救國卻不願當官的罕見故事。公元前627年，鄭國商人弦高去周王室轄地經商，途中遇到一支秦國軍隊，當他得知秦軍要去襲擊鄭國時，便一面派人急速回國報告敵情，一面偽裝成鄭國國君的特使，以12頭牛作為禮物，犒勞秦軍。秦軍以為鄭國已經獲悉偷襲之事，只好班師返回，鄭國因此避免了一次滅亡的命運。當鄭國君主要獎賞弦高時，他卻婉言謝絕了，繼續去當他的商人。
就在范蠡生活的同一時期，在北方還活躍著另外一位著名的商人，他比范蠡小16歲，是孔子的弟子，名叫端木賜，字子貢（公元前520－公元前456）。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逝於公元前479年，與范蠡為同時代人，子貢則是他的七十二賢徒中最富有者——「最為饒益」，司馬遷直接把他寫進了《貨殖列傳》。他利口巧辭，善於雄辯，且有干濟才，辦事通達，深得孔子喜愛，許之以「達」，稱其為「瑚璉之器」。子貢兼有學者、官員和商人三種身份，他曾多次出任魯國和衛國的相，是一位活躍的政治縱橫家，同時，他非常善於經商。在《論語·先進》中，孔子將他兩位最心愛的弟子顏回和子貢做了有趣的對比，他說，「顏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卻窮得丁當響，連吃飯都成問題，而子貢不安本分，去囤積投機，猜測行情，且每每猜對。」
子貢能致富當然不是靠「臆猜」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家累千金」，「廢舉」的意思是賤買貴賣，「轉貨」是指「隨時轉貨以殖其資」，翻譯成白話就是：子貢依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賤買貴賣從中獲利，以成巨富。《貨殖列傳》還生動地描寫了子貢富足之後的情景：子貢乘著華麗的馬車、載著珠寶美玉，遊走在天下諸侯之間，所到之處，國君無不專門設席，以平等的禮儀來招待他——「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分庭抗禮」這個成語就出於此，體現了商人子貢與君王、諸侯們的對等關係。司馬遷接著很有感慨地評論說，「孔子的名聲能夠廣佈天下，也許靠的就是子貢的前後奔走吧？」
在《荀子·法行篇》中記錄了孔子與子貢的一段對話，頗能表現這對師徒在經濟思想上的落差。有一次，他們討論為什麼玉比較貴，而珉（一種低級玉石）比較便宜。子貢說，「君子為什麼貴玉而賤珉？因為玉比較少，而珉比較多。」孔子則深不以為然，他說，「君子怎麼可能因為繁多而賤棄某一東西，又因為稀少就珍貴某一東西呢？玉之珍貴，是因為君子把它看成是道德的象徵呀。」接著他洋洋灑灑地列舉了玉的「七德」：「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這段對話，在歷代道德家看來，當然可以讀出孔老師的學識高妙，然而在經濟學家看來，似乎還是學生子貢說得有道理，因為他就物論物，直接道出了「物以稀為貴」的樸素真理。在先秦時期，諸子百家往往把商品的價值與價格混為一談，子貢似乎無意識地將之進行了分辨，因此，胡寄窗便評論說，「在缺乏價值概念的初期儒家的經濟思想體系中，子貢能第一次接觸到價值問題，值得稱述。」
公元前四世紀到五世紀，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第一個思想高峰期，在東方的中國，相繼出現了老莊、孔孟、楊墨等諸子百家，催動了東方哲學的萌芽，在西方的雅典，則誕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眾多哲人，開拓了西方文化的淵源。
關於這兩座人類思想巔峰的高下，一直是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的命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可謂是東風西漸。在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法國的大思想家，如盧梭、伏爾泰對老子、孔子等人表達了高度的敬仰，伏爾泰甚至提出過「全盤華化論」。而到了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思想家的自主意識增強，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便認為，老子哲學反映了「精神的兒童時代」，而同時期的希臘古代則是「精神的成年時代」。如果從政治倫理上看，雅典在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的思考和實踐明顯更讓人神往，相對的，中國則從來沒有出現過直接民主這樣的事物。不過，若以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而論，西方世界似乎找不出比管仲、范蠡更有深度的人了。
這種經濟思想上的早慧，是多種原因所促成的。
其一，與中西方世界的早期經濟制度不同有關。歐洲在中世紀之前的漫長歲月中，一直流行的是自然經濟，封建領主的莊園自給自足，對商品交易的興趣不高，很少與外界發生經濟關係，所以宏觀經濟制度的創新空間十分有限。而中國則因為自然條件的原因，在很早就採行了一種更符合經濟原則的經濟制度，至少從有文字記載的公元前七世紀以來，中國就是一個語言相通、貿易自由的統一市場，產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階層活躍，以至於一些經濟史學家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只出現過政治性的封建制度，而未曾出現過經濟性的封建制度」。
自殷商以來，中國的統治者就特別強調社會分工，採取各種措施朝這個方向推進，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專業化的商品經濟，自春秋之後就被歷朝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由於社會分工的優越性，中國早期的生產技術發展得特別快。史家普遍認為，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傳統生產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產技術）比歐洲早八百至一千年。
其二，地方割據造就思想活躍和制度創新的巨大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