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還是一個運用價格來調劑經濟和增加國家收入的高手。他曾舉例說，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稅，而要征於原材料麻，麻價因課稅漲十倍，布價就可能因此而上漲至五十倍；同樣道理，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織帛，就可征課原材料絲的稅，這樣又可使織帛的價格上漲十倍。在國際貿易上，他主張根據不同的情況來對待國際價格水平，所謂「因天下以制天下」，如果國際商品的質量高過本國，他主張提高該商品在本國的銷售價格，這樣就可以引導外貨的輸入。如果要獎勵出口，就要壓低出售價格，「天下高而我下」。
管仲的經濟思想中，最為奇特的一項是鼓勵消費，他甚至倡導奢侈，這在古往今來的治國者中可謂僅見，在《管子》一書中就有一篇奇文《侈糜篇》。
中國歷代的治國思想向來以倡導節儉為正途，這顯然是長期短缺經濟的必然產物。然而管仲卻提出「儉則傷事」的觀點，在他看來，大家都不消費，就會造成商品流通的減少，從而妨礙生產營利的活動，故曰「傷事」。要如何才能推動消費，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費，甚至無比奢侈地去消費。
管仲的這一論述曾經迷惑了此後數千年的中國學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於此，要麼視而不見，要麼顧左右而言它，要麼百般替管仲聲辨。直到近世，歷史學家郭沫若才給予了比較合理的解釋。郭氏認為－－「他是肯定享樂而反對節約的，他是重視流通而反對輕視商業的，他是主張全面就業而反對消極賑濟的，為了能夠全面就業，他主張大量消費，甚至主張厚葬。他的重點是放在大量消費可以促進大量生產這一面。因而在生產方面該如何進行，如何改進技術之類的話，他就說得很少，幾乎可以說沒有。」
管仲倡導奢侈的理由是，「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就是說，只要不人為地堵塞利源，商賈就會日夜不息地從事營運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斷的消費，貧窮的人才有工作可做。為了強化自己的觀點，管仲甚至做過極端的比喻，他建議在煮蛋之前應先加雕繪，在燒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後淪之，雕橑然後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個富足的享樂主義者。孔子說他的奢侈堪比國君，「其侈逼上」，《史記》說他「富擬於公室」。《韓非子》和《論語》等書還記載，齊桓公把齊國市租的十分之三賜歸於管仲。
當然，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對侈糜的推崇，並不僅僅為了自己的享樂。在《管子·乘馬數篇》中，他談及了一個非常先進的觀點。他說，每當年歲凶歉的時候，人民沒有本業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台榭的修建，以增加人民的就業，尤其要僱傭那些喪失了家產的赤貧者。這時候修築宮室，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增加就業，平衡經濟。
這種通過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刺激經濟復甦、增加就業的做法，在當今之世並不罕見，可是在兩千多年前就有這樣的智慧，確實是讓人驚歎的。據美籍華人學者楊聯陛的考據，在漫長的中國經濟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989－1052）曾經有過類似的思想。
管仲有很強烈的民本思想。他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他不主張用嚴酷的刑罰來威懾百姓，因為「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麼如何才能做到「順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從其四欲」，即「百姓厭惡勞苦憂患，我就要使他們安逸快樂，百姓厭惡貧困低賤，我就要使他們富足顯貴，百姓厭惡危險災禍，我就要使他們生存安定，百姓厭惡滅種絕後，我就要使他們生養繁衍。」（「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他以為，為政者只要懂得這些道理，把給予看成是取得，就是從政的法寶了。（「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管仲治齊，很快就成為最強盛的國家，齊桓公曾多次召集諸侯會盟，儼然成為諸國的盟主，《史記》說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在整個春秋時期，齊桓公是第一個霸主。
然而，無論是齊桓公還是管仲，都沒有取周而代之的雄心，也沒有兼併各國的想法。他們理想中的霸業，就是成為列強中的老大，當一個「國際警察」。因此在國際事務中，管仲提出的口號是「尊王攘夷」。齊國有三萬裝備精良的軍士，是當時無人敢於爭鋒的兵力，管仲卻沒有用它去征伐四野，而是「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終齊桓公一代，只滅過譚、
遂兩個小國，甚至當宋、鄭等鄰國發生了內亂之後，管仲還設法幫助其君主復國。在國際公共關係上，管仲也顯得大手大腳，他派游士駕著高頭大馬，載滿珍貴的服飾和珠寶，到各國去訪問（「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當其他國家的使節到齊國來時，管仲則讓他們空囊而來，滿載而歸（「垂囊而入，稛載而歸。」）。
管仲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似乎更樂於用商戰的辦法來削弱其他國家的勢力。在《管子·輕重戍》中便記載了兩則十分精彩的案例。
齊國旁邊有兩個小國，莒國和萊國，多年以來與齊摩擦不斷。齊桓公即位後問計於管仲，「莒、萊兩國又有農田，又特產紫草（一種染料作物），國力不弱，如何對付？」管仲說「這兩個國家出產紫草，而我們卻出產銅，您就派遣一些沒有作戰經驗的士兵在去採礦冶銅，鑄成貨幣，再用它高價購買兩國的紫草。」
莒、萊兩國的國君聽說齊國高價收購紫草，當然大喜過望，在他們看來，銅幣是人們所珍重的，而紫草則是我國特產，用我們的特產換取齊國所有的銅幣，這樣一來，齊國終將被我們兼併。於是，兩國民眾在政府的號召下紛紛放棄了糧食生產，而去種植獲利更高的紫草。第二年，管仲突然命令所有採礦冶銅的士兵全部回去種糧。然後，停止向莒、萊兩國進口紫草。如此一來，兩國糧價頓時大漲，每鍾糧食竟高達370錢，而齊國的糧價只有每鍾10錢，莒、萊之民紛紛投靠齊國。經此一役，兩國國力大減，不得不歸附齊國。
另外一場商戰發生在齊和魯、梁之間。魯國和梁國都是東方的大國，特別是魯國，向來與齊國並稱「齊魯」。
魯、梁兩國的民眾擅長織綈，這是一種色彩光亮、質地絲滑的絲織品，用以裁剪而成的衣服是當時最高檔的服裝。管仲就懇請齊桓公帶頭穿綈衣，還讓他的左右侍從也同樣跟隨。很快，穿綈織的衣服成了齊國上下的時尚。雖然綈的需求量猛增，供不應求，管仲卻不允許本國人生產綈織品，而是一律從魯、梁國進口。為了大張聲勢，他還特意安排齊桓公穿著綈衣到齊國與魯、梁交界的泰山南面去炫耀了十來天。管仲召集這兩國的商人，對他們說，「你們為我織綈十匹，我給你們三百斤銅，如果織了百匹，我就給三千斤銅。這樣一來，你們兩國即使不向人民徵收賦稅，財用也足夠了。」
魯、梁兩國如同莒、萊一樣，果然中計，在政府的鼓動下，民眾紛紛從事綈的紡織，農事因此荒廢。一年多下來，糧價果然暴漲。到了這時，管仲如法炮製，下令關閉與魯、梁的通商關口，不再進口一匹綈布。兩國經濟頓時崩潰，難民紛紛湧入齊國，管仲順勢讓他們去開拓齊國的很多荒地，反而促進了農業的生產。魯、梁從此一蹶不振，魯國的國君不得不親自到齊國去納幣修好。
管仲用不起眼的紫草和綈布，不戰而屈四國，是中國古代史上罕見的商戰案例，他無疑利用了國際貿易中的供求關係，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讓人歎服。
管仲治齊四十年，國強民富。都城臨淄成為最繁華富足的城市，據計算其居民達30萬人之多，在當時世界上是最大規模的城市，與其同時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萬。《國策·齊策》如此記載它的不可一世的繁榮景象－－「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
在漫長的二千年動盪國史上，生活在這四十年的齊國人應該是最幸福、平和的人民之一。一位失意商人、膽小逃兵竟然有如此早慧和高超的治國才能，只能說是一個異數。
管仲流傳下來的文字很多，思想龐雜，幾乎是道家、儒家及法家的淵源，到西漢初期，劉向搜集到了564篇署名為「管仲」的文章，他比勘審定，定著86篇為《管子敘錄》，這成為流傳後世的《管子》母本。然而可歎的是，管子的思想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並不被重視，他的人品及某些做法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受到了學者的爭議，在《論語·憲問》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個對話，子貢說，「管仲怎麼能算是仁者呢？齊桓公殺了公子糾，管仲非但不能跟著死，還去當了仇人的相國。」倒是孔子說了一句公道話，他說，「管仲一匡天下，人民到今天還受到他的恩賜，如果沒有管仲，我可能披著頭髮成了一個異族人。」
儘管如此，後世的儒家－－特別是宋代之後，對管仲一直頗有微詞。除了崇尚奢靡、鼓勵消費的做法與他們格格不入之外，管仲的「霸主之道」，在某些治國者看來也是「迂腐」的。
就在齊桓公晚期，中原的晉國和南面的楚國紛紛併吞小國，疆域不斷擴大，它們的軍事冒險無疑得到了更大的好處。齊國坐擁最強國力，卻採取了不擴軍和不兼併的「和平稱霸」戰略，沒有「及時」地開疆拓土。管仲那些維持國際秩序的行動，似乎並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齊桓公九次會盟諸侯，每次都是形式大於內容，各國表面上服從於齊國，實際上各懷鬼胎，互相戈伐，而齊桓公和管仲對此也無可奈何。
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兩年後，齊桓公竟然餓死宮中，齊國迅速讓出了霸主權柄。
跟管仲一樣，齊桓公是一個縱情享樂的人－－《管子·小匡》就說他有「好田」、「好酒」和「好色」之「三大邪」，在他的身邊圍繞著一群無聊的弄臣，其中一位叫易牙，有一次，齊桓公自言自語說，他吃遍了天下的美味，就是沒有吃過人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兒子煮了，端著肉獻給齊桓公。管仲臨終之前，再三告誡齊桓公遠離易牙等人。可是，讓一個統治者戒掉佞臣比戒掉毒品還難，公元前643年冬天，齊桓公臥病不起，立嗣之爭頓起，易牙把齊桓公關在宮內，將門窗全部封死，還在外面築起圍牆。一代霸王就此活活餓死。
自齊桓公以降，相繼稱霸的諸侯還有四個，分別是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和越王勾踐，是為「春秋五霸」。後四位諸侯均以開疆拓土而威懾天下，「尊王攘夷」異化成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管仲之道不復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