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費正清《中國與美國》
我曾經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一隻展櫃前足足佇立了一個小時。在恆溫的玻璃大櫃裡，溫和、迷離的燈光之下，一個來自3000餘年前的龐然大物如精靈般地默默地與我對視。它似乎不是物體，而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它的重量達875公斤，高133公分，橫長110公分，寬78公分，即便在今日，也是一個巨型容器。它的家鄉是河南安陽，誕生於遙遠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體積最大的商代銅鼎，也是當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為一個企業史的研究者，我實在有太多的問題想要請教：那個把你鑄造出來的總工程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在那個古遠的年代，他組織了一支怎樣的製造團隊來完成這個任務？他通過怎樣的管理章程，以保證你的質量和製造的效率？
大鼎不會說話。離開博物館後，我查閱了很多論文、書籍，終於發現，我不是第一個提出這些問題的人，甚至有些專家已經給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者們在《商周考古》一書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鼎的鑄造流程：
它的鑄造者首先是一位化學家，對銅與錫的調劑比例應十分嫻熟，大方鼎的銅比例為84.77％，錫為11.64％，是一個非常恰當的合金配比；其次，他應該是一位工業美術設計師，能夠勾畫出精美絕倫的銅鼎圖案；再次，他必須是一位風力機械工程師，鑄造大方鼎的銅要到1200度才能溶化，所以必須有某種鼓風助燃的設備；第四，他還一定是冶煉家，大方鼎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連續灌注才能成功，當時使用的煉堝是熔銅量為12.7公斤的「將軍盔」，以它八百多公斤的重量，需80個以上的「將軍盔」同時進行溶化，這需要高超的冶煉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優秀的管理學家，如果一個煉堝配備3到4個人，則共需250人左右同時作業，從場地上看，一個煉堝佔地起碼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場地至少是2000平方米的大平台。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要鑄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須組建一個300到400人左右的工匠團隊，進行科學的工種分配，協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煉程度、銅液灌注時間，以保證質量。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的製造工廠，司母戊鼎是工業化的馨生兒。那個領導了數百人的工匠團隊的「總工程師」，如果我把他看成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業家，大概沒有人會激烈的反對。
所有這一切，均已不可確考，它們只是後人站在那隻大鼎前，震撼與驚歎之餘的一絲遐想。
而當我們以這只3000多年前的司母戊鼎為出發點，前去探尋漫長的中國企業史的時候，你常常會被失落、慚愧和羞恥所纏繞。因為，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們一直沒有跨過這只沉默的大鼎。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國無疑是最早慧的國家之一。
中國人是一個善於經商－－而且是特別善於、並樂於經商的民族。在遠古時期，人們就追求世俗生活，樂於此道，並以「商」為國號，此後歷代，都有工商繁榮的記錄。早在漢代，哲學家王符就說自己所處的時代，從事工商業者十倍於農民，商業流通之盛達到「牛馬車輿，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賈合流」，連知識精英也不再恥於言商。晚清的龔自珍記錄說，「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說中國人「輕商」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從經濟要素上分析，中國有發展工商經濟的無數優越條件。這裡有最早、也是維持時間最長的統一市場，與歐洲中世紀之前的封閉分割、自給自足式的地方領主經濟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國早在唐宋時期，就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長安、、洛陽及臨安都是人口過百萬的超級大城市－－在同時期的歐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過十萬人。中國有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科技水平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這裡還發生了最早的農業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國是第一個人口過億的國家，龐大的內需市場為工商生產和流通創造了得天獨厚的環境。中國還在工商制度創新上擁有很多「世界記錄」，元代出現了世界上的第一張紙幣，宋代出現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職業經理人階層，清初則出現了糧食期貨貿易。此外，中國還有非常健全的鄉村自治體系，有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數最為眾多的商幫集團。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是工商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早在十世紀的宋代，GDP總量就佔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代，中國仍然保持著經濟規模第一的地位，擁有最高的糧食產量，棉紡織業的生產規模是英國的6倍。
然而，無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發達的工商經濟，卻保持了長達千年的「高水平停滯」。當世界進入到工業革命時期之後，它竟遠遠落後，受各國欺凌，成為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東亞病夫」。
生於1930年的許倬雲是一位注重實證和量化數據的歷史學家，1940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他曾隨家在中國各地流浪，目睹農村之真實景象，後來撰寫《漢代農業》一書，據他的觀察，「在1949年以前，中國的農村變化不太大，我當時看到的農村基本上跟漢朝相差不多。」各地農村所用的機械類農具，如水排（水力鼓風機，約早歐洲一千多年）等都是在漢代就已經發明出來了。
在工商方面，改變也許比農業要多很多，不過在一些關鍵產業，進步仍然是讓人汗顏的。以農耕及工業革命時期最重要的產業－－鑄銅冶鐵業為例，早在商代，已能夠組織三百人以上的作業團隊鑄造重達875公斤的巨型銅鼎，從日後出土的漢代冶鐵作坊看，其規模已可達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鐵作坊的規模也與此相仿，幾乎沒有擴大。另據計算，西漢時期每戶家庭的用鐵量將近4公斤，而這與1949年之前農村家庭用鐵的實際情況大體一致，也就是說，兩千多年來，中國家庭的用鐵量沒有增加。
在城市經濟方面，最繁榮的大都市出現在宋代，而進入明清之後，城市規模竟有所縮小。據台灣學者趙岡的研究，中國在唐宋兩朝，城市人口佔到總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更讓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經濟規模第一的國度裡，從事工商業的商人階層卻成了一個被妖魔化、邊緣化的族群。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極其低下，自《史記》之後，正史之中幾乎沒有完整記錄。甚至連司馬遷也因在《史記》中專寫《貨殖列傳》一章，而遭到後世學者的病詬，東漢班固就認為：「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以工商業最為繁華的宋代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無幾，在史書上，連妓女的名字都遠遠多過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幫控制了中國的鹽業、邊貿和金融業，其財富總和相當於中央財政收入的兩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記錄在案的晉商僅一人而已。商人階層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其中，商人階層當然是他關注的一個群體。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他充滿困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費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為什麼中國的商人不是去製造捕鼠機，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權？為什麼中國經濟會在一個高起點的水平線上長時間地徘徊？為什麼高度發達的工商文明中無法孕育出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了這些情況的發生？
二十世紀初，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一書中，也以東西方工商文明的差異展開他的思考，該書序言中的第一句話就是－－「為什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了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於怎樣一些環境呢？」
而一個與上述諸多疑問相關的、更具現實性的問題是：導致這一情況發生的因素是否已經徹底的排除，中國的工商企業是否仍然可能陷入歷史的宿命之中？
對商人的蔑視，對工商從業者的蔑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裡，曾經是東、西方世界的「共識」。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描述說：「對商業現象的鄙視，對市場秩序的厭惡，並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個賤買貴賣的人本質上就是不誠實的。財富的增加散發著一股子妖邪之氣。對生意人的仇視，尤其是史官的仇視，就像有記錄的歷史一樣古老。」
當然，哈耶克所說的景象發生在中世紀之前的歐洲，自工業革命之後，西方世界開始正視商業的力量，有人對資本主義的正當性進行了理論上的澄清，更有人將之看成是「一個國家的事業」。然而，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哈耶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頑固地存在。
要解釋這一現象，就必須要在一個更廣泛的歷史視野中去尋找答案。正如制度經濟學所提示的，政治權力制度在更宏觀的層面上為經濟運行規定了一種基本環境，形成了所謂的「統率性規則」（overridingrules）。美國學者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書中便認為，「一個政府同另一個政府的最大不同，在於市場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場的程度。所以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既是政治學又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
這顯然是一個適當的、研究中國企業史的學術角度。
1955年，國學家錢穆在他創辦的香港新亞書院專講《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他的課程共分五講，分別是漢唐宋明清，最後為一「總論」。在「總論」中，錢穆提出「從這兩千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對以往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他共指出四條，其中第一個關鍵詞是「集權」——「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第二條關鍵詞是「抑商」——「中國傳統政治上節制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著」。
若在今日，有人專講《中國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其「總論」的兩大關鍵詞恐怕也逃不出錢穆所謂的這兩條——「集權」與「抑商」。
在「集權」與「抑商」的背後，是一個無比強悍的政治權力制度安排－－高度專制、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國從公元前七世紀開始，以「管仲變法」為標誌，開始探索國家積極干預產業經濟的試驗，此後多有演進，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逐漸成為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
這種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並非一日建成，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血腥和充滿探索的歷程。對於專制者來說，想要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四個方面完成制度建設，它們包括：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會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制度模式。
中國歷史上的眾多制度創新，從本質上來說，都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其歷代創新，蔚為壯觀，最終形成了四個基礎性制度，它們共同構成了支撐起集權政體「大廈」的四根「支柱」——郡縣制度：為了保證帝國的穩定，在政治上必須保證中央的人事任命權，避免地方割據勢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封殺「百家爭鳴」的學術傳統，以實現全民在意識形態上的大統一；
科舉制度：通過公平的考試制度，將優秀人才吸納到體制之內為我所用；
國有專營制度：在經濟上，實行重要資源的國營化壟斷，以控制國計民生。
這些制度歷經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漸趨於精緻完善，在明清時期達到巔峰。如梁啟超所言：「中國為專制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制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實在是大一統制度的「故鄉」。
在上述四大基礎性制度中，唯獨「不如人意」的是國有專營化的經濟制度。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人始終沒有找到一個與「惟我獨尊」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政體相適應的、能夠維持長久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歷代多次著名的「變法」，均與此有關———而這也正是本書內在的敘述邏輯。自宋代「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後，中央政府徹底放棄了整體配套體制改革的變革路徑，進入明代之後，轉而實施閉關鎖國的政策，並推廣「男耕女織」的社會經濟型態，中國的經濟能量向鄉村猛烈地下沉。而在同一時間點，西方則走出中世紀，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航海大發現、工業革命。歷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