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航行靠舵手，
萬物生長靠太陽，
雨露滋潤禾苗壯，
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李郁文：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1964年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71歲生日。他在人民大會堂的小宴會廳裡安排了三桌酒席，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用自己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他親自圈定了客人的名單，連哪個客人坐在哪個座位上，都是他自己列定的。當晚的頭桌上，坐在他身邊的有幾個很特殊的客人，一個是「鐵人」王進喜，一個是纏著白羊肚頭巾的陳永貴。
「王鐵人」是大慶油田推出的先進工人代表，陳永貴則是新湧現的農民典型，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生產大隊，原本是貧窮的小山村，在村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社員們開山鑿坡，修造梯田，使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從而成為全國農村的先進典型。1964年2月，毛澤東先後提出「工業學大慶」和「農業學大寨」，樹起了經濟領域的兩面旗幟。
還有一個解放軍戰士，如果他活著的話，也很可能會出現在頭席上，他的名字叫雷鋒。他已在1962年8月因公殉職，1963年3月5日，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向雷鋒同志學習」，這三個十分著名的政治口號都出現在1964年前後。王進喜、陳永貴和雷鋒正是三個相對應的「工農兵」代表人物。他們具有驚人相似的時代特質：出身貧民，在最基層的崗位上無私而勤奮地工作，節儉而樂於助人，以奉獻為樂，從不考慮自己的利益。這種聖徒式的形象符合人們的某種大同理想。
在那一晚的生日宴席上，毛澤東的心情十分複雜。此時的全球，新的格局和變化正在劇烈地衍生中。
國內方面，經過兩年多的休養生息，中國經濟終於走出絕境，出現了恢復性的反彈。在1963~1965年三年中，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5.7%，已基本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1965年底的數據顯示，糧食產量3891億斤，接近1957年的最高紀錄，工業總產值1394億元，比1962年增長51.5%，鋼產量為1223萬噸，大慶油田的發現更是讓石油產量突破1000萬噸，實現了國內需求全部自給。當時正下放到東北的顧准在日記中寫道：「工業恢復速度極快，我在吉林目睹煤炭運入吉林速度超過原定計劃，工廠開工率也大大高出原定計劃。」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這條新聞引起了全球性的轟動。美國和蘇聯的核壟斷被打破了，中國的軍事科技力量讓世界震驚。
就在中國進行原子彈爆炸試驗前兩天，10月14日，蘇聯高層發生「宮廷政變」，蘇共中央主席團乘赫魯曉夫前往黑海別墅度假的機會，召開秘密會議，宣佈撤去他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一職，並進行隔離審查。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經濟體制改革」，在統一的國家計劃範圍內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開始較多地運用經濟槓桿，重視利潤、需求和經濟效益。從此，蘇式計劃經濟體制開始了漫長的瓦解歷程。
1964年，是日本經濟的起飛之年。8月21日，日本東京舉辦奧運會，這是亞洲國家首次承辦這項體育賽事，日本的金牌總數竟進入前三名。10月1日，第一列新幹線「光號」開通。同年，日本獲准加入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從此，日本經濟拉開了長達26年之久的高速增長的序幕。日本GDP在1967年超過英國和法國，1968年又超過西德，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
1964年，美國卻被拖進了繼朝鮮戰爭之後的第二個泥潭。這年8月2日，北部灣事件使華盛頓通過決議案，決定對北越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誰也沒有料到，這竟然將是一場持續12年的殘酷戰爭，美國直接投入的總兵力高達55萬人，耗費1650多億美元，士兵死亡5.8萬人，最終以慘敗收兵告終。
在國民經濟稍稍有點復甦的時候，國家開始規劃第三個五年計劃（1963~1967），一個「吃穿用計劃」被提了出來。
當時，消費品市場的短缺已經非常嚴重。從1957年到1963年，全國人口主要生活資料的年均消費量持續大幅下降，其中糧食由406斤減至329斤，食用植物油由4.8斤減至2.2斤，豬肉由10.2斤減至4.4斤，棉布由19.5尺減至10.6尺。商店裡的日用品少得可憐，連生活必需的鍋碗瓢盆都常常斷貨。
根據當時的規劃，「三五」計劃要改變執行了十多年的重工業優先戰略，重點要解決「吃穿用」，吃的方面是糧食，穿的是紡織品，用的是桌椅板凳、鍋碗瓢盆和暖水瓶等日用工業品。歸納起來，吃穿用第一，基礎工業第二，國防第三。
這個計劃如果被執行，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格局將可能發生十分微妙的變化。然而，就當「吃穿用計劃」正在擬定之時，受國際局勢影響，決策層的思路突然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中國的工業經濟佈局再次進行戰略性的大調整，而它的前提是——「要時刻準備打仗」。
進入1964年夏季之後，烏雲密佈的亞洲局勢讓中央領導人憂心忡忡，夜不能寐。鄧小平回憶說：「60年代，在整個中蘇、中蒙邊界上蘇聯加強軍事設施，導彈不斷增加，相當於蘇聯全部導彈的三分之一，軍隊不斷增加，包括派軍隊到蒙古，總數達到100萬人。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很自然地，中國得出了結論。」美國向越南發兵之後，在中國的南方陡然增加了戰爭的風險。當時的判斷是，「戰爭不可避免，要立足於大打、早打、打核戰爭」。據毛澤東的分析：我國東北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基地，全部在蘇聯可攜帶核彈頭的中短程導彈和戰略轟炸機的打擊範圍之內，北京、上海以及沿海所有的工業城市則處在美軍和台灣航空兵力打擊範圍之內。因此，必須把工業佈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另據軍委總參謀部提交的一份報告分析，在全國14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約60%的大型民用機械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極易遭到集中式攻擊。
經濟戰略的轉折調整點，發生在1964年5月。這個月中旬，國家計委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其核心內容有三條：「第一，大力發展農業，基本上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第二，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第三，與上述兩項相適應，加強基礎工業，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產品品種和產量。」這個設想得到了中央工作會議的認可。
可是，到月底，中共中央召開會議，作出了三線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其基本方針為：「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佈局。」毛澤東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麼時候要打仗。」因此，他提出要加強戰備，實施工業轉移。為了表達建設的迫切性和決心，他說：「三線建設搞不好，我睡不著覺。建設三線，沒有路，騎毛驢去，經費不足，拿我的稿費去。」
自此，「吃穿用計劃」被全面擱置，一個全國備戰的大運動開始了。
三線建設，就是把沿海一些重要的工業企業向西部和西北地區搬遷。一線，主要是指沿海和沿邊地區。三線，就是長城以南、韶關以北，京廣鐵路以西、甘肅烏鞘嶺以東的廣闊內地，涉及13個內陸省份。介乎兩者之間的地帶就是二線。根據規劃，三線建設的目標，是要採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縱深地區，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後方工業體系，並且分三步實施：第一步是用三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把重慶地區，包括從綦江到鄂西的長江上游地區，以重鋼為原料基地，建設成能夠製造常規武器和某些重要機械設備的基地；第二步是建設西北；第三步是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同時，把重慶基地、攀枝花基地和成昆鐵路的建設，作為三線建設在四川的建設重點，這就是所謂的「兩基一線」。
三線工廠的選址以「山、散、洞」為原則，就是工廠要建在深山溝裡，佈局要分散——當時的說法是，要像「羊拉屎」一樣，再則，就是要建防空洞，做到「平戰結合」，平時搞生產，戰時能打仗。
在中國工業史上，規模宏大而秘密的三線建設有多重的標誌性意義，它是繼1937年戰時大內遷之後的第二次「工業西進」，而且是一次主動的、具有強烈計劃性的大行動。同時，它也是建國以來，繼蘇援「156工程」之後，最集中、最重大的工業投資運動。從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間，中央政府把計劃內50%的工業投資和40%的設計、施工力量投入三線建設中，累計投入資金2052億元，建成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業交通企業、國防科技工業企業、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電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鋼鐵等生產部門相互配套的體系，並且與地方中小企業連成了一個生產系統，同時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產指揮系統。
在三線建設中，出現了很多口號，展現了當時的急迫和勢在必行的氣魄與景象，譬如「備戰備荒為人民」、「好馬好人上三線」。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300萬技術工人、工程師和大學畢業生被徵調到三線，在後來的20多年裡，他們奉獻了全部的青春和生命。
以四川省為例，從沿海省份遷入工廠163個，另新建工廠91個、研究院所29個，最終形成大中型企業248個，佔全省大中型企業的42%，形成的工業固定資產原值佔全省的60%，從而決定性地改變和提升了四川的產業經濟格局。
據當時擔任華東局經委副主任的錢敏回憶，按照計劃，華東地區要搬遷250多個工廠，10多萬人，實際搬遷了120多個工廠，5000多台設備，將近4萬人，主要是機械、棉紡和製藥工廠。錢敏舉例說，重慶的浦陵機械廠就是上海浦江機械廠搬去的，一半人留在上海，一半去了重慶，從廠長、副廠長到科室幹部，從技術人員到工人，都是如此。搬去的設備有400多台。新建的廠房完全按上海工廠的佈局，在什麼地方擺什麼機器，全都依葫蘆畫瓢。
1965年開春，時年37歲的陳祖濤受命內赴三線，籌建第二汽車廠。在過去的十年裡，他已經成長為一個頂級的汽車專家。在他的主持下，長春一汽先後獨立設計製造出了紅旗牌轎車、民用越野車和軍用大型載重越野車，他還被秘密派到古巴——在1959年，共產黨人菲德爾·卡斯特羅通過武裝起義奪取了政權——幫助這個新誕生的社會主義兄弟建成了一個汽車配件工廠。
規劃中的第二汽車廠設計年產能力是10萬輛，其生產規模在當時名列世界第三位。陳祖濤日後回憶了選址的經過：
當時中央對三線工廠的佈局要求是「靠山、分散、隱蔽」六字方針。根據這一原則，陳祖濤圈定了湖北、湖南、陝西、貴州、四川等5個省。他們先是在湖南湘西武陵山區的宸溪、蘆溪、沅陵踏勘，那裡山高洞多，盛產土匪，解放之初那裡是解放軍剿匪最艱難的地方。陳祖濤專門到那些洞裡去看，那個地方用做土匪藏身可以，但建設現代化的汽車廠就不具備條件了。他在四川綦江齒輪廠看到，從國外進口的精密設備在「山、散、洞」的要求下，被放在大山洞裡。結果因為空氣濕度太大，設備生銹，造成了很大的損失。第一輪勘察結束後，陳祖濤反對工廠進洞。汽車廠是機械加工型企業，設備成千上萬，再大的洞也放不了，況且潮濕問題也解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