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顧准正在中央黨校潛心學習，他從早到晚都鑽在圖書館的書庫裡讀書。過去的三年裡，他通讀了馬克思的三卷《資本論》、蘇聯理論家們的計劃經濟理論、黑格爾以及凱恩斯的著作，此外還讀完了《中古世界史》、《中國通史》和《中國近代史資料選編》，浩大而孤獨的閱讀經驗，讓他變成了一個獨立而敏銳的思想家。他對國家的經濟建設模式，漸漸形成了體系式的看法。在1955年12月的日記中，他如此評論「一五」計劃：「工業建設，必須使用現代技術，迎頭趕上。但是，如果僅僅依靠輸入的計劃工作，輸入的工業化方案，這不只是經濟建設上的教條主義，也不是從中國土地上生長起來的東西。」這樣的言論在當年無疑是大逆不道。就在這時，顧准開始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貨幣關係和價值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與顧准達到同樣思想高度的另外一個學者，是他的江蘇老鄉孫冶方。這是一個1924年就入黨的老黨員，1949年當過上海市軍管會工業部副部長、部長，與顧准有過同事的經歷。1954年他赴京升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接著又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所長。正是在這一時期，兩位老友又相聚在一起。
有一次，顧准翻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七篇的一段引文，與孫冶方進行討論，這段文字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廢止以後，但社會化的生產維持下去，價值規律就仍然在這個意義上有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不同各類生產間的分配，最後和這各種事項有關的簿記，會比以前任何時候變得更重要。」
對這段文字的再三推研，讓兩人的思想打開了一扇危險的窗戶。1956年6月，孫冶方在《經濟研究》雜誌上發表《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一文。1957年，顧准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他們破天荒地認為「我們必須研究社會主義下面的商品生產問題」，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驚人觀點。
事實上，在1956年前後，已有不少人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思計劃經濟的運作規律。譬如孫冶方的堂兄、時任中財委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的薛暮橋也在1957年的春天撰寫了《經濟工作中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提出了困擾內心的四個問題：「第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是否可容許小商品經濟甚至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時期、一定範圍內存在，並有一些發展，然後慢慢改造它們？第二，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採用什麼辦法來使消費品的生產能夠適合人民的多方面和多樣化的需要？第三，怎樣能夠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保持國民經濟各方面的平衡？第四，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國家的基本建設投資應當首先用於什麼方面？」不過，當時的薛暮橋還不敢像顧准、孫冶方那樣的思考，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中說：「我國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我自己在內），是一直把價值規律同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聯繫起來研究的，認為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規律，在商品經濟消滅以後，價值規律也就不起作用了。」
只有顧准和孫冶方超出同時代的所有人，他們因此成為了異端，也正因此，在很多年後，他們被並稱為「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先驅」。
在《試論》一文中，顧准更是展現了讓人仰止的道德勇氣。他無比大膽地寫道：「可以知道，經過幾十年的歷史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已經形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的全部細節，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沒有全部預見，也不可能全部預見的。為什麼現在社會主義各國還存在著商品生產與貨幣經濟呢？應該從這個體系的內部關係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作為一個會計學專家，顧准在文章中一再挑戰經典理論。他寫道：「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過；社會主義是實行經濟核算的計劃經濟，馬克思、恩格斯從未指明過。相反，他們確切指明社會主義社會將沒有貨幣，產品將不轉化為價值。」他認為，這是一些需要修正和演進的理念，「讓全社會成為一個大核算單位是不能的。全社會必須有一個統一的經濟計劃，具體的經濟核算單位則必須劃小，至少以每個生產企業為單位進行核算，巨大的生產企業，其具體核算單位還必須劃小」。他像先知一樣地對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統計劃經濟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戰，很多年後我們仍能感受到他思想的灼熱。
1956年，是很多人記憶中的「最後一個春天」。隨著「一五」計劃接近尾聲、公私合營的全面完成以及糧食危機緩解，新國家的建設蒸蒸日上，幾乎每月都有重要的工業項目勝利建成的喜訊。第一輛國產汽車下線了，第一架國產噴氣式殲擊機試飛成功了，鷹潭至廈門鐵路鋪軌工程全部完工，全國所有縣通了電報，95%以上的縣通了電話，大部分縣都建立了有線廣播站。
這年1月，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宣佈，知識分子經過幾年的改造，「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讓很多人大大鬆了一口氣。日後來看，這意味著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階層的消失。4月，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知識分子大鳴大放，廣議國政，輿論因此歡呼「春天來了」。
在農村，正在開展一場影響深遠的「合作化運動」。幾年前分到農民手中的土地又以合作社的方式被收歸為集體所有，它為幾年後的人民公社奏響了前曲。到年底，中國5億農民基本上都被納入100多萬個合作社之中，開始了集體化的生產和生活。剛剛當上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的社會學家費孝通描繪了他的家鄉成立合作社前後的情景：「在合作化高潮捲到這個村子裡的時候，熱烈的場面真是動人。高級社成立前幾天，號召大家積肥獻禮，每隻船都出動了，罱得滿船的河泥，把幾條河都擠住了。幾村的人都穿上節日的衣服，一隊隊向會場裡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產積極性的奔放，使得每個人都感受到氣象更新……肥料加到地裡，青青的水稻那樣得意地長起來，使農民心花怒放……農民們從田里回家誰都懷著興奮的心情，『700斤』沒問題，接下去的口頭禪是『一天三頓干飯，吃到社會主義』。」
一年多後，費孝通開始對合作社經濟模式產生了懷疑，並因此受到批判。20多年後，中共中央對這次合作化運動進行了反思，在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寫道：「在1955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
經濟上的成就，也為社會環境的寬鬆創造了條件。春暖花開的時候，團中央和全國婦聯召開了一次研究婦女著裝問題座談會，提倡婦女打扮得漂亮一些，衣服穿得美一些。《中國青年》也發表文章，號召：「姑娘們，穿起花衣服來吧。」報紙雜誌紛紛向大家推薦新的服裝樣式以及搭配方法，並諷刺不好意思穿花衣服的婦女。不久，上海、北京、天津相繼舉行了盛大的時裝展覽會，最新時裝裡有傳統的旗袍，也有各種款式的花衣服。《人民畫報》還以兩個整版介紹了新上市的皮鞋款式。但是，對於許多女孩子來說，穿花衣服的號召又引起了新的煩惱，因為市場上的花布種類太少，買到一塊中意的花布並不容易。《中國青年》雜誌呼籲：「印花布不是一件小事情。我國婦女兒童占總人口70%左右，除去一部分人可能不願意穿花布外，最少有3億以上的人口要穿。花布穿在3億人身上，如果花樣不好看，6億人看了都要不舒服。」
在城市商店裡，日用消費品比前些年都要豐富一些，電子管收音機和自行車、手錶、縫紉機是最受歡迎的商品，它們被老百姓並稱為「四大件」。
1956年，創辦南洋煙草的簡玉階以87歲高齡去世。他在回憶文章《我的喜悅和安慰》中說：「看見洋商的紙煙在中國市場上被徹底打垮，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這個多年的願望今天實現了。」
9月30日，老上海的商業名人劉鴻生也去世了。在臨終前的那個深夜，他在病床上用極低沉的聲音，對四子劉念智說了最後幾句話：「四兒，你從國外回來後，一直跟在我的身邊，你應該最瞭解我。我生平最擔心的有兩件事：一件是怕企業倒閉，另一件是怕子女墮落，在我死後搶家當。現在這兩件事都由共產黨給我解決了，企業不會倒閉了，子女不會墮落了。我可以安心地離開你們了……」話畢，即陷入昏迷。
次日早上，69歲的劉鴻生斷氣時，劉念智正在參加「十一」國慶遊行，他擔任了上海市工商聯的遊行大隊大隊長，沒能守護在父親的身邊。8點鐘，他在遊行隊伍中突然聽到廣播喊人：「劉念智，鴻老剛剛去世，你趕快回去吧！」
1957年1月，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一次會議上，榮毅仁當選副市長，這是榮宗敬兄弟自創業經商以來，第一位榮家子弟擔任政府公職。不久前，毛澤東與陳毅等人議論國內著名的資本家時說：「這榮家是我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在國際上稱得起財團的，我國恐怕也沒有幾家子。」榮毅仁的「紅色資本家首戶」稱號由此得來。據回憶，在代表大會期間，已經升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親自南下為榮毅仁助選，陳毅對代表們說：「我匆匆趕回來，因為毛澤東給了我一個特殊任務，要我和上海的朋友商量一下，請投榮毅仁一票，把他選上副市長。」
就是在鼓勵大鳴大放的大氛圍中，圍繞如何對待私人資本、如何搞好合營企業的問題，發生了幾場大爭論。如果說，顧准和孫冶方代表了共產黨內知識分子的思考高度，那麼，來自私人資本階層的人士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爭論最早起源於1957年1月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