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毒賬」中，最普遍的一條是資本家擅自購買原材料和倒賣物資。上海興中造船廠是滬上最大的私人造船企業，老闆就是當年不肯與日本人合作的穆易，在「五反」運動中他遭到清算，一份揭發材料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拖輪上應用銅料，原規定全部由國營航運處供應，但當時因政府手中存料不多，一時供應不上。本廠資方即在市場上乘機收購，當時以每噸150美元左右購得50、60噸墊用於工程上，一面仍繼續向航運處要求供給。航運處因存貨不多，收購困難，致延遲甚久，尚無法全部供給，價格亦扶搖直上。至1951年1月，本廠資方趁此時機以每噸市價600美元，結售於航運處，計墊用鋼板64噸，獲得非法利潤2.88億元，嚴重地危害了國家利益。」由這份揭發材料可見，在當時的政策環境下，私營業主已經失去了自主購買原材料的權利，而利用價格變動來獲取利潤的市場交易行為更被認定為可恥的違法。
在聲勢浩大的運動中，大量私營工廠歇業、停工，私人工商戶停業、半停業，經濟活動出現嚴重的堵塞現象，基本建設項目紛紛推遲，軍事訂貨減少，商品貨幣流通遇到了障礙。在華北地區，1952年2月份的稅收比1月份減少了一半。天津市新歇業的私營工商戶有4000家，影響到40萬人的生計。西南地區，據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報告，問題也相當嚴重：一季度的稅收減少了一半，重慶一個區有兩萬人失業，占該區總人口的1/3。不少農村地區還出現了因不准私商做買賣、合作社無法包攬城鄉之間的物資交流、農產品賣不出去、農民砸合作社牌子等嚴重問題。
1952年6月，主管全國經濟工作的陳雲就處理公私關係發表講話，他說：「現在我們算資本家的『五毒賬』，是不是算多了一點，是否有點像在農村曾經有過的那種苛刻的算法：一隻老母雞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雞，雞裡面又有多少公雞多少母雞，母雞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雞……我看是有的。」他舉例說：蚌埠有150家工商戶，資本只有1.5萬億元，要退補的稅收就達3萬億元。浙江省有幾個工廠，「五毒賬」超過了加工訂貨的全部收入。
陳雲的擔憂成為事實，「五毒賬」查補了很多，可是正常的稅收卻減少得更多。在運動進行得最火熱的1952年第一季度，稅收比上年同期減少了5萬億元。陳雲因此算賬說：「退補大概能收到4萬億元，稅收要收到70萬億元。只要把小的放鬆一下，把大的收起來，等市場活了以後，那4萬億元也就可能收起來了。如果先補後收，很可能因小失大。」
1952年10月，中央宣佈「三反」和「五反」運動勝利結束。據計算，「五反」運動中查補的「五毒賬」達30多萬億元，為援朝戰費的一半有餘。
私營經濟的整體下降非常顯著，據汪海波在《中國經濟年鑒》中的統計：在工業產值方面，全國私營工業占總產值的比重從1951年的38.4%下降為1952年的30.6%，從商業方面來看，上海私營商店的零售總額和批發總額在1951~1952年間，分別下降了24.3%和34.6%。另據對北京、武漢等18個大城市的統計，1952年的私營工商戶開業總戶數減少64.7%，而歇業總戶數則增加19.2%。從利潤上看，對上海市123家較大規模私營企業的調查表明，1951年盈餘戶為119家，虧損戶4家，總體淨盈1.006萬億元，到1952年，虧損戶增為76家，總體淨虧228億元。相對應地，國有經濟得到了強化和擴大，據《劍橋中國史》記載，到1952年底，70%~80%的重工業和40%的輕工業為國家所有，國營貿易機構和合作社的營業額占總營業額的50%以上。
「五反」運動在企業史上具有轉折性的意義，對民營資本來說，這是一個「失去的年代」的開始。一方面，它徹底摧毀了私有經濟在中國的產業基礎和產權基礎，為四年後的全面國有化掃除了障礙。事實上，在此次運動之後，民間資本集團已全面分崩瓦解，其消亡已是一個時間和方式問題。另一方面，它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從公眾道德層面將資本家塑造成一個不勞而獲、「五毒俱全」的反進步階層，甚至讓資本家也對自身的存在價值產生自卑和羞恥感。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塑造影響深遠，以至於在後來的數十年中，為自己謀求財產以及從事商業活動成為一種不道德的、無恥的行為。對這種畸形的社會共識的修正，要到1978年才悄悄開始，而其真正瓦解則是1992年前後。此外，需要記存一筆的是，在這場不容置疑的運動中，沒有任何資料顯示，有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發出過一聲辯護。
從1952年冬天起，在劉少奇、陳雲等人主持下，政策有適度的放鬆，工商業又開始漸漸復甦。
1952年2月，就在「三反五反」運動進入高潮的時候，在四川和上海發生了兩件事情，一是盧作孚自盡，一是顧準被撤職，這兩件事看上去毫不相干，卻是這場大運動中共同的悲劇。
2月8日，盧作孚在重慶民國路20號家中服用過量安眠藥物自盡。在過去的一年多裡，民生公司在長江的航運已全部恢復正常，由上海到華北和東北的沿海航線陸續恢復，留在香港的18艘輪船也全部回到了國內。十多天前的1月28日，他還飛往北京，商討任務。當時，儘管經營已上正軌，但是財務上還是極其困難，政府對私營企業停止了一切貸款，民生的工資發放都成了問題。據盧作孚之子盧國綸的回憶，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中央曾決定給民生公司特殊對待，破例出貸1000億元，並指示西南軍政委員會將這一決定轉告民生公司。讓人不解的是，盧作孚至死沒有獲悉這個消息。屋漏偏逢連夜雨，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鐸」輪在豐都附近水域發生事故觸礁沉沒，盧作孚親赴現場善後。有傳言說這個事故是潛伏特務在搞破壞，公司裡人心惶惶。
就在這樣的混亂時刻，公司內的「五反」運動也正如火如荼。民生公司的很多高級幹部都被揪出來鬥爭了。每次開批鬥會，組織者都在最前排、最中間的地方給盧作孚放一把籐椅，與其他職員隔開一兩米，看起來是給他享受特殊待遇，實際上的感覺就像審犯人。盧作孚就這麼坐著，看自己的老部下在台上被批鬥，鬥完了，有人判刑，有人槍斃。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會議主題是揭發資方腐蝕國家幹部問題。從豐都匆匆趕回的盧作孚又被特別安排在第一排的正中間，會場上有大幅標語：「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代」。
會上，公股代表張祥麟帶頭作檢查，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他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張祥麟檢查後，盧作孚的貼身秘書關懷突然跳上台去，揭發說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他並嚴厲追問張祥麟還有什麼問題沒有交代，其間會場多次高呼口號，氣氛十分緊張。關懷是盧作孚一手拉扯大的苦孩子，曾讓他住在自己家裡，親自教他文化。可是現在，盧作孚不再是一個慈父式的人物，他的面目是可憎的，他在道義和階級屬性上，是應該深感恥辱和懺悔的。甚至在某些激進者看來，這樣的罪惡是無法洗刷和贖清的。
動員大會上，盧作孚一言未發，當晚服藥自盡，終年59歲。他留給妻子的遺書只有簡單的四條：「一，借用民生公司傢俱，送還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來去兩空空。
他被葬在川江南岸民生村附近的一個小山坡上，墓碑上刻的名字是「盧魁先」，這是他祖譜上的曾用名。民生公司董事會決議：「盧作孚總經理身後蕭條，由行政致送喪葬費人民幣1000萬元。至撫恤辦法，另案辦理。」1000萬元在當年可買大米7874斤或豆油2857斤。2月13日，重慶《新華日報》頭版醒目位置發表消息《盧作孚自殺》。新華社《內部參考》刊登報道，題為「私營輪船業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畏罪自殺」。據稱，毛澤東得知盧作孚自殺時說：「真可惜啊。」2005年，盧國綸在《南方週末》發表《盧作孚之死》一文曰：「他只是接近完人……如果說他有弱點，那就是自尊心太強了。如果他自尊心不強，不會發生1952年那件事。」
世上再無盧作孚。
在上海，財政局兼稅務局局長顧準被撤職，事前毫無預兆。當時，過於激烈的運動氣氛已經影響到了工商業的正常運作。華北地區2月份的稅收比1月份減少了一半，天津有4000家私營工商戶歇業，影響到40萬人生計，西南地區的月稅收也減少了一半，百貨商店的營業額只有原來的1/3，很多私營工廠停業觀望。而震動最大的正是「五毒」最集中的上海，在過去的兩個月裡，市委共收到檢舉材料24萬件，200多名企業主被抓，發生48起自殺事件，死亡34人。2月中旬，中央緊急部署，決定在上海暫停發動「五反」運動，縣以下的「五反」則推遲到春耕以後。
2月25日，主管全國「三反五反」工作的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南下上海指導工作，28日，顧准在電台裡作廣播講話。29日，上海市委召開黨員幹部大會，宣佈對八個幹部的處分決定，其中一人竟就是顧准。對他的處理決定是：「一貫地存在著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反黨的方針政策，屢經教育，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並令其深刻反省。」
顧准對自己被突然撤職「感覺十分突然」，日後來看，他被免職的原因有兩條，一是他的「依法徵稅」政策不被採納，二是「不服用」。
在當財稅局長期間，會計師出身的顧准一直試圖建立依法徵稅的體制。他主張依照稅法所規定的稅率查賬徵收，強調「依率計征，控制計算」，不同意用運動的方式來徵稅。他在自己主管的上海《稅務通訊》中連續發表論文，對此進行論證和闡述。他的這些想法和做法，被認為是保守的。43年後，經濟學家戴園晨在一篇關於顧准的紀念文章中說：「這種依法還是不依法的爭論，當時以顧准去職告終，而今，稅收負擔的隨意性仍是經濟工作的陋習。」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不服用」。顧准的辦事能力和學養有目共睹，可是他的知識分子氣質卻讓人討厭。據他的弟弟陳敏之回憶，有一位大區負責人曾說，「像顧准這樣的幹部，我們這個大區內一個也找不到」，同時他又說，「如果顧准再不聽說，飯也不給他吃」。1959年，陳敏之在一次會議上遇到陳雲，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介紹說，「這是顧准的兄弟」，接著他說，「顧准就是不服用」。
顧準被撤職後，連降數級，先是到籌建中的華東建築工程部當了辦公室主任，接著調至新成立的建築工業部當財務司司長，隨即再下放到洛陽工程局當副局長，1955年，又被送進中央黨校的普通班學習一年。正是在這樣的顛沛流離中，一個精神獨立的偉大思想家誕生了。在共和國歷史上，顧准成為嚴肅反思計劃經濟的第一人。
如果說顧准在上海被排擠是發生在地方的一次理念分歧，那麼，到1952年秋，在中央層面也出現了第一次風波。
9月，就在「三反五反」運動接近尾聲的時候，中財委在薄一波的主持下，研究修正稅制的問題。他召集各大區財政部長開會，還聽取了工商界人士的意見。經過三個月的醞釀，12月31日，《人民日報》頒發了《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並配發社論，決定於1953年1月1日起實行新的稅制。新稅制的兩個目的一是保稅，一是簡化稅制。在實施辦法上，新稅制取消了對國營企業的部分優惠，譬如，規定工業企業從生產、批發到零售要繳納三道營業稅，改變過去「相互撥貸不視為營業行為，不課徵稅」的做法，取消了對合作社徵收營業稅打八折的優待，取消成立第一年免納所得稅的規定。在批發環節的徵稅上，也改變了過去「只征私商，不征國營」的做法。
在這次新稅制改革中，最引起社會關注的是《人民日報》社論中出現的一句話：「公私一律平等納稅」。正是這八個字掀起了驚天的波瀾。薄一波回憶說，社論原稿中寫的是「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都要按照修改的稅制納稅」。他在修改時，簡化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