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事實的真相比表面上看到的要複雜得多。在當時的新上海管理者中，還是有人對即將生成的新經濟制度產生了微妙的疑惑，而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個人居然不是別人，竟就是顧准。這是一顆悲劇的種子。
顧準是一個忠誠的、充滿理想主義情懷的革命者，同時也是頂級、冷靜的會計學專家。早在山東解放區當財政廳長的時候，他就發現國營企業存在的一些弊端，而讓他頭痛的正是他的專業所在。他說：「國營企業財務管理是我們財政工作中尚未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一開始，他就對國營企業可能存在的管理弊端產生了警惕性，這成為顧准反思國營企業制度乃至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起點。
此外，他在上海採取的一些務實的治理措施也遭到了質疑。譬如，他公佈的「按人民幣物價重估私營企業資產」的辦法，儘管受到工商界的歡迎，但是卻遭到了中央財政部的嚴厲批評，被認為是給上海資產階級開闢了合法逃稅的門路。這也成為顧准在兩年後被免職的重要誘因之一。他在1969年的《顧准自述》中寫道：「我對此沒有作過什麼申辯……如果不允許私營企業重估資本，累進稅率的所得稅客觀上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現在還認為這一措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項政策性的措施，它不過是改進經濟計算的必要技術措施，也沒有開闢什麼合法逃稅的門路。」
顧准對「政策」與「技術」的理解是天真的，在一個革命的年代，任何一項「技術」事實上都服務於，以及被解讀為一種意識形態，他將長期地困頓於這種邏輯之中，並為之付出生命的代價。
事實上，類似顧准式的困惑並非僅見。計劃經濟理念與市場的矛盾從一開始就存在，它一直無法化解，而終成「體制之痼」。
曾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專門委員的冒舒回憶過一則往事。1950年初，上海缺糧缺煤，整個城市一度面臨癱瘓的危險，陳雲邀集章乃器、千家駒、沈志遠等一批財經專家，專門研究解決糧煤運輸等問題。專家們認為糧食可用鐵路南運，而運煤量大，需要海運，因而，力主利用外商的輪船運煤，並認為這是能夠解救上海等南方大城市「燃煤之急」的唯一方法。但利用外船運煤，當時是有爭議的，有些人認為這樣做有「賣國」之嫌，陳雲一時下不了決心。專家們進一步解釋說，這些船的船東有不少是中國人，掛的不是英美國旗，而是巴拿馬等小國的國旗。時任中財委商業處處長的姚依林在會議室內來回徘徊，他對陳雲說道：「我們就『賣』一回國吧！船還是中國人的船，錢也是中國人賺。」這樣，陳雲才把用外國輪船運煤的事確定下來，上海之急稍解。
在改朝換代的大時刻，顧准式的疑竇及是否用外輪運煤的徘徊，是微不足道的。因為，革命正面臨更嚴峻的挑釁和困難。上海還是一塊不平靜的土地，1950年2月6日中午，從台灣飛來的戰機四次轟炸上海鬧市區，1000多間房屋被炸壞起火，500多名市民被炸死，楊樹浦發電廠被炸毀，全市停電。在這一年的春季，儘管通貨膨脹的「野馬」被駕馭住了，但工商業的萎縮跡象仍然在加劇，4月份大米和棉紗的批發市場交易量比1月份下降了83%和47%，大百貨商店的營業額減少一半，中小商號少了90%。也是在這個月，全市倒閉的工廠有1000多家，停業的商店2000多家，出現了20萬失業工人。陳毅市長六次致電中央，呼籲緊急支援。而全國的情形與上海相似，14個大城市在整個春季倒閉工廠2945家，16個較大城市半停業的商店合計9347家。盡快地恢復生產成為當務之急。
與此同時，在中國北方，新的戰爭變數發生了。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為了維護其在亞洲的地位，立即出兵干涉。9月，美軍在仁川登陸，並很快把戰火燒到中朝邊境的鴨綠江邊。10月初，中國政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就這樣，才誕生一年的新中國與新晉的全球第一強國直面交戰。這場戰爭持續了兩年九個月的時間，它最終改變了亞洲地區的政治和經濟版圖。
【企業史人物】
相紙之父
1949年6月2日，中國第一張原始性氯素相紙在廣東汕頭市德興路86號一間簡陋的化學實驗室裡研製成功，研製人是時年28歲的林希之（1921~1969）。
林希之原名林應熙，又名林馳，出生富商家庭，他的祖父曾代理英商太古公司船務，在汕頭市創建「太古南記行」。1946年，林希之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化學系，在唸書的時候，有一個外籍教師曾在他面前譏誚過中國工業的落後，這件事一直刺痛著他的心。他說：「外國人能做的事，難道中國人就不能做嗎？我一定要在感光材料方面為中國人爭一口氣。」1948年，林希之回到家鄉汕頭，專心致志地開始了感光化學實驗工作，他的追奉偶像是偉大的美國企業家喬治·伊士曼，他在1886年發明了卷式感光膠卷，從而徹底地改變了人類照相的歷史。林希之和幾個行業愛好者因陋就簡地籌辦起「公元實驗室」。「公元」這個名稱帶有創世紀的氣質。實驗室沒有經費，林希之就製作一些西藥賣給藥房，以補充時需。
上海解放後，林希之的不少親戚都外逃出國，他卻決定留下來，報效新中國。1952年10月，公元實驗室製成中國第一張性能接近進口相紙的感光印相紙，半年後的4月1日，我國第一家感光企業——汕頭公元攝影化學廠建立，林希之任副廠長、總工程師。最初，這個廠只有15人。後來，他們把汕頭市永安街的一段共53間民房全部買下來，在裡面曲曲彎彎地安裝了1.1米寬的相紙塗布機，60米長的掛桿式乾燥道，又安裝了鋇地紙塗布機、超級壓光機、壓花機等設備，年產照相紙35萬盒。
1954年7月，私營的公元廠第一批參加公私合營，林希之設計研製成功「空氣調理乾燥法」生產工藝，取代了簡陋的「石灰吸濕乾燥法」。1955年4月，中國第一張人像膠片試製成功。1956年，林希之組織研製成功了黑白膠卷、黑白電影正負片、黑白高速照相膠片、X光膠片、印刷製版系列膠片和水溶性正型彩色電影正片。正是在林希之和公元廠的努力下，我國靠進口照相感光材料的局面從此逐步扭轉，不久便有相紙、膠捲出口遠銷國外。林希之還先後倡辦了職工業餘學校和汕頭感光化學專科學校。1959年，輕工業部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感光材料專業會議，宣告我國照相感光材料工業的形成，生產列入國家計劃。
林希之身體羸弱，早年患上了肺結核病，繁重的科研和經營工作更是讓他的健康狀況非常不好。他的夫人回憶，林希之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由於右臂無力，經常會從車上跌下來，他從地上爬起來，又繼續趕路。這在汕頭，竟成一景。由於長期用腦過度，他還經常失眠，有一段時間竟常常整夜無法入睡，尤其當他正在攻克一項科研項目的時候，根本無法安眠，每天都得靠安眠藥強制休息，後來安眠藥服量逐日增加，他只好從國外進口了一架電子催眠機幫助他獲得短時間的睡眠。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既有外僑關係又是「反動權威」的林希之從一開始就遭到殘酷迫害。他被關進「牛棚」，一次又一次被抄家，科技資料被銷毀，器材被砸爛。那時候，生在他喉頭的一顆惡瘤日漸增大，後來竟大至雞蛋一般，使他難以進食，他時常吐血、盜汗、痙攣、昏迷……
1969年6月，看守的人怕他死在「牛棚」裡，就把他放了出來。林希之一回到家裡，就忍著劇痛，又埋頭工作。他把家中的幾個收音機拆成零件重新組合，拆了又裝，裝了又拆，開始研究一種提高軟片感光度的新技術。妻子不忍，林希之說，「活著就要工作。讓我干吧，我能工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10月，48歲的林希之去世於自家老宅樓梯下一個沒有陽光的小黑屋裡，他的生命與事業一樣都走到了最黑暗的盡頭，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沒有完成任務。」
至20世紀80年代，汕頭公元的主要產品已發展至黑白相紙、人相膠片、膠卷、X光膠片和印刷製版膠片等五大類42個品種，相紙產量居全國首位。1986年，國家投入9億多元巨資，公元引進日本富士膠片公司彩色感光材料生產線，由於種種因素的影響，彩色線投產不到一年就陷入停產、半停產困境。到20世紀90年代初，公元負債高達48億元。1994年，國務院作出決策，公元以1.8億美元的價格將彩色生產線轉讓給美國柯達公司。柯達的創始人正是林希之的偶像——喬治·伊士曼。2005年8月，柯達因連年虧損，宣佈永久關閉公元廠。
2003年，財經作家袁衛東受柯達邀請，撰寫一本關於柯達在中國的書籍。他到汕頭公元採訪，意外地「發現」了久被遺忘的林希之。他在《跨越》一書中寫道：
「在木棉花盛開的初春，穿過髒亂的露天市場來到民生路24號，這是公元創始人林希之的故居。我們幾乎難以辨認，因為那裡幾乎是廢墟，是一座殘破的民國建築……林希之的遺孀高婉卿和他的後人接待了我們。30多年的歲月後，林希之的氣息還在。在二樓的牆壁上，有一幅相框裱起來的遺照：林希之風華正茂，穿白色襯衫，挺直的鼻樑上架著一副秀氣的眼鏡，正在專心致志地做著筆記。這堪稱是隱藏在歷史深處，追尋「中國夢」的人物最逼真的素描。林希之在黑暗動亂的歲月，以「反動人物」的身份被批鬥，被革命群眾佔領住宅，最終在樓梯下一個沒有陽光的小黑屋裡，憂鬱病痛而終。據80多歲的林夫人憶及，他們批鬥他的時候，用竹竿捅他，林希之咳血。我親眼目睹了那個小黑屋，以及林希之最後的遺物，裝在一些破舊肥皂盒裡佈滿灰塵的電子元器件。這是當年林希之躲在小黑屋裡，琢磨航拍感光材料留下的東西。」
袁衛東繼續寫道：我想起一個月前，在羅切斯特飄雪的清晨，一行中國記者參觀喬治·伊士曼故居的情景。傳記中關於伊士曼故居的描述，都靜靜躺在那裡，彷彿時間還停留在一個世紀前，充滿風琴聲的日子。而在房間裡靜靜綻放的白色康乃馨和雛菊，讓我莫名地感動。在那裡，我感到的是對締造者的感激、尊重。而在這裡，是苦澀，是對歷史驚人的遺忘和冷漠，甚至踐踏……我深深悲情於這個夢的苦澀，它不是來自幾乎30年後，公元被柯達收購，而是來自林希之所受的傷害。這是一代中國人的悲情。」
後來的中國人，不應該忘記林希之。儘管以成敗而論，這個性情溫和、命運悲慘的客家人什麼也沒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