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的戰後擴張計劃也很龐大。當時，加拿大政府為了防止戰後生產萎縮，通過了一個《輸出信用保險法案》，由政府為外商擔保，向加拿大銀行貸款，用以訂購該國的工業產品。盧作孚向加拿大訂購6艘大型客貨輪和12艘中小型客貨輪，並因此申請到加拿大三家銀行的貸款1500萬加元。這一貸款同樣需要得到民國政府的擔保。因為盧作孚的聲望實在很高，蔣介石在他的申請報告上親筆簽字批准，可是行政院和交通部卻提出了條件，要求民生將所訂購的輪船抵押給政府，在償清貸款之前這些輪船歸政府所有，由政府租給民生使用。這一額外的條件顯然埋有伏筆，在日後，政府很可能利用經濟危機或信貸緊縮的辦法，逼迫民生還錢，進而控制其股份。這一手法並不鮮見，盧作孚當然不從。他轉而向美國買了十多艘退役軍用船隻，這些船雖然售價便宜，但是改裝費是船價的幾倍，盧作孚迫於無奈，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他還跟民營的金城銀行合資成立了一家輪船公司，用銀行的錢購進三艘新船。民生的加拿大貸款案一拖再拖，後來還是達成了，但是，等這些船交付的時候，已經是兵荒馬亂的1948年底了。
民生公司無法從政府那裡得到支持，國營的輪船公司卻格外滋潤。政府控股的輪船招商局成為接收大戰中的唯一贏家，它把日偽的所有輪船及碼頭設施全數吃下。抗戰時，民生船隻近3萬噸，官營輪船招商局只有2.3萬噸，其中實際航運的不過0.18萬噸。到1947年，輪船招商局的噸位已躍升到了34萬餘噸，完全壟斷長江下游和沿海運輸業務，而為抗戰付出巨大犧牲的民生公司只有5萬餘噸。此時擔任招商局經理的正是幾年前與陳儀一起禍閩被陳嘉庚驅走的「先烈侄子」徐學禹，他竟揚言要「吃」掉民生。這一次，從不發火的盧作孚也無法控制憤怒，他在一個公開的場合當面痛斥徐學禹。他還通過23位參政員在參政會上提案，「招商局應加入民間資本，改組為民營輪船公司，使能與其他民營輪船公司平等分配航線範圍，以發展我國航業」。此議理所當然地被宋子文否決。為了表達對民生的「尊重」和補償，政府撥了幾艘登陸艇給盧作孚，盧作孚不無怨氣地說：「其實，這東西男不男，女不女的，改裝都不好改，現在還放著沒動。」
榮家碰到的情況更荒唐。戰爭一結束，被壓抑了八年的榮家頓時覺得翻身之日到了。1945年10月，榮德生的二兒子榮爾仁向行政院遞交了《接收日本紗廠及人造纖維廠的建議書》，提出在中國的日本紡織廠應予接收，「分配給在戰時受到損失並在後方作出貢獻的廠，按損失的程度，給以賠償」。他還擬出了準備接辦的日商紗廠名單，紗錠總數約30萬錠。誰知在那時，宋院長正一門心思地籌建他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榮爾仁的建議書當然不被採納。僅僅一個月後，行政院就決定所有敵偽紗廠全部改為國營。榮德生以老資格實業家的身份向政府上書，他憂心忡忡地寫道：「日本紗廠接收後，全部改為國營，亦是與民爭利，以後民營紗廠恐更將不易為也。若論國家經濟，統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權，人民安居樂業，民生優裕，賦稅自足……若措施一差，誤入歧途，雖千方百計，終難平穩。因知富強非難事，只在用之當與不當耳。能用民力，不必國營，國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雖一切皆歸官辦，亦是無用。因官從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費而已。余近見政府措施孽謬，有失民心。」榮德生的這段表述可圈可點，至今仍是普世道理，可惜不為當政者聞。
可笑的是，榮家想從接收大戰中分一杯羹的夢想落了空，而他們原有家產的收回也費盡了心力。申新一廠、八廠在戰時被日本人強佔，很多設備被拆裝到了日商豐田紗廠。國民政府在接收時全當敵產沒收，併入中紡建，再不返還榮家。福新三廠、六廠也同樣被日本人佔有，接收亂景期間，其粉麥糧倉被糧食部特派員全部接收散賣，到返還時只剩下兩個空蕩蕩的廠房。申新四廠在戰時遷移到漢口，日軍陷城後未及搬走，在那裡留有2萬紗錠和400台織布機。當榮家派人前去收回時，發現聯勤總部的第二修理廠已經在那裡開工了，廠房裡的所有紡機早被當做敵產沒收。榮德生很感慨地說：「接收手續之煩，過於創建……層層推諉，官說官話，不顧民瘼，比之日人，不相伯仲。數年之間，變質至此，大可慨歎。」其失望之情躍然紙上。
這段時間還發生了一樁對榮家來說更驚心的事情，那就是70高齡的榮德生遭到了綁架。事發1946年4月25日，榮德生在去江西路總公司的路上，被三個冒充為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綁匪擄走，綁匪開價100萬美元。榮德生被綁票，新聞轟動全國，蔣介石震怒，下令限期破案，淞滬警備司令李及蘭因此引咎辭職。34天後，榮德生以50萬美元被贖回。又過了37天，警備司令部宣告破案，15人被捕，其中8人被判處死刑。榮家為救老爺子四處打點，先後又花去60萬美元。榮德生還親自登門向指揮破案的軍統局老牌特務毛森致謝，送上金錶一隻、金筆一對。毛森因本案聲名大噪，後來當上了上海市警察局局長。數十年後，根據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有關人士的回憶，榮案幕後的主導者不是別人，正是毛森自己。
企業家在戰後的遭遇宛若一部辛酸史。八年前，從東南沿海隨國民政府千山萬水遷至大後方的企業大多成了無人照顧的「棄兒」。1945年8月，因為實在不堪壓迫，130名內遷工廠代表集體到行政院請願，要求給予貸款、協助復員。宋子文在接見他們時輕描淡寫地說：「中國以後的工業，希望寄托在美國的自動化機器上，你們這批廢銅爛鐵，濟得什麼事呢？」聞者頓時手腳冰涼。
到1946年的5月，368家遷到陪都重慶的企業只有3家遷回了東部，卻有349家已經歇業。那些被國營化的企業也是復甦乏力。經濟部承認，到1947年，從日偽接收過來的2411個工業企業，只有852個實際上恢復了生產。
工業蕭條導致了兩個嚴重的後果，一是失業人口大量增加，二是通貨膨脹持續高燒。國民黨政權自執政以來，就對農村改革缺乏熱情和經驗，其支持者主要來自城市，而現在，城市工人也站到了這個政權的對面，工人罷工此起彼伏。蘇珊娜·佩珀教授在《劍橋中國史》中披露，在抗戰開始前的1936年，全國有記載的罷工及勞資爭議為278起，可是十年後的1946年，光上海一地所記載的罷工及勞資爭議總數即達1716起，到1947年，這個數字更上升到2538起。佩珀教授進而寫道：「國民黨政府經常指責工人鬧事是共產黨職業鼓動家促使的，然而，這些爭論問題是現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
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蔣介石的聲望在此刻達到巔峰，可是，隨著治理無度以及種種政策的失誤，很快讓人大失所望。
在種種景象中，最讓人詬病和憤怒的，是官僚資本集團的暴富。人們發現，趕走了一個貪婪的孔祥熙，等來的卻是一個更霸道的宋子文。民怨鬱積，終成沸騰之勢。1947年一開春，全國就爆發了一場「驅宋運動」，衝在最前列的仍是那個脾氣暴烈的「五四老青年」傅斯年。
1947年2月15日到3月1日，傅斯年連續在《世紀評論》和《觀察》雜誌上發表三篇討宋文章，國內輿論為之激盪。這三篇文章分別是《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傅斯年痛罵說：「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是由於革命的勢力，而是由於它自己的崩潰。有時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時是有些人專心致力，加速自蝕運動，唯恐其不亂，如秦朝『指鹿為馬』的趙高，明朝的魏忠賢，真好比一個人身體中的寄生蟲，加緊繁殖，使這個人的身體迅速死掉。」在歷數了宋子文的種種惡行後，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國人不忍見此吧？便要不再見宋氏盤踞著」。
傅斯年對宋子文式的官商進行了深刻的撻伐，他稱宋子文有著「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通過中國建設銀公司，經營或收買下戚墅堰電廠、首都電廠、既濟水電公司、淮南煤礦、鄱樂煤礦等廠礦，變「國營」為「宋營」。他尖銳地指出，不能說宋子文身上一點兒沒有「都市性、現代性、民主性和世界性」，但他明顯多了些虛偽、自私和霸道。傅斯年寫道：「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分子，也不見蹤影的。至於他的外國文化，儘管英國話流暢，交些個美國人（有美國人說，看他交往的是些什麼美國人，便知道他是什麼人）是絕不登大雅之堂的……說他不聰明吧，他洋話說得不錯，還寫一筆不壞的中國字（我只看到報載他的簽名），說他聰明吧，他做這些事，難道說神經有毛病嗎？」他因而認定，在宋子文的身上更集中地反映了舊中國「官僚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共生現象」。
讀傅斯年這三篇充滿了火藥味的戰鬥性文章，讓後人十分震撼，其用詞之尖刻趨於極致。他甚至直接把孔宋二人比做蔣介石的「胯下之物」——「雖皆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雙扇活寶貝』，然而卻又是對頭」。這幾乎是連「最高領袖」也一鍋罵了進去。他還生動地比較了這兩個當世最大官商，說「兩家的作風不盡同。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家是票號『世家』，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為之處。但『世家』二字，我曾打聽他的故人，如嚴莊監察使，那就真可發一笑了。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而宋氏作風又不一樣，「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兩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是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這還不能算完，今天我們要覺得晉惠帝不愚，因為他聽到公園裡蛤蟆聲，他問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
傅斯年寫道：「孔宋失敗的一個原因，由於他們的『清廉』程度，孔則細大不捐，直接間接；宋則我生你死，公私一齊攬絡來把持。前者貪慾過於支配欲，後者支配欲過於貪慾。雖然形狀這樣不同，而有好多相同之點，我今天只說一件，就是兩個人絕對是以買賣為靈魂的，絕對相信他所相信那一種形態的自由買賣，尤其顯著的色彩是自由在己，買賣在公……孔宋二氏這樣一貫的做法，簡直是徹底毀壞中國經濟，徹底掃蕩中國工業，徹底使人失業，徹底使全國財富集於私門，流於國外……唐朝的秕政，是和黃巢相輔而行的，明朝的秕政，是和張（張獻忠）李（李自成）相輔而行的。今天孔宋二氏之流毒，是共產黨莫大的本錢。還是先檢討一下自己吧！」
傅氏堅決主張由政府公開沒收或徵用孔宋兩家吞公營私的非法財產，「總而言之，借用兩家財產，遠比黃金攏回法幣多，可以平衡今年預算。所以要徵用，最客氣的辦法是徵用十五年，到民國五十一年還他們本息，他們要的是黃金美鈔，到那時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