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問團抵重慶後，自蔣介石以降所有的黨國政要紛紛宴請。誰料，正是這份熱情讓陳嘉庚的擔憂一日盛過一日，他在這裡看到的景象竟是歌舞昇平，官貪將驕，民不聊生。
慰問團一行下榻的是當時重慶最豪華的飯店嘉陵賓館，有人告訴陳嘉庚，這是孔祥熙的私人財產，他十分驚訝不敢相信。在孔祥熙前來拜訪時，他當場問及真假，孔祥熙坦然承認，陳嘉庚在當晚日記中寫道：「余至此深訝我國政治，與外國相差甚遠。英國政府公務員，不但不得私設營業，亦不得買賣公司股份，雖地皮業產，銀行及政府債券亦然，防弊甚嚴，違者立即開革科罰……」陳氏的這段感慨很發人深思，自李鴻章、盛宣懷辦洋務以來，官商身份糾纏，國事私事不分，一直是眾所周知的積弊，這也是中國改革常常變形和倒退的重要根源之一。傅斯年等人「打孔」，大多在人格和道德上展開，卻很少有人從制度層面上進行反思並加以杜絕。唯有像陳嘉庚這種在英美制度下熏陶日久的人，才會深及於此。可惜的是，百年以來，這種狀況一直沒有得到堅決的杜絕。
陳嘉庚在重慶60多天，無日不被邀請赴宴，常常一天要趕兩場，因而有「前方吃緊，後方緊吃」之感歎。有一次，他去參觀成都武侯祠，卻看到旁邊正在為死去的前任四川省主席劉湘建造碩大的墳墓。他很天真地問：「試問劉湘後人款自何來，是否民脂民膏？」陪同者無人敢應。他還聽說，四川農民的錢糧稅竟已經徵收到了民國七十年（1981年），不由大為咂舌。在全國經濟學社的年會上，陳嘉庚作演講，對國內政局表達了憂慮：「光復之後，軍閥劣紳，土豪盜匪，欺凌搶劫，甚於滿清，華僑幾於視家鄉為畏途，空身回省廬墓尚不自安，奚敢言及投資祖國哉？」在他演講之後，經濟學家馬寅初上台繼續控訴：「現國家不幸遭強敵侵略，危險萬狀。而保管外匯之人，卻不顧大局，盜竊外幣，貪利無厭，……」坐在陳嘉庚旁邊的四川平民銀行總經理周季梅悄悄對陳嘉庚說：「這種話除了馬寅初，已無人敢說。」
在大後方觀察近兩個月後，陳嘉庚的笑容日漸消失，最後竟心事重重。他在後來出版的《南洋回憶錄》中寫道：「那些國民黨中央委員，都是身居要職，但都假公濟私，貪污舞弊，生活奢華。那些人都是四五十歲，既不能做好事，又不會早死，他們至少還要屍位二三十年，中國的救星不知在哪裡，即使出世了，或者還在學校讀書，恐怕還要三幾十年才能出來擔當國家大事，國家前途深可憂慮。」正是在失望之下，陳嘉庚把目光投向了西北。5月底，他輾轉抵達陝西延安。
他受到了與重慶一樣熱烈的歡迎，自毛澤東以降的中共高層全數接待了慰問團。當時國內外輿論對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部隊很感好奇與神秘，所謂「共產共妻」的傳言並不罕聞。陳嘉庚在延安參觀了七天，他看得十分細緻，特別是關於商業的部分。
延安城外1里路，有一條百米長的小街，當地軍民稱它為「新市場」，是唯一的商業街。陳嘉庚專門前往觀察。這裡有百多家商舖，還有一家照相館，土特產不少而工業品奇缺。陳嘉庚問一個店主：「政府有沒有存貨公賣？」答：「沒有，都是我們自行經營的。」又問：「這裡大商店大概有多少資本？」答：「大商店很少，聽說有十萬和二三十萬的，大多是收買土產生意的。」回到招待所後，陳嘉庚遇到從南洋歸國投奔延安的女學生，又悄悄問：「這裡有沒有國家經營的店舖？」女學生答：「沒有國營的，所有的店舖都是民營的。」
正是經過這樣的觀察，南洋僑商一行對共產黨的觀感為之大改。最讓陳嘉庚感慨的是延安軍民的親密融洽，他親眼看到總司令朱德雜坐在勤務兵的人群中，狼吞虎嚥地吃同樣的雜糧。他與毛澤東閒聊南洋趣聞時，很多人都跑來圍聽，頃刻座位告滿。有個勤務兵就往毛澤東所坐的長板凳上擠，毛澤東扭頭看他一看，自己移開一些，讓他坐了下來。這些細節讓人印象深刻，恰與重慶的官氣森嚴形成了鮮明對照。客觀地說，20世紀4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形成自己的經濟政策，因為身處在野，沒有任何的包袱和既得利益，因而，所有經濟關係均十分簡單和原始。也正是這種清明簡快的狀態，使很多到過延安的人頓時有了深刻的印象和好感。
延安之行後，陳嘉庚對國共兩黨形成了新的看法。回到南洋，他隨即發動商人捐獻了一批藥品和醫用器材運到延安。而他在大陸做的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帶頭驅趕了家鄉福建省的國民黨大員。
當時的福建省主席是蔣介石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時的同學陳儀，他在福建大搞「統制經濟」，分別組建了企業公司、貿易公司和運輸公司三大國營企業，壟斷全省經濟的命脈。為他操持運作的則是辛亥先烈徐錫麟的侄子徐學禹，他身兼三大公司董事長、福建省銀行董事長等12個職務，儼然是福建版本的孔祥熙。在陳、徐的治理下，福建財經十分蕭條和紊亂。據陳嘉庚的記載，貨物「平時商家自行雇運三四天可到者，統制機關代運六十天尚未交到」，結果是運費倍增，貨物則損壞腐爛嚴重，物價暴漲。
如涵江出產的蝦米，每擔成本170元，運到泉州可賣至400元，民間運輸三天，國營的運輸公司兩個月才能到，蝦米大半臭壞。南靖盛產木材，自由運輸每百斤運費0.25元，統運後漲到1.05元，而且運轉遲滯，南靖木材堆積如山，而幾十公里外的漳州城則柴價高昂。泉州米價由每市斤（13兩）1元升至60多元。政府壟斷閩江運輸，還在陸地設立眾多檢查所，百姓攜帶20斤米入城，即遭查禁沒收。福州城外設立了12處檢查所，帶10斤米立即拘捕。當商脈被牢牢掐死後，官僚資本應運而旺，「公務人員與奸商大發財利，多則百餘萬，少者數十萬元」。福建百姓則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福州通往蒼前山有一閩江大橋，統制運輸後，很多百姓跳江自殺，不到一年就有900多具屍體被撈起。陳、徐等人還控制言論，對任何負面報道均予查禁。
陳嘉庚目睹慘狀怒不能遏，他分別給蔣介石和陳儀寫信，懇請「迅速下令撤銷統制，免貧苦人民數十百萬人，飢餓疾病死亡之慘」。陳儀的答覆是：「戰爭時代運輸必須政府統制，此乃各國通例，唯不識政治之人故有反對。」蔣則回電曰：「閩省田賦系中央意旨。閩事可電我知，切勿外揚。」陳嘉庚徹底絕望，他行走福建各地，每到一處就大聲疾呼，號召各地的商會、同鄉會一起抗爭。陳儀暗令福建媒體絕不能刊登陳嘉庚的「反動言論」，陳嘉庚就自費印刷了「陳儀禍閩」的罪狀在東南和西南各省廣為散發。回到南洋後，他又將罪狀裝訂成冊，印刷上千份投遞到國內政界各要人、各省主席、各戰區司令長官以及南洋各報館、福建同鄉會手上。1941年1月，在中華總商會組織的全新加坡閩僑大會上，他再次上台控訴陳、徐禍閩的12條罪狀。
正是在這種不要命般的攻擊下，時任民國政府主席林森將陳嘉庚的投訴交給行政院提案討論，國民參政會也有議員簽名提案，院會組成一個五人委員會到福建調查。4月，日軍進攻福建長樂，陳儀不戰而逃，福州很快淪陷，蔣介石不得不免了陳儀的省政府主席一職，徐學禹也被調離。
「驅陳救閩」一事，是企業家階層在整個20世紀40年代最有標誌意義的議政行動，而且幾乎是唯一成功的一次。陳嘉庚因身份特殊而僥倖「慘勝」，不過，他與國民黨的緣分也斷絕於此，蔣介石對他再不理睬，甚至還暗中派人阻撓他連任南洋華僑總會主席。陳嘉庚在回憶錄中酸楚地寫道：「因救閩事生惡感，不意深恨見絕若此也。」
就當陳嘉庚在福建驅趕陳儀的時候，中原地區爆發了一場大饑荒。
從1941年起，河南省開始出現旱情，農作物收成大減。到第二年，旱情持續不緩，爆發了罕見的「中原大饑荒」，草根幾乎被挖完，樹皮全被吃光，出現「人相食」的慘狀，河南、河北共500萬人死亡，慘絕人寰。
白修德是當時美國《時代週刊》的駐華記者，他在報道中詳盡描述了當時河南發生的種種慘狀。在從潼關到洛陽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饑民生命垂危，還「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殭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他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裡掏出屍體並撕咬著上面的肉」。然而，到了鄭州後，白修德卻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員們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熱情招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種高檔菜餚。白修德在他的報道中稱：在一個「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的年代，這是他「吃過的最好宴席之一」。因而，白修德認定：災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導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卻是政府及其官員們的腐敗和失職。
另外一個也到災區採訪過的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與白修德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結論。他在《中國震撼世界》一書中寫道：「每天走在路上，但見原野空曠，土地荒蕪，十室九空，殘破不堪，十分淒涼。當時許多地方的旱情並不很嚴重，所以我很奇怪，為什麼土地會如此荒廢。農民告訴我，他們背井離鄉去逃荒，是因為國民黨稅吏、蔣軍徵糧官橫徵暴斂，田賦超過了實際的產量，既然全部勞動果實都要被搶走，交不出捐稅還要挨打坐牢，誰還種地呢？農民在官府衙門外的田野裡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卻在一個又一個國民黨將領的宴席上享受著山珍海味，不禁感到十分羞愧。」
傑克·貝爾登還同時進行了對比：「華北共產黨區的氣候同樣惡劣，同樣缺雨，卻沒有死這麼多人。此中的差別在哪裡？為什麼這邊的人挨餓，而那邊的人卻有飯吃？」他得出的結論是：「蔣管區的人民並不是因為老天爺不下雨而死的，他們是被捐稅逼死的。」他甚至舉了一個十分極端的例子：「1942年，日軍打到豫北的時候，成千上萬的農民配合民族敵人攻擊湯恩伯的部隊，這是很可以理解的。為什麼這麼干呢？難道日軍會比蔣軍更壞嗎？」傑克回到重慶後，據實寫出了報道，而重慶政府的國際宣傳局卻以「消息不符」為由，扣下了他的稿子。
此後的半個多世紀，對「中原大饑荒」的反思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界的一個課題。獲得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在著述中多次引用此案，證明「貧困不單純是一種供給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種權利分配不均，即對人們權利的剝奪」。他以大量資料和經驗研究論證，現代以來雖然饑荒與自然災害有密切關係，但客觀因素往往只起引發或加劇作用，權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論自由的缺乏、政治體制的不民主才是導致貧困和飢餓、導致大規模死亡的饑荒發生的主要原因，在糧食問題的後面是權利關係和制度安排問題。因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開，公眾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進行公開討論，大眾才有可能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弱勢群體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錯誤決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糾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沒有重大災害的承平時期，人們對民主的作用和意義往往並不在意；或許只有面對災害的嚴重後果時，人們才能意識到民主的重要。阿馬蒂亞·森的觀察適用於近當代中國的幾次大饑荒，從1942年的「中原大饑荒」到我們將在後面講述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1959~1961）。
與國統區的混亂和悲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共產黨治理地區的清明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