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聲討怒吼中，聲音最響的人是歷史學家、時任政府參議員、後來當過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傅斯年教授。此人五短身材、體壯如牛、脾氣暴烈，人稱「傅大炮」，在20多年前的「五四運動」中，是北大學生的總指揮，至今尚留存一張當年照片，他手擎一面大旗帶隊沖在遊行隊伍第一列。「飛狗事件」曝光後，他大呼「殺飛狗院長以謝天下」。其實，早在幾年前，他就千方百計搜集孔氏貪贓枉法的罪證，把所有材料裝在一個箱子裡，藏在枕頭底下，寸步不離。他給自己的老師胡適寫信說：「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我於此事，行之至今，自分無慚於前賢典型……至少可以說，他（指孔祥熙）以前是個taboo（禁忌），無人敢指名，近則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觸侮耳。」有一次，蔣介石為了替孔祥熙緩頰，專門請傅斯年吃飯，席間，蔣介石問：場眾人哄笑。
儘管孔祥熙因「飛狗事件」而弄得聲名狼藉，但是扳倒孔祥熙還是花了兩年多時間。
1944年，傅斯年披露了孔祥熙倒賣美金公債的醜聞。1942年，美國國會宣佈將貸款給民國政府5億美元，孔祥熙隨即宣佈提取1億美元為準備金，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儲蓄券」，規定20元購買1美元儲蓄券，抗戰勝利後憑券兌換美金。當時，美元的黑市價為110元兌換1美元，因此，儲蓄券一出，就受到黑市的追捧。後來隨著通貨膨脹的嚴重，儲蓄券的保值性更是凸顯，到1944年初，市場的公債價格為每美元兌換273元。孔祥熙私令手下將350萬美元的儲蓄券按官價購進，然後在黑市以10倍價格拋出套利，另外還有799.5萬美元則由中央銀行的其他大小官員購進私分。這起貪污案，呈現出了系統作案的特徵：首先，中央銀行的相關機構在處理賬務時，不按常規的會計準則和責任程序操作，在各個環節都做了手腳；其次，購買儲蓄券的價格已是極低，而即使如此，也是由中央銀行墊支，而不是孔祥熙等高官們自己拿出來的。這一化公為私的官僚行為模式具有很強的典型性。
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公開揭發此事，引起舉國公憤。1944年底，孔祥熙被迫辭去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部長及央行行長等職務。
孔祥熙禍國，難以例數，其罪之大，要在兩則：其一，他以山西票商後人的嫻熟財技，一手掐斷了民營金融業的千年血脈，中國自先秦以降就有民間經略錢莊的傳統，孔氏斷脈，遺禍百年；其二，他把官商模式運作到了極致，以至於在亂世中形成了一個游離於一切社會階層之外的特權集團，它讓國民經濟陷入低迷，更令民眾對政府喪失信任、無比厭惡。
被免職後的孔祥熙退出了政壇，開始專心打理自己的財產，把能帶走的東西盡量轉移到香港和國外。1947年夏天，他回了一次老家山西太谷，在那裡大宴各路親戚本家，然後與他們揖手告別。到了秋天，他讓夫人宋靄齡先赴美，幾天後，向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發出一電，以「忽接家人自美來電，謂夫人染患惡病，情況嚴重」為由，不等批准，就飛往美國，從此不歸。1962年，思鄉心切的他到台灣住了三年多，隨後又回到了美國。1967年8月，孔祥熙病逝於紐約，時年88歲。此人到底從中國帶走多少財產，一直是個謎，1951年，他對人說：「我在中國大陸丟掉的，比我在這裡有的，多了千倍以上。」
話說傅斯年掀翻孔祥熙之後，蔣介石只好放眼全國，重新尋找「經濟舵手」。他找到的那個人，大家既不意外，也不陌生。
【企業史人物】
李氏難題
1942年11月，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從倫敦出發，長途旅行四個月，由昆明輾轉抵達陪都重慶，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這是一個四肢發達、長得十分英俊的英國劍橋大學的生化學家，他對中國的興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帶南京普通話腔」的中文，來自他的學生兼中國情人魯桂珍小姐的培育——他們在1989年才結為夫妻，當時，李約瑟89歲，魯小姐85歲。
年輕的生化學家李約瑟還是英國工黨黨員，熱衷於參加各類政治活動，是一個熱血沸騰的左翼青年。他很嚮往東方的革命，同時又對中國的文化十分好奇。有一次，他問三位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我只見中國人來英國留學，沒聽說歐洲人去東方學習，是不是你們中國沒有科學？」被問及的學生告訴他，中國的天文學家張衡觀測氣象的「相風銅鳥」比歐洲的「候風鳥」早了1000年，中國醫生華佗早在1700年前就發明了「麻沸散」和懂得如何切除闌尾來治療闌尾炎，而1400年前數學家祖沖之就把圓周率的值計算了出來，這又比歐洲人早了整整1000年。這次對話是李約瑟對中國真正產生興趣的開始。1940年，李約瑟起草了一份《劍橋宣言》，表達了對中國抗戰的支持，以及希望促進歐洲與中國的文化和科技交流，這篇《宣言》寄達中國後，很是鼓舞了戰時的中國政府和知識界。這也最終促成了他的中國之行。
從1943年到1946年，李約瑟先後在中國作了11次長途考察，路程長達3萬里左右。他在一篇以第三人稱撰寫的自傳性文章《一個名譽道家的成長》中寫道：「在那個十分混亂的時期，中國人十分忙碌、貧困及散漫，無暇注意閒逛的外國人。因此他能獨自闖入往往是廢棄的孔廟、僧院、道觀，充分欣賞古樹叢中和荒園裡傳統建築的壯麗景色。他自由地體驗了中國家庭和市集的生活，親眼看到了一個社會在崩潰中等待即將來臨的黎明時所經受的苦難。」李約瑟形容自己是一個「聖誕老人」，一次次把試管、放大鏡、小型發電機、望遠鏡及科學實驗用的各種化學藥物分送給隱蔽在西部的、工作條件十分惡劣的中國科學家們。他還在敦煌發現了第一本印刷的《金剛經》，在地震後的都江堰見識了中國古代水利工程的精妙先進。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提出了日後十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sGrandQuestion）。
據他的觀察，16世紀之前的中國是世界上科技最先進的國家：中國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標明出版日期的圖書，在公元1088年，發明了「磁力導向」的指南針，在公元1161年發明了能夠拋出炸彈的投石機，管子對月亮週期的潮汐現象與亞里士多德的觀察完全一致。可是，李約瑟的疑惑是：「為何中國在科技發展上長期領先西方，而現代科學竟出現於西方而不是中國？在最近的數百年裡，中國的科技為何停滯不前，以至於成了一個備受欺辱的衰老帝國？」
這個「難題」改變了李約瑟此後的人生，他從一個生化學家成了舉世聞名的中國科學史專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的學術世界，他與美國人費正清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兩座讓人仰止的高峰。
李約瑟在研究中發現，由於中國關於技術的發明主要起於實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與西方相較，中國這許多技術發明的後面，缺少了西方科學史上那個特殊精神，即長期而系統地通過數學化來探求宇宙的奧秘。所以中國史上雖有不少合乎科學原理的技術發明，但並未發展出一套體用兼備的系統科學。
李約瑟把西方科學界所形成的「現代科學」看做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發展出來的「科學」則像眾多河流，最後都歸宿於此大海，他並且引用「百川朝宗於海」這一生動成語來比喻此現象。很顯然，他將「科學」從文化的整體脈絡中抽離了出來，作為一種特殊的事象來處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認為中國和西方的科學傳統走的是同一條路，今天已會聚在「現代科學」之中。李約瑟相信，中國科學的「殊途」並不妨礙將來「同歸」於「現代科學」。
李約瑟還從政治制度的層面對中國科學的落後進行了審視。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中央集權超過2000年的國家。自秦統一六國之後，就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封建官僚制度」，這種制度的正面效應是，使中國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而這種制度的負面效應是，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新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在中國，商業階層從未獲得歐洲商人所獲得的那種權利，歷代的「重農抑商」政策造成商業活動的壓抑與滯後。
「李約瑟難題」跟所有歷史難題一樣，其實是一個沒有結論的開放性假設。它的提出，既讓人們從一個嶄新角度審視中國文明的價值，同時也「意外」地產生了兩種效應。一是激發了「老子祖上很厲害」的民族自戀情結，二是為本輪現代化的滯後找到了一個歷史性借口。這一代人犯了錯誤，卻總喜歡從前人的「遺傳」中去尋找理由，這往往是歷史悠久民族的一個通病。
此外，「李約瑟難題」的命題本身還遭到了不少學者的質疑。華裔文化學者余英時便指出，所謂「李約瑟問題」只能是一個「假問題」。他認為，中西對自然現象的探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們可以用「科學」一詞指所有關於自然現象的探究，但事實上，中、西這兩種「科學」同名而異實，二者並不能用同一標準加以衡量或比較。余英時還打比方說，這好像圍棋和象棋雖同屬於「棋」類，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套遊戲，中、西「科學」之間無從發生「領先」與「落後」的問題。「中國科學」如果沿著自己原有的軌道前進，無論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脫胎換骨，最後和以「數學化」為特徵的西方「現代科學」融合成一體。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中國科學史教授席文（NathanSivin）的觀點與余英時相似。他認為，關於歷史上未曾發生的問題，我們恐怕很難找出其原因來，因此我們與其追究「現代科學為何未出現在中國」，不如去研究「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
事實上，進入20世紀之後，對「科學」的認識與反思正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命題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高舉的兩面「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賽先生（科學，Science）。1923年，胡適說：「近30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它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而林語堂則在《吾土吾民》中寫道：「希臘人奠定了自然科學的基礎，埃及人發展了幾何學與天文學，連印度人都發明了自己的語法學，這都以分析性思維為基礎，但中國人卻未能發展自己的語法學，數學與天文學的知識大多是由國外引進的……他們只喜歡道德上的陳詞濫調……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世界觀。」李約瑟的工作正是對這些思考的歷史性延續，他給出的結論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正是問題本身。
李約瑟一生勤勉，獲譽無數，他創建了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英國女王授予他「御前顧問」（CH）的稱號，1990年，中國紫金山天文台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李約瑟號」，1994年，他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首批外籍院士之一。在去世前的大半年裡，他的一隻眼睛已失明，另一隻也幾乎不能視物，但他的思維仍然十分清晰，每天清晨，仍像征性地堅持去研究所上班。他最後一次離開辦公室是1995年3月23日傍晚，第二天，他在寧靜中告別人世。
在37歲之前，李約瑟不認得一個漢字，他是一個頂級的生化專家，甚至被稱為「化學胚胎之父」，而後來的經歷則讓他成了中國科技史的權威。正是1942年的中國之行，讓他真正走進了中國。他不喜歡別人叫他Joseph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漢」，而堅持「李約瑟」的叫法。他睡前與早起時，不穿西式睡衣，而是藍布長衫，一位聽過他講演的學生回憶說，他是「一個結實的人，個性非常活潑，穿著卡嘰布料的長衫，上裝戴著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藍白的牌子……他喜歡別人叫他李先生，談話明白而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