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整個秋冬，上海仍然在絕望中沉淪。對普通人來說，自1937年抗戰以來，物價已經上漲了10倍，生活像一個空氣日漸稀薄讓人窒息的死屋。連最起碼的秩序也不存在了，乞丐和小偷肆無忌憚地從大街的貨攤上盜竊食品，直至攤主無貨可賣為止，警察卻熟視無睹。瓦尼婭·奧克斯在遊記中以厭倦的口吻寫道：「上海是邪惡與暴力的城市，是富裕和令人難以置信的貧困並存的城市，是輪盤賭的輪子飛旋、槍聲頻頻和乞討聲充斥各處的城市。它如今生活在永久性的恐慌和飄忽不定之中，爆炸和破壞、不正常的貿易、通貨的混亂、日本狡猾的滲透、難民的湧入、物價無休止的上漲、歐洲戰爭的爆發以及它在靜安寺路上的反響使上海成了難民與歹徒的俗氣之城。」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美軍基地，炸沉炸傷戰艦40餘艘，擊毀飛機260架，美軍死傷3600人。美國隨即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幾乎同時，日軍進攻中國當時最重要的兩個商業中心，上海與香港。是日凌晨，駐滬日本海軍向黃浦江中僅剩的兩艘英、美炮艦發出最後通牒，勒令它們在兩小時內投降。美艦「韋克」號很快就掛出了白旗，英艦「彼得烈爾」號則在日機的轟炸中沉沒。
破曉時分，日本陸軍在細雨中從蘇州河各橋開進公共租界，中午即佔領整個租界。上海海關，英商匯豐、麥加利、沙遜、有利等6家銀行，美商大通、花旗等5家銀行及大批企業全被日軍看管。英、美領事館人員被迫集中於英國領事館和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幾同囚禁。1942年1月6日，日本對租界的工部局董事會進行改組，由日本大使館參事岡崎勝男任總董，漢奸袁履登為副總董。董事中只有兩名歐洲人，其餘不是日人就是漢奸。萬國商團被解散，158名軍官和1491名士兵全部自謀生路。就這樣，開始於1845年的上海租界歷史，十分諷刺性地在日本刺刀下終結了。日軍在上海實行了嚴格的保甲制度，從此結束了混亂不堪的「孤島」時期。
日後的「孤島」研究者常常被這個命題所困擾：當日本軍隊衝進租界的時候，為什麼沒有引起人們的反抗？上海這座具有革命傳統的中國最大城市，為什麼如此「溫順」地接受了屈辱的統治？瓦尼婭·奧克斯也注意到了這個細節，她在1939年的報道中記錄了上海人與侵略者決一死戰的決心，但是當她於1941年底回到上海時，卻感覺到了「中國精神的崩潰」。她疑惑地問中國朋友，為什麼他們變得如此消極，竟接受了日本人的佔領？
部分事實可能是，在過去的四年裡，人們已經絕望於現有的境況，特別是恐怖活動的隨意性和失控性，導致了人們對於秩序的極度渴望——不管這種秩序以何種方式進行，以及來自何方。
【企業史人物】
江村經濟
1938年春，一個28歲的中國學生費孝通（1910~2005）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它在第二年以「江村經濟」為名出版。此書日後被奉為中國人類學的奠基之作，費孝通還是世界上第一個指出鄉村也能發展工業經濟的經濟學家。
其實沒有「江村」這麼一個村莊，它的原型叫開弦弓村，在距離「孤島」上海100公里的江蘇省吳江縣震澤區（現在的吳江市七都鎮）。
這本書的誘因是一個讓人心碎的青春悲劇。就在幾年前的1935年秋天，燕京大學社會系學生費孝通與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廣西大瑤山作瑤寨實地調查。在翻山越嶺中，費孝通誤入瑤族獵戶為捕捉野獸而設的陷阱，王同惠為了救他獨身離去尋援，不慎墜淵身亡。第二年開春，為了療傷和平撫喪妻之痛，費孝通來到他姐姐費達生居住的開弦弓村。在這裡，他拄著雙拐，帶著一顆破碎的年輕的心，開始了一次細緻的田野調查，《江村經濟》就是結出來的成果。
蘇南的蘇州、常州一帶自明清以來就是江南蠶織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晚清，歐洲的機織技術引進中國後，這裡的紡織工業就開始萌芽，費孝通無意中找到了觀察中國鄉村工業的最佳試驗點。當時流行的經濟觀點認為，工業的發展必須集中於城市，鄉村最多是原料和勞工的來源地。費孝通則不這樣認為，他說：「若都市靠它的技術方便，代替農村來經營絲業，使本來可以維持生活的農民成了饑民，成了負債的人，結果是農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農村方面，是經濟的破產，在都市方面是勞動後備隊伍的陡增，影響到都市勞動者的生機……所以，我們想達到的就是把絲業留在農村，使它成為繁榮農村的一種副業。在農村設廠，規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們尋求最小規模、最大效率的工廠單位。」費孝通的這種觀察超出了同時代的所有人，不獨在中國，即便在全球學界也是獨步一時。它完全不同於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大工業設想，而是一種來自中國的經濟思想靈光。事實上，開始於1978年的中國經濟大改革，由鄉鎮企業為「預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從這裡發芽的。
開弦弓村在1929年1月就購進了先進的繅絲機，辦起了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絲廠，它被認為是現代企業史上第一個農民自己辦的絲廠。村裡還成立了民間銀行性質的信用合作社，費孝通的姐姐、畢業於東京高等蠶繭學校制絲科的費達生正是這一事業的重要倡導者。這些新事物的出現讓費孝通好奇不已。他把開弦弓村當成「中國工業變遷過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變化是工廠代替了家庭手工業系統，並從而產生社會問題」。而他最終得出的調查結論是這樣的：「由於家庭工業的衰落，農民只能在改進產品或放棄手工業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改進產品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再組織的問題……因此，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並不能最終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最終解決的辦法，不在於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措施。」
1938年春，費孝通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完成了博士論文並出版《江村經濟》——這本書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它被看做人類學中國學派的代表作，是人類學的研究對像從「異域」轉向「本土」，從「原始文化」轉向「經濟生活」的嶄新嘗試。不過，它的經濟學意義從未被發現。因為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嘗試在農村培植自己的工業基礎，因為這是反大工業的，是可笑的。
費孝通一直以來被看做一個社會學家，他當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和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而他的觀點在經濟學界受到關注是從批判開始的。1957年，他重返20多年未歸的開弦弓村作調研。在那裡，他又從田野裡拾回了30年前長出來的那個疑惑：「農民為什麼還是那麼窮？」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膽地設問：「現在土地制度變了，每個農戶都擁有了土地，怎麼還是缺糧食呢？」他走村串戶，盤賬計算，得出的結論是：「問題出在副業上。」
他寫道：「我提出這個主張和當前的趨勢是不合的。至少過去幾年裡，似乎有農業社只搞農業，所以加工性質的生產活動，都要交到其他系統的部門，集中到城鎮去做，甚至像礱糠加工這樣的事都不准在農業社裡進行。在開弦弓村我就看到有個礱谷機，可以把礱糠加工成為養豬的飼料。但是鎮上的礱谷廠不准他們這樣做，寧可讓村裡大批礱糠當燃料燒掉。以蠶繭說，烘繭過程也要劃歸商業部門去做，結果實在不很妙。但是看來國家遭受損失事小，逾越清規卻事大。」
費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輕時得出的那個結論：「在我們國內有許多輕工業，並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數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術。以絲綢而論，我請教過不少專家，他們都承認，一定規模的小工廠，可以製出品質很高的生絲，在經濟上打算，把加工業放到原料生產地，有著很多便宜。」他更大膽地用數據說明鄉村工業的倒退：「總的看來，副業方面現有的水平是沒有21年前高了。作一個大約的估計，1936年，副業占農副業總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卻不到20%。」
這樣的觀點理所當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費孝通被指責「在副業上大做攻擊共產黨的文章」、「反對社會主義工業化」。在隨後開展的「反右」運動中，他被劃為著名的大「右派」，在其後的20年中淒慘度日，自稱「連一張書桌都沒有」。
1978年，費孝通始得平反。誰也沒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農村企業」竟成了日後中國經濟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費孝通第三次訪問開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業開始復甦，家庭副業的收入佔到了個人平均總收入的一半，而在吳江一帶，鄉鎮工業遍地開花，甚至跟城裡的大工廠爭原料、爭能源和爭市場。1983年底，費孝通寫出《小城鎮再探索》一文，認為「農民充分利用原有的農村生活設施，進鎮從事工商業活動，在當前不失為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正是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蘇南模式」。他寫道：「從西方工業革命發展的歷史經驗看，蘇南的鄉鎮工業是不倫不類、難以理解的東西，而從中國農村的家庭經濟結構上看去，鄉鎮工業卻是順乎自然的事情……與西方工業革命的歷史相對照，草根工業無疑是中國農民的一個了不起的創舉。」
1986年，已經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費孝通在一篇新聞報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出現了一種有別於蘇南模式的民間工業，他當即以76歲的高齡親赴溫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費孝通一行在鄉鎮政府的接待室裡聽介紹，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殘缺不全的，冷風絲絲吹進，他雖然穿著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來，雙腳也凍得難受，有點坐不住。」不過，在溫州看到的景象還是讓這個睿智的老人很興奮。在當時國內，對溫州私人經濟的批判和討伐之聲不絕於耳，而開明的費孝通則認為，「用割的辦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還會長出來」。他撰寫的長篇調研報告《溫州行》被廣為傳播，後來他又提出了「溫州模式」的概念。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成為中國民營經濟最引人注目的兩大成長模式，竟然都出自費孝通之觀察，斯人貢獻，以此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觀調控，鄉鎮企業都成被整頓的對象，費孝通一直是最堅定和大聲的捍衛者。
費孝通長壽，逝於2005年，晚年名滿天下。他年輕時英俊清瘦，入中年後則胖碩開朗，能寫一手好律詩，做起學術文章來卻是婦孺能懂，舉重若輕。面對後輩小生，他總是不厭其煩，耐心以對，反覆說的一句話正是：「農民和農村的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
遙想1936年的那個開春，從青年費孝通拄著枴杖，好奇地走進開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個小心翼翼的改良主義者。在他看來，「社會是多麼靈巧的一個組織，哪裡經得起硬手硬腳的嘗試？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識不足以維持一種新制度，這種制度遲早會蛻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