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儘管張勳混得地位不低，但始終只是一個鄉下的土佬，對鄉親施恩既是富貴還鄉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也是照顧鄉里的一種古老習俗。一個外國記者採訪過他，回來說張勳絕不是一個政治家，倒更像一條兇猛的看家狗。的確，張勳就是這樣的一條愚忠的狗，忠於清室是愚忠，重視鄉誼是愚善，所有的感情投放都有一個文化習俗劃定的對象，走到哪裡，爬得多高，都難以改變。也正因為張勳的「愚」，兵微將寡的他才成了督軍團的盟主，自己還以為是眾望所歸，被大伙「忽悠」得一頭扎進了北京，為段祺瑞趕走黎元洪，火中取栗還不自知，以為可以藉機實現自己的理想，恢復大清江山，他做「中興」第一人。待到全國一致聲討，段祺瑞組織「討逆軍」打回來，才氣得直跳腳，不僅丟了作為命根子的軍隊，還落了個復辟的惡名。
這樣的張勳，在江西人那裡，在奉新縣，當然有人緣，即使他後來身敗名裂，還是有人念他的好。不過，這樣的人緣我們在江蘇北部的張勳駐地卻找不到。顯然，張大帥的鄉情是有代價的，而這個代價是由徐州和海州一帶的老百姓來支付的。
狗血淋頭的文人們
古來文人之厄莫過於文字獄，大約文人所倚仗著的不過一枝禿筆，不弄點什麼在紙上，甚至刻成書就難受。當然，這一不難受就容易出事。在皇帝的治下，政治上的忌諱是免不了的，寫下白紙黑字的議論，如果政治上不正確，又恰好碰上個過敏的主子再加上若干條鼻子特好使的狗，那麼有可能倒霉。
有明一朝，在開始的時候，朱元璋識字無多，文字獄往往都是阿Q式的，自家禿頭，忌諱人家說光，偏有那麼些小文人對拍馬屁特別有興趣，自投羅網，結果一個接一個莫名其妙就丟了性命。到後來，隨著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獄的水準也水漲船高，稍微像點樣了。比如李贄放言無忌，捧秦始皇，讚美私奔的卓文君，說伺候了四朝皇帝的馮道的好話，連對孔子都敢說三道四，宣稱不一定以其是非為是非。結果被捉進宮裡，斷送了老頭皮。
歷朝歷代論起來，還是清朝文字獄最紅火，康雍乾盛世百多年，就鬧了百多年的文字獄。不僅傳統的政治不正確的話題依然，而且又新添了許多敏感領域，不僅狄夷這種字眼犯忌諱，連明、清，朱、紅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說出了一個以前看起來是常見的詞組——濁清，皇帝肯定會龍顏大怒，說你把「濁」字加於國號之上，是何心腸？甚至如果你在詩文裡多用了幾個「日」「月」，也可能被人告發，說是別有用心——念念不忘明朝。不過，要我說，文人最倒霉的還不是在文字上的遭災。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觸犯了忌諱，儘管斷送了老頭皮或者不老的頭皮，在後人那裡還多少能贏得幾分讚譽，被誇成有勇氣，甚至有見識。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種名義修理的文人，不僅當時很慘，過後也得不到後人的好評，在今天看來屬於晦氣到家了。清初的吳兆騫就是這樣一位倒霉蛋。
吳兆騫是明末清初之季江南有名的才子，這樣的才子在明社為屋之際，儘管沒有顧炎武、傅山、張煌言、夏完淳那樣的恢復之志，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國之慨。雖然很快就出來應試做了順民，但對於清朝皇帝來說，這種人還是有欠修理的地方，至少為了懲罰江南地區士大夫的不安分，也要弄點名堂殺一殺這些人的傲氣。於是，科場案出來了，凡是被舉報的考官考生，統統丟了吃飯的傢伙，而取中的舉子則被押到北京，倆兵丁拿著大刀看一個，讓他們在皇帝面前當場考試。江南才子吳兆騫就是被押解到京，在殺氣騰騰的考場上考試。
一種說法是，從來都嬌生慣養的吳兆騫哪裡見過這樣的陣勢，不免渾身顫抖，握不成筆，結果交了白卷。還有一種說法是，吳兆騫被押進考場之後，傲氣陡起，說我吳兆騫考個舉人還用受這種氣，一字不寫，交了白卷。不管那種說法是對的，反正吳兆騫交了白卷該是沒錯，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極邊之地，到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給披甲人（八旗制度「以旗統軍，以旗統民」，平時種田打獵，戰時披甲上陣。旗丁按身份地位分別阿哈、披甲人和旗丁三種。）為奴了，再重一點就是絞刑了。儘管吳的文名早已上達天聽，皇帝應該知道，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後門才能考上，但處分依然是這麼重。吳兆騫在寧古塔的冰天雪地裡，背著考試作弊的罪名，一待就是23年，最後還是一班老朋友看不下去，托關係托到當時的權相明珠的兒子納蘭性德頭上，納蘭惺惺相惜，伸以援手，這才讓吳兆騫在暮年回到了家鄉。
一個以吃為價值取向的民族的讀書生活
也許可以這麼說，一個「吃」字和一個「家」字，體現了中國人基本的價值取向。什麼都可以丟，就是這兩個東西丟不得，實在被逼到牆角了，高尚一點的人可以為了家而犧牲吃，而品性差一點的則往往為了吃而犧牲家。「吃」作為價值取向，主要表現在多數人活著是為了吃，而不是看起來更為合理的吃是為了活著。食不果腹的時候當然談不上價值觀，但是只要國人有了餘錢剩米，吃頓好的或者頓頓吃好的就成了人們每日的不懈追求。用老北京的話來說，就是「奔」，到底是奔窩頭加鹹菜呢，還是奔燒餅夾肉。戰國時孟嘗君門下客馮諼感慨懷才不遇，彈鋏而歌抗議，首先要求的就是「食有魚」。
國人有福，吃頓餃子都要攢肉票的時代總算過去了。雖然農民還很苦，但解決了溫飽並進入小康的人家畢竟很多了。有多少呢，保守估計，一億上下總是有的，從冰箱、彩電、空調、電腦的消費上就可見一斑，如果擱在20世紀的70年代，這些東西就是拿到了中國也是沒有人買的。按道理，衣食足就該知禮儀了，對書的需求應該大一點了。可是情況很不妙，在我們這個禮儀之邦，造紙和印刷術的發明地，有過歐洲人還滿足於少數教士傳閱可憐的幾本羊皮紙書的時候，我們的書坊已經把書鋪到了窮鄉僻壤的光輝歷史。
可是，現在我們出版的圖書，居然60%以上是教材，如果再加上無孔不入的教輔書（輔助教材），那麼一般性閱讀圖書的比例小得可憐（在發達國家，這個比例是倒過來的）。這個數字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我們現在的國民所看的書，絕大多數屬於強迫性閱讀，因為上學要考試，或者學校硬性規定必須買（比如大量的教輔），不得不購買或者閱讀。全國很多出版社都是靠出教材養活的，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凡是具有傳統教材資源的出版社，比如教育社，一律財大氣粗，日子過得滋潤。像美國那樣，鼓勵學生用二手教材的建議，對出版界來說等於是災難。毋庸諱言，我們這個據說是唯一的延續下來的文明古國，現在的國民卻不喜歡讀書了。
原因是什麼呢？有人說，現在沒有好書，也有人說現在書價太高。前一條理由有點道理，其中的緣由很複雜，最大的因素是出版管理部門卡得死。儘管如此，市面上有價值的書還是一年年地多了起來，斷不至於到了讓人無書可看的地步。至於後一種解釋其實並不成立。出版雖然也可以說是「壟斷」行業，但由於這個行業的特殊性，並不可能真的維持高額的壟斷價格，因為消費週期過長，而且書籍畢竟不能像電信、石油甚至藥品一樣，強制人們消費。書的價格比起計劃經濟時代是高了許多，但出版者其實並沒有暴利可言，無論是書商還是出版社，真正做大的其實沒有。在市面上，五六十元一本的書已經屬於高價了，面對這樣的價格，大多數讀書人見了都會掂量掂量，如果不是特別需要或者特別的喜愛，估計多半是要掩面而去的。
但是同樣是這些人，請朋友吃頓飯，或者是幾個人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就是相聚一下，吃飯或者K歌的錢一般都要超過此數。我們就是這樣，吃飯花上百元，只要感覺還可以會覺得很便宜，但買書花50元會覺得很肉疼。飯是必須吃的，而書則能省則省。我們的大學生，說起來也算是讀書人，但每年花在下飯店吃飯上的錢，絕對要比買書不知多上多少倍。大學內外的飯店開一個火一個，即使價格比其他地方的貴上許多（尤其是大學裡面的飯店），但一樣天天爆滿，可是誰見過大學書店有如此的人氣？在大學生活的人們，除了那些特別貧困又無力打工掙錢的人外，好像有無數的理由聚會吃飯，什麼生日啦，老鄉會啦，師生會啦，等等，即便什麼借口沒有，也有可能出來撮一頓。現在這種聚會，據說時髦的已經改K歌和泡茶樓了，但這些地方大多也是連吃帶玩，所以依然離不開一個「吃」字。
當然，大學裡應該提供給學生所需閱讀的圖書，可是我們的大學中原本圖書資料就不足，在目前大學瘋狂擴招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可能了。的確，我們應該痛責那些主其事的肉食者，他們應該負主要責任，但是反過來，難道我們已經進入大學的人就只能在怨天尤人和吃喝玩樂中等待嗎？沒有這個經濟實力者另當別論，而有這個能力的人，對於可花可不花的吃喝錢可以捨得，對於關係到自己學業前途、實際上必須花的買書費用卻可以省掉。捫心自問，難道不覺得我們有點奇怪嗎？古語道，民以食為天。這在吃不飽的情況下是對的，但如果已經吃飽了，還要以食為天，那就有點問題了。
不識字的好處
人能用符號表達意思，到底是福還是禍？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有確定答案的問題。傳說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天上往下掉小米是好事，知識可以帶來財富，殷墟甲骨文多為巫師的手筆，「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纏兮？」人家識字。但是鬼夜哭則不是什麼好事，小時候聽大人講鬼故事，聽到鬼夜哭八成禍事來了。知識既可以帶來財富，也可以帶來災禍，就人類整體而言如此，個體的人也如此。
閒來無事，翻了一本老紅軍的私人回憶錄。此人雖然級別不高，但在延安期間，由於學過廚師，長期在後勤部門工作，因此見過的事多，見過的大人物也多。由於級別不夠，沒有組織上給他配人撰寫，只是由他個人口授，兒子記錄下來的，因此就沒有那麼多顧忌。讀起來，可以瞭解延安生活的諸多細節，值得一說的事很多，但是我最想說的卻是老人有關識字的經歷。
老人是個紅小鬼，十二三歲就跟上紅軍，他所在的川陝紅軍在張國燾領導下肅反肅得凶，紅軍裡凡是出身差一點的就有危險，而檢驗出身的標準之一，就是看這個人識字多少。當然，北大畢業生張國燾是不在其內的，因為他是最高領導。雖然識字多了有危險，但軍中卻辦識字班，教那些文盲戰士識字，我們這個紅小鬼學習很賣力，成績突出，但是識字教員偷偷跟他講，不要這麼賣力，識字多了當心被當反革命抓進去，他正在疑惑，識字教員就被肅掉了，識字班無疾而終。從此而後，紅小鬼再也不敢識字。
到了延安給首長當公務員，首長教他識字，不幹，送他去學校學習，不幹，最後只學了一手廚藝。結果到了延安整風期間，不識字的好處顯出來了。他回憶道：「我沒有文化學歷，歷史清白，審干審不到我的頭上，整個楊家嶺的幹部就屬我吃得飽，睡得香，既不考慮如何去整人，也不擔心被人整，悠閒自得。整風審干負責人之一的鄧潔在大會上宣佈：『從今天起，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楊家嶺的大門，誰有什麼事情要辦，去找李耀宇（回憶錄作者）同志，讓他替你們去外面辦去，大家盡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風，清查特務。』」（李耀宇口述《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第145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