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奉系政府乾脆就是軍政府，鬍子出身的張作霖做了大元帥，代議機關連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沒有了。奉系統治的4年是北洋時期最黑暗的時期，不僅連形式上的代議機關不復存在，連起碼的言論自由也遭到封殺。敢言的記者被捕殺，民國最有名的兩個名記者邵飄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軍閥手裡。學生的遊行請願，也遭到軍警射殺，著名的「三一八」慘案，被魯迅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這樣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裡才可能出現。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獨立，由專家教授治校，但奉繫上台之後派人接管，說是教員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須聽話，如果不聽話就軍法從事。張作霖的名言是：管你吃，管你穿，不聽話怎麼能行？漢高祖劉邦約法三章，我只一章，不聽話就槍斃。後來，由於小張（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一白遮百丑，結果父以子貴，連老張（張作霖）的種種，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變得很是正面，實在是歷史敘述的滑稽。當然，這已經是後話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線上行進，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孫中山的南方政府和非常國會，也一樣卷在陰謀、暗殺以及軍閥惡鬥之中難以自拔，孫中山在罵南北軍閥一丘之貉的時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沒有脫離權術和武力威脅的窠臼。湖南的趙恆惕，廣東的陳炯明提倡聯省自治，省憲倒是做得像模像樣，可是基於省憲的自治卻都談不上，還是有槍的說了算。從骨子裡講，北洋時代跟中國歷史其他歷史階段出現的軍閥統治時期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個社會進入一個武化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原有調節機制受到很大破壞，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槍桿子成為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物品。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實際上是湖南一個文人出身的軍閥譚延闓總結出來的，很形象地揭示了這一時期政治的真諦。然而，這一時期的政治跟東漢末年和五代十國時期又有不一樣的地方。這時的中國已經被西方拉入了它們的世界體系，軍閥政治無論在操作手段上多麼的傳統，但畢竟擺脫不了現代性的印痕。中國農民在鬧義和團的時候，對洋槍洋炮還相當陌生，想擁有，擁有了卻不會使用。可是經過軍閥多年混戰、兵變為匪、匪變成兵的戰爭習染，農民對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實現了質的飛躍。招來農民，稍加訓練就是兵，當兵也成為很多地區農民的一項還算不壞的職業選擇。這一切，也為後來共產主義的農村革命提供了準備。
更令人悲哀的是，這一時期的知識界不但沒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學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兩個方面特別的活躍，一方面依然沉醉於「根本解決」的方案，當發現制度改變沒有能改變中國的時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倫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運動本身倒無可厚非，但知識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僅過於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變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識精英又對好人政治、賢人政治有過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於某個好軍閥，借助軍事和政治的強力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這一時期雖然也不乏有留學西方、專攻憲政和民主的學者回國，但就總體而言，西方民主憲政理論的研究在中國並無多大起色，即使在學界也沒有多少聲音，學界喪失了對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相反，唯物史觀和階級話語倒在學界逐漸發出大聲，甚至佔據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來自於主張文化保守主義的陳寅恪、錢穆等人。北洋時期這種延下降線行進的政治演進，值得後來的人們認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軍閥武夫們，不見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見得都是背後受帝國主義列強牽線操縱的牽線木偶。中國政治從代議制逐漸演變成軍事專制，最後變成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黨治和軍事專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絕非一句轉型期的特有現象可以說清楚。歷史從來都是複雜的，北洋時期紛亂的歷史就更加複雜，這個複雜蘊涵著機遇，一種可以解開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現代化轉型迷局的機遇，但願當我們再次面對北洋歷史的時候，不要再放過了。
一出掉包戲的台前幕後
晚清的官場多事，最富戲劇性的事要數楊翠喜案。楊翠喜本是天津的名伶，色藝俱佳，很受津門閒人的喜愛，可是突然有一天，美人從藝壇消失了。不久，地球人都知道了，原來佳人已屬沙陀利，被當時權勢最大的慶親王奕劻之子——官拜農工商部尚書的貝子載振藏之金屋。
當然，美人楊翠喜不是自己花落貝子府的。那是日俄戰爭之後，載振奉命到東三省視察，路過天津，北洋大臣袁世凱設宴招待，席間楊翠喜獻藝，載振一見之下，不覺忘情，手為之舞，足為之蹈。後來的事情就很簡單了，楊翠喜進了載貝子的臥室，她成了某人送給貝子的禮物，隨同大活人進獻的據說還有十萬雪花銀。送禮的就是出自袁世凱門下，時任道台的段芝貴。不久段芝貴一躍，由一個「地級幹部」變成了署理黑龍江巡撫，躋身方面大員的行列。這樣的破格提拔，據說在清朝還沒有先例。
此時，晚清的吏治早已壞得一塌糊塗，即使如聖眷隆隆的岑春煊要想整頓，也只能鎩羽而歸，所以慶王父子才敢如此大膽妄為，讓買官者破格得售。不過，吏治雖壞，朝廷反腐敗的旗幟卻並不倒，只是在反腐的背後總是有權力鬥爭的影子。慶親王奕劻雖然勢大權重，但他也有政敵，政敵就是朝中的軍機大臣瞿鴻禨和地方大員岑春煊。在李鴻章之後的政壇上，瞿、岑的聯盟雖然在和奕劻與袁世凱聯盟的鬥爭中總是處於下風，但卻並沒有被徹底打垮，時不時地總要出來弄點事噁心一下對手。
地球人都知道的楊翠喜事件，給了瞿、岑一個看起來絕佳的機會，於是，瞿鴻禨的門生，時任御史的趙啟霖跳出來奏了一本，把事給抖落了出來。事既然給捅出來了，徹查的官樣文章是必須做的，一個以醇親王載灃和孫家鼐為首的「調查組」組成了。在調查組還沒有動身之前，袁世凱命令手下幹員楊以德馬上將楊翠喜從貝子府轉移，讓鹽商出身的商務局總辦王竹林頂缸，充當楊翠喜的丈夫，並親口教好了兩人如何答對。總之，待調查組進入現場，作案人早已移花接木，把張冠扣在李姓的腦袋上了。
醇王爺和孫家鼐也不是糊塗人，他們帶人來了以後，睜著眼睛裝糊塗，孫家鼐問了問王竹林和楊翠喜，錄了原本是楊以德操辦的口供，然後就回京覆命。一場大案煙消雲散，御史趙啟霖丟了官，載貝子也自請辭職，國家又回到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顯然，瞿鴻禨和岑春煊不出面，誰肯賣力查呢？也許他們看出來了，西太后也根本沒有下決心，奕劻和他寶貝兒子還都在位置上，袁世凱更是大權在握，事件根本沒有波及他。按袁世凱的說法，案件大事化了是因為奕劻平時人緣好，為人厚道，所以大家肯幫忙。
清朝自所謂的同光中興以來，官場有種相當怪的現象，凡是有用、能幹的官員大抵聲譽不佳，曾國藩之後這種現象愈演愈烈。到了袁世凱時代，朝中最有用的能臣袁世凱居然跟最為貪黷的奕劻結成最牢固的聯盟，靠收買奕劻實現他的政治抱負。這個奕劻，被英國《泰晤士報》著名的記者莫裡循稱為中國聲名最惡劣的人物。楊翠喜案，段芝貴買官，袁世凱參與與否於史無證，不好說，但從後來的彌合掉包來看，他未必就不知情，況且，段芝貴得官也合乎他一貫擴張勢力的初衷。客觀地說，袁世凱在晚清的變局之中，於改革事業沒少作貢獻，清末新政的每項事業幾乎都有他的份，從行政、警政改革到預備立憲。在推行改革的同時，他個人的勢力也迅速膨脹，形成了唯他馬首是瞻的龐大的北洋系，這一切都離不開慶親王奕劻的大力配合。而奕劻作為皇室宗親，居然全不顧自家祖宗的江山社稷，甚至在辛亥年，袁世凱逼清帝退位他也配合。那副嘴臉，連當時還是個孩子的溥儀都記憶猶新，等到奕劻死的時候，家屬求謚號，這個關起門來的小皇帝居然要賜個「丑」字給他。
都說樹倒猢猻散，其實樹還沒倒，猢猻就已經散了，身沒散，心散了。即便根正苗紅的自家人也未必靠得住，大家早就利用眼前的權勢鋪好了退路。
雙槍兵與雙槍將
說歷史的書在談及軍閥的時候，雙槍兵和雙槍將永遠是個能挑起興致的話題。所謂的雙槍就是一根步槍（或者別的什麼槍）再加一根煙槍，意指那些抽大煙的軍人們的「裝備」。比較起來，按比率而言，在軍閥的隊伍裡面，雙槍將的比例要比雙槍兵高，即使在那些士兵沒有抽大煙習慣的軍隊裡，軍官也不乏癮君子。生活稍微好一點的人就要抽大煙，這是當時的風俗，北京的小富之家每每鼓勵孩子熏一口，說是可以讓孩子踏實，不招事兒。那時的人們管鴉片叫芙蓉膏、福壽膏，可見其社會聲譽並不像我們今天想像得那麼差。同樣，雙槍兵的產生也跟風俗有關。
那個時候，西南和西北地區盛產煙土（論品質，西南的煙土優於西北），統治的軍閥為了多收稅，鼓勵甚至強迫農民種罌粟，而農民為了提高商品率，也多半樂於種植，種的多了又沒有人禁，價錢也就降下來了，誰都抽得起，抽大煙就跟近日吸煙卷一樣了。在西南和西北地方，實際上社會各界上下層人士都在抽，多少個文人回憶都提到，到了西南，轎夫和腳夫在路上休息時，首先做的事情是抽煙，飯吃不吃倒在其次。由於鴉片這種東西一沾就上癮，跟飯和鹽一樣離不開，所以，鴉片的種植也就成為農民的一種對經濟作物的追求，不斷地可以生利（當然大頭還是讓掌權的軍閥收去了）、維持生計。鄂豫皖的紅軍到了川北發現，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兵源可以補充，當地的農民無論貧富，凡是男性個個都是煙鬼，最後只好變通一下，找那些煙癮小一點的弄進來再戒，實在不行只好找女人來頂（下層百姓中女性抽煙者很少）。所以，紅軍四方面軍（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的簡稱）才有那麼多的女兵。
那個時候，抽大煙實際上是一種文化，跟我們的飲食一樣，不僅有「食」的內容及形式的講究，而且有器皿的追求（煙槍、煙具），還有吸食環境的建設。稍微講究點的家庭，待客之具少不了煙槍若干，煙槍的檔次代表著家庭的地位。達官貴人，吃花酒是交際，但真正談事必須踱進密室，伴著煙槍來。雛妓學生意，首先不是學唱，如何燒煙、燒煙炮才是名妓色藝中藝的內容之一，是要先學的技藝。那些將這毒物輸入中國的老外，居然把小腳、辮子和煙槍同列為中國人的象徵反覆展出，可恨固然可恨，但扣去源頭不論，其實倒也不算冤枉。世界上抽鴉片的人多了，緬甸、印度都比我們早，為什麼他們沒有發展出如此雅俗共賞的一套文化來？
軍人也是人，逃不出食文化和煙文化的習染。慢說士兵，就是那些當日懷著一腔救國之志，日本留學回來的士官生回國之後，過不了多久也開始吞雲吐霧，士兵自然也就拿煙炮當乾糧了。那個時候發軍餉，經常是半為大洋半為煙土，沒有大洋光是煙土也無不可，士兵也跟抬轎子的苦力一樣，不吃飯行，不抽煙不行。仗打敗了，交槍可以，交煙槍不行。
按雲南軍閥龍雲的公子（也是龍雲的愛將）龍繩武的說法，抽大煙對部隊的戰鬥力其實影響不大。過足了癮，打仗特別瘋，如果戰鬥正在進行中，士兵也知道不打完抽不上煙，所以往往會拚命地打。另外一個好處就是抽煙可以治病，西南地區乃煙瘴之地，各種病特多，抽煙人在這方面感覺好得多。
龍公子是法國聖西爾軍校的畢業生，可是在大煙問題上卻不按操典說話，其實抽煙對士兵的戰鬥力還是有影響的。雖然抽大煙跟吸食（注射）海洛因不一樣，但也是吸毒，只不過對身體毒害的過程要慢一些。不錯，一般的頭痛腦熱癮君子是不得的，在軍隊裡有了病，同僚們首選的方法是勸你吸煙，不分官兵，都是如此。但用鴉片來治病，在當時的條件下治死的也很多，特別是當患痢疾的時候用鴉片治，一治一個死。懸賞煙土五兩固然可以激勵士兵衝鋒，但定期的煙癮發作畢竟是雙槍兵的阿喀琉斯之踵，只要對方瞭解了行情，在癮發或者過癮的時候攻擊，部隊多半是要崩潰的。紅軍四方面軍入川總是打勝仗，跟摸清了川軍的煙癮規律不無關係，這一點看看《徐向前回憶錄》就知道。
所以，隨著軍閥混戰的烈度增加，大家一致的看法還是不抽煙的好。在這個認識前提下，中國軍隊的雙槍兵和雙槍將們總量一直在減少。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無論是川軍還是滇軍，將領們紛紛帶頭戒煙，要一雪內戰之恥，所以戰績相當不錯。與此同時，中國的煙文化也開始衰敗，公共場所煙具逐漸銷聲匿跡，雖然抽大煙的人還有，但已經轉入地下，不再是一種炫耀了。
文甘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