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喜歡扎堆，一旦成群結隊，舉止有時就會有點乖張，一起歡樂的時候不是沒有，但一同憤怒或者同仇敵愾，甚至假裝同仇敵愾的時候往往更多。當今之世，扎堆起哄的機會不多，往往很隨機，而且不合法，官方稱之為「群體性事件」。多少有點合法的是針對外國的事兒，舉著愛國主義的旗幟，理直氣壯，官方即使想阻攔，也顧慮多多。網絡時代，按道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應該加強，彼此瞭解增多，但實際上卻未必。人們上了網，瞭解的機會多，誤會的機會也多，更要命的是，樂於在網絡溜躂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反而不樂意見人，彼此膈膜更厲害。
杜月笙的「維權」生涯與「佛見喜」李蓮英
杜月笙的「維權」生涯
杜月笙是舊中國上海的青幫老大，也是上海灘著名的「聞人」。按著名報人徐鑄成的說法，流氓首領，幫會領袖，不管你有多大聲勢，只能叫做「大亨」，上海灘夠得上「聞人」的只有有數的幾個人，而杜就是其中之一。
作為幫會頭子，走私販毒、包娼包賭，這些活計肯定是要做的，而且手眼通天，人脈極廣，全國的軍政要人、幫會同道並土匪馬賊都買他的賬。據說當時如果丟了特別緊要的東西，只要杜老闆肯幫忙，不管丟在什麼地方，都是可以物歸原主的。在上海，無論什麼時候，杜老闆進到哪個舞廳，所有人都會停下來恭敬地看著他，樂隊馬上改奏迎賓曲。當然，如果杜月笙的本事僅限於此，那麼他就擔不起「聞人」二字。杜月笙的本事在於，他經常能做點好事，上海幾乎所有大學，他都是校董，免不了要大筆地捐錢；凡是像點樣的公益活動，都有他的身影，慈善募捐，認捐的頭幾名，肯定有他的名字。無論是失意政客還是落魄文人，只要你有名，到了上海，他都養著，給房給錢，而且給得相當巧妙，不讓你有吃賞飯的感覺。大名鼎鼎的段祺瑞、楊度，都吃過他的飯，而且，就是在吃杜老闆供養期間，楊度變成了的秘密黨員。
杜月笙之有名，還在於他在跟上流社會打交道的同時，並沒有忘了幫會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為某一部分下層百姓討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眾眼裡，杜老闆的口碑也是相當不錯的。當時的上海，不管你是街頭的小販，還是四馬路的流鶯，受了欺負，只要運氣足夠好被杜老闆知道了，他就會管，而且肯定會給你一個說得過去的說法。在國民黨政府控制下的黃色工會，不再替工人說話，或者組織時，杜月笙和他的門徒就承擔了這個惹事的買賣；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許多工人，都有幫會的背景，特別是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碼頭工人、人力車伕的「維權活動」，都無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
為了支持這些，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當局搞翻的危險。從某種意義上說，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戰以後，在國民黨政府那邊越來越失勢，1948年連兒子都因所謂破壞金融秩序的罪名抓了起來，很大程度上是他這種替工人「維權」的行為所致。事實上，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黨人還熱衷於工人運動的時候，也必須借助杜老闆的力量，早期上海總工會的會長汪壽華還拜山入了杜月笙的山堂，只是後來蔣介石搞「四·一二」政變的時候，受到各方的壓力與誘惑，杜月笙又出賣了他。這件事，後來成了杜月笙一生悔之不盡的憾事。1949年以後，當他逃到香港，和在京劇界有「冬皇」之稱的孟小冬一起生活的時候，還不斷地提及此事。
一個國家，當政府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門不能維護秩序，不能還下層百姓一個起碼的公道的時候，下層百姓就會去求助黑社會。黑社會也自然會以下層社會的執法者面目出現，在很多場合充當裁判，儘管他們的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秩序的破壞者和下層百姓的壓迫者。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某種秩序，都有人在尋求公道，如果政府失職，那麼自然會有替代者。舊中國的種種亂象，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此。
「佛見喜」李蓮英
在晚清，李蓮英可是個大人物，從某種意義上，名頭比那些王公大人甚至中興名臣還要響，說起晚清掌故，想不提李總管的大名都難。種種傳聞，說好的有，說壞的更多。在很多遺老遺少眼裡，大清國之所以完了，多少跟這個沒把的茶壺（閹人）有點關係，西太后做的孽，大概有一半得算在他的頭上。
說起來，李蓮英，甚至他的主子西太后，都有點生不逢時。如果放在別的朝代，像他這樣的宦官和這樣的太后，說不上流芳百世吧，也斷不可能留下罵名。可是晚清趕上的是一個千年未有之變局，是已經進入現代的西方，用武力脅迫東方進入他們世界體系的時代。在這個危機四伏的時代，領導中國實現轉型，顯然不是一個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女人所能勝任的，所有的處置失當，作為一個女主來說，身邊的宦官，自然而然地要背些黑鍋。
從朱一新、安維峻這種鐵面御史的彈章，到街談巷議的群眾輿論，李蓮英的所作所為，大體上跟他的前輩們，從東漢的中常侍到明朝的劉謹、魏忠賢們差不多，無非是惑亂朝政，買官鬻爵這些事。比起西太后第一個寵信的太監安德海來，李蓮英還算是幸運的，因為還沒有人說他走運是因為沒有騸乾淨。
雖然李蓮英在西太后跟前一直得寵，甚至破例得封四品頂戴，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靠得住的證據表明，他曾經（哪怕一次也行！）對朝政插過嘴，臧否過哪怕一介小官。雖然走李蓮英門路陞官的人倒是不少，估計銀子也拿了不少，但是，實在找不出證據，說有哪個人的得官，是李蓮英背後在老佛爺那裡遞了話。李蓮英的發財，更多的可能是人們把他想像成那種一言九鼎的人物，想像成可以弄權搞名堂的寵臣。也就是說，人們按照從前得寵宦官的面目，來比照李蓮英，比照來比照去，送銀子走門路成了常態，而不送倒成了心病，為了保險起見，大家還是送的好，所以就都送了。
其實，在西太后眼裡，李蓮英是個特別低調，行事謹慎，而且極其幹練富有指揮調度才能的人（宮裡的許多大規模的儀式活動，都是李蓮英一手操辦，無不井然有序）。這個一直自比乾隆的當朝太后，根本不可能允許太監，哪怕是最親信的太監，對朝政插半句的嘴。對這個清朝祖制上根本沒有根據的女主來說，只有更加嚴格地講究祖宗規矩，才能夠堵住別人的嘴，所以，儘管她用這些人，但也只是當使喚的下人，決不會讓他們染指朝政。在其他的宦官和宮女眼裡，李總管雖然位高權重，卻是一個善解人意，從不作威作福的人，只要有機會，他總會給人以方便。所以，宮裡雖然派系複雜，但沒有人背後壞他。
所以，當朱一新他們指名道姓地彈劾李蓮英時，無論如何是不可能讓老佛爺相信的，最後丟官的只能是這些不怕死的都老爺（御史），只是成全了他們的剛直之名。按朝中的規矩，李蓮英唯一做得不太好的事情，是經常把西太后的日常起居狀況通報給跟他關係好的大臣，比如慶親王奕劻、北洋大臣袁世凱等，以便這些人隨時掌握西太后的動向，上朝的時候好有個準備。但是這種事情，顯然是大臣方面更加主動一些。
一位伺候過老佛爺的宮女說過，李蓮英就像一種俗名叫「佛見喜」的梨，看著黑黑的，很不起眼，可吃起來又甜、又酥、又細、又嫩。李蓮英外表看著不怎麼樣，可當差當得滴水不漏，你剛剛想到，他已經做到了，讓西太后舒服而且放心。這樣的人，哪個位高權重的會不喜歡呢？
責任心、職業道德和骨氣
關於黃萬里先生，我知道的，跟一般人沒有什麼兩樣。要紀念他，也許說不出什麼更多的話來。但是，還是想說點什麼，說點跟自己的身份，一個學院知識分子有關的話題。
說起來，黃萬里先生跟現在中國的多數的教授身份差不多，都是體制內的知識分子，拿著政府的工資，做著技術性的事務。雖然，他比我們現在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專業上都優秀，但在身份上，並無本質的區別。我常想，如果今天再出現黃萬里先生當年討論修建三門峽水庫那樣的政治環境，還會有人站出來提出異議嗎？我敢肯定不會，就是有人明白這個水壩不能修，也絕不會有人公開反對，連私下表達異議都沒有可能。君不見，當今之時，已經沒有被扣政治帽子的可能，更沒有被打成右派的機會，一個個的專家論證會，儘管論證的玩意很可能荒唐透頂，有誰會說半個不字呢？沒有，看在同僚的面上，看在領導的面上，更看在高額的評審費的面上，評審組織者要什麼，領導要什麼，專家就說什麼。
黃萬里先生是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這一點沒有人懷疑。他的骨氣，事實上來源於兩個東西，一是作為科學家的職業道德，二是他的責任心。而後者，尤為重要。作為前者，一個真正的科學家，可以沒有政治立場，必然會尊重科學常識，尊重試驗數據，不能違背自己的學識，不尊重事實而說違心的話，尤其不能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說出這樣的話。也就是說，如果科學家的研究告訴他這個東西是白的，那麼無論在多大壓力下，他把它說成黑的，對他來說，都是一種巨大的良心上的折磨。我相信，當年看出三門峽水庫的問題的水利科學家不止黃萬里一個，而違心同意蘇聯專家意見的人，內心一定有某種煎熬。但是，真正能站出來說不的人，卻只有黃萬里一個。
我們可以說，黃萬里先生作為教育家黃炎培先生的公子，其所受的教育特別好，他的留學經歷告訴我們，他的科學素養特別的棒，因此他的職業道德感比別的人更加強。但我們也可以說，作為一個刻意報國的科學家，他對於民族和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百姓，有著更大的責任感。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恪守職業道德，可以選擇沉默，也可以選擇發表意見後再沉默，但是，他選擇的卻是抗爭，固執地堅持己見。由此而賈禍，在別人看來，的確是太傻了。
從來有責任心、有對國家民族和人民的責任心的人，都是傻子。捨身求法者，為民請命者，都是傻子。一部歷史，如果都是見風使舵之輩，都是功名利祿之徒，都是彼可取而代之野心家，那麼，歷史將變得非常的乏味，非常的無聊。即使人人的身段都非常柔軟，手腕都非常的高明，鬥得非常精彩，依舊是乏味和無聊。有了傻子，歷史才像畫龍點上了睛，生龍活虎。儘管歷史上的傻子，個個都命運悲慘，但一個民族的歷史，卻因此而值得稱道。
嚴格說來，沒有人能做到完全的無私，但是，如果有了為百姓，為民族，為國家的責任心，就可以做到無私，把個人的成敗利鈍放在一邊。從這個意義上說，黃萬里先生是一個無私的人。之所以無私，就是因為他的責任心特別重。當然，反過來，跟黃萬里同輩的科學家們，不見得沒有職業道德，也不見得沒有責任心，但是，為何很少有人能做到跟黃萬里一樣呢？對此，我們更應該問的是，為何科學家沒有一個充分表達意見的場合？為何在科學問題上，還要服從政治目的，讓政治壓倒科學，讓政治家的意志壓倒科學家的專業判斷？進而把科學上的不同意見變成政治異議，把發表科學異議科學家打成右派。顯然，這一點，也是應該好好反思的。
顯然，雖然國家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改正了右派，但卻沒有很好地反思這個過於嚴峻的問題。到今天，來自行政和商業利益上的干擾，依然影響著科學的判斷。瞎指揮依舊盛行，所謂的「交學費」現象，依然日復一日地在中國的土地上重複了再重複。像三門峽水庫這樣的「學費工程」，還是一個接一個地聳立起來。更加嚴峻的問題是，某些科學家們，既沒有了職業道德，也沒有了責任心。一個個垮掉的工程背後，都有專家的設計論證，但垮掉之後，只消同樣一批人再論證一次，證明跟設計無關，跟驗收無關，就完事大吉。很少見過有科學技術人員，為了垮掉的工程承擔責任的。既然沒有了責任，人人都樂得拿錢論證，拿錢消災。
不能說現在的科學技術人員，現在的知識分子沒有專業知識，缺少專業技能。但是，他們中的不少人更缺少的，是一種作為這樣一種身份的人的靈魂，一種不可缺少的職業道德和責任心。
中國台灣的「大埔事件」
來中國台灣之前，於建嶸告訴我，台灣不可能有拆遷這種事。但很不幸，我一到台灣，就劈頭趕上一個拆遷——「大埔事件」。一連好些天，幾個電視台都在談這個事件，事件中有位72歲的農婦喝除草劑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