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受到的抑制
當日耳曼以及塞西亞民族橫行於羅馬帝國的西部各省的時候，這樣大的一個變革所帶來的混亂的狀態持續了幾個世紀。野蠻人對於當地居民所施行的掠奪以及侵犯中斷了城鎮和農村間的商貿往來。城鎮沒人居住，農村土地沒有人耕種，在羅馬帝國統治之下曾經享受過極其富裕的歐洲西部各省淪入了最貧困以及野蠻的狀態。在這些混亂狀態持續的時候，那些民族的酋長以及主要頭人獲得了或者篡奪了那些國家的大多數土地。其中絕大多數土地都未被開墾，不過不論是開墾了的或者並沒有開墾的都有了主人。所有的土地都被佔有，並且絕大多數被少數所有者獨佔。
對於未開墾的土地的最初佔有，即使是一個極大的罪惡，但是可能也只是短暫性的。通過繼承或者轉讓，土地非常快就可能被重新分割成非常多小塊。不過長子繼承法阻礙了它們通過繼承進行分割；然而限定繼承法的實行又使土地不得通過轉讓而分割成非常多小塊。
當土地就像動產一樣僅僅被視為生活以及享樂的手段的時候，自然繼承法就能夠把土地像動產一樣劃分給一個家庭的所有子女，所有子女的生活以及享樂可以認為對於當父親的都是一樣的可貴。所以，羅馬人實行了這一自然繼承法，羅馬人在繼承土地方面和我們分配動產一樣不分長幼，不分男女。不過，當土地不僅僅被視做是生活的手段，並且是權力以及防衛的手段的時候，它就被認為最好是不被分割地傳授給一個人。在那一些混亂的年代，每一個大地主都是一個小的國君，他的佃戶即是他的臣民。平時他是他們的法官以及在某一些方面的立法者，戰爭的時候是他們的領袖。依據他自己的處理權，他經常向他的鄰居宣戰，有的時候甚至向他的國王宣戰。所以，一個地主莊園的安全，莊園主可以向居住在裡面的人們提供的保護就決定於土地的大小。
分割它即是毀滅它，就是把其每部分置於讓其入侵的鄰人壓迫以及吞併的威脅之下。所以，長子繼承法在地產的繼承中並不是立刻產生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產生的。為了相同的理由，在君主國的繼承當中通常也採用了長子繼承法，即使在開始建立這個制度的時候並不總是如此。為君主國的權力，也是為了安全，不會被分割而減弱，君主國需要把權力整個地傳授給子女中的一個。傳授給子女中的哪個，這樣重要的一個人將是誰，則必須由某些共同的規則來決定，這些共同的規則又不可以建立在個人的功勞這個能夠使人質疑的特徵上，而必須建立在某些不容置疑的簡單而明顯的區別上。在同一個家庭的眾多子女當中，唯一能夠沒有爭議的區別就是性別以及年齡。男性普遍地被認為要比女性更優秀，而當所有其他的方面都是相同的時候，年長的任何一個又都被認為要優於幼小的。這就是長子繼承權的源頭，也是所謂的直系繼承權的來源。
法律經常是在最初產生它們的環境變化了之後很長時期內還繼續有效，並且也只有那些環境才可以使它們成為合理以及有效的。在目前歐洲的狀態之下，只有一英畝土地的所有者和擁有十萬英畝土地的所有者一樣安全。但是，長子繼承權依然繼續受到尊重，並且在所有的制度中它是最適於維持家族驕傲的制度，它或許還要持續好幾個世紀。另外一方面，一種只使家庭中一個子女變得富而所有其他的子女變窮的權利是最違反一個大家庭的實際的利益的。
限定繼承法就是長子繼承法發展的自然的結果。它們是被用來保持一定的直系繼承。關於直系繼承的想法首先就是由長子繼承法引出來的，並且也是為了阻止其後的某一繼承人以遺贈或者轉讓的名義，或者由於其後某一繼承人的愚蠢或者不幸，使其原始的地產的任何一部分落入旁系之手。這些法律羅馬人是全然沒有的。即使某些法國法學家覺得不妨用現代制度的語言以及裝束去套在那些古代制度的上面，但是法國的繼承人預定法或者囑托遺贈法都與限定繼承法無任何相似之處。
當大的地產是一種封邑的時候，限定繼承法或許並不是不合理的。就像某些君主國家所謂的基本法一樣，它們經常可以使成千上萬人的安全不至於因一人的任性或者奢侈浪費而受到危害。不過在歐洲現今的狀態之下，當小的莊園以及大的莊園同樣獲得他們國家的法律的保護時，那就沒有什麼能夠比那些法律更為荒謬的了。那些法律是建立在一種最荒謬的設想上的。那就是每代的後人，他們對於土地並沒有平等的權利，與此同時對於土地所屬的一切也沒有同等的權利；這一代人的財產應當受到也許是五百年前，死去的那些人的幻想的限制。
但是，限定繼承法依然流行於歐洲的絕大多數地區。在那些國家當中，高貴的出身是享受文職或者武職榮譽的必需的資格。限定繼承法被認為是維繫貴族擔任高官以及享受榮譽的特權所必要的，同理，那個階層篡奪了對於其餘同胞的一種不公平的優勢之後，擔心他們的貧窮會讓這一優勢變得荒謬可笑，所以認為他們還應有另外一優勢才合理。確實，英格蘭的習慣法聽說是厭惡永久所有權的，所以在英格蘭他們要比在其他的歐洲君主國家受到更多的限制，即使英格蘭並不是完全沒有這些所有權。在蘇格蘭五分之一以上，也許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現在根據推測都仍然在嚴格的限定繼承法的控制之下。
如此一來，未開墾的大塊土地不僅僅被一些特殊的家庭所霸佔，並且再也沒有把那些土地重新分配的可能。但是，很少有一個大土地的所有者是一個大的土地改良者。在產生這樣野蠻制度的混亂的時期，大的土地所有者完全從事於保衛他的自己的領土，或者從事於擴大對於其鄰人領土的管轄權。他並沒有空閒來關注土地的開墾以及改良。當建立起來了的法律以及秩序給他提供了這種閒暇的時候，他又常常缺乏這種愛好，並且還幾乎總是缺乏那種必要的才能。假如他的家庭以及個人的開支和他的收入相等，或者超過其收入，這是常常發生的事，那麼他就更加沒有資本來用於這一方面了。假如他是一個節儉的人，他通常會發現把他每年的積蓄用於購買新的地產要比改良其舊有的地產還更加有利可圖。
要想通過改良土地獲得利潤就像從事所有其他的商業項目一樣，要求小心翼翼地節省一分一文，而這對於一個出身在有錢人家的人，即便生性節儉，也是不太可能的。處在這種境地的人自然樂於關注讓他的想像感到快樂的裝飾品，而不會樂於去關注他極少有機會獲得的利潤。服飾的高貴、車馬的華美、房屋以及傢俱的高雅才是他所習慣於關切的對象。當他想到土地的改良的時候，這種習慣自然形成的性格也就會接踵而來。他或許會在他房屋的附近用十倍於改良土地價值的費用來裝飾四五百畝土地，並且他發現假如他真的用這種方式去改良他的整個莊園，即便他再無其他嗜好，在完成對於其莊園的十分之一的改良之前，他也就破產了。在聯合王國的兩個部分中，現今依然有一些大的莊園自從封建的無政府狀態以來一直沒有間斷地保留在同樣一個家庭的手中。把那些大莊園的現在情況和其鄰近的小所有主的情況相比較，你就會相信，這類龐大的財產是多麼不利於改良。
假如對於這樣一些大的所有者都無法指望什麼改良，那麼對於他們下面的那一些佔有土地的人就更加無法有什麼指望了。在歐洲的古代的狀態，土地的佔有者都是可以隨意退租的佃農。他們都是，或者幾乎都是奴隸，但是他們是屬於比古希臘以及羅馬，甚至今天我們的西印度殖民地的奴隸要溫和的一種奴隸，他們一般被認為更多的是直接地依附於土地，而並不是依附於他們的主人。假如徵得主人的同意，他們能夠結婚，並且主人以後無法拆散他們的婚姻，把男人以及妻子賣給不同的兩個人。假如主人殘害或者殺害了其中的任何一人，主人或許要受到某種懲處，即使通常都非常輕。但是，他們無法獲得財產，假如有，主人能夠隨意拿走。這種奴隸所能進行的任何耕作以及改良實質上都是他們的主人進行的，用的是主人的錢。種子、牲畜還有傢俱全都是他的，並且也是為了他的利益，這種奴隸除去他們每日的生活所需外，什麼也無法得到。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確切地說，是所有者佔有土地，他的奴隸耕作土地。這一種奴隸現在仍存在於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波希米亞、馬爾維亞還有德國其他地區。只是在歐洲的西部以及西南各省，這種奴隸制才逐漸地完全廢除了。
不過，假如無法指望大的所有者對於土地進行巨大的改良，則當他們利用奴隸作為工人的時候，就更不可能有所指望了。我相信各個世紀以及各個國家的經驗都證明，由奴隸完成的工作即使看似只花費了維持他們生活的費用，而最終是花費最貴的。一個人不可能擁有財產，無法有別的利益的時候，就只能是盡量多地吃，盡量少地勞動。任何超過了購買其生活資料的工作除非用武力壓搾，是無法擠出來的，由於他不會有任何興趣。在古意大利，當耕作落入奴隸的管理之下的時候穀物的耕種便退化了不少，它變得對於其主人是如此的無利可圖。關於這一點普林尼以及科拉麥拉，在其著作當中都曾有所說明。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古希臘穀物的耕作也並沒有好多少。在柏拉圖法律當中所描寫的理想的共和國，柏拉圖說過，想要養活五千個懶惰的人（假設為了國防所需的戰士的數目）還有他們的妻子以及奴僕，將需要一塊就像巴比倫平原那麼無邊無際而又肥沃的領土。
人的傲慢讓人喜愛統治，並沒有什麼事情要比只好低聲下氣去勸說其下屬更加使人感到恥辱的了。所以，但凡是法律許可的地方，凡是工作的性質可以這樣做的地方，地主常常都是寧願用奴隸而不用自由人。種植蔗糖以及煙草能夠提供使用奴隸耕作的費用；如此看來，種植穀物在現在就無法提供這種費用。在重要農作物是穀物的英屬殖民地，絕大多數的工作是由自由人完成的。賓夕法尼亞教友派教徒最近所作的解放所有的黑奴的決議能夠使我們相信他們的奴隸的數目不可能非常大。假如他們構成了教友派教徒們的大多數財產，這樣一個決議就不會被通過。反之，在我們種植蔗糖的殖民地，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奴隸完成的，而在我們耕種煙草的殖民地，大多數工作也是由奴隸完成的。在我國西印度任何的一個殖民地，蔗糖種植的利潤一般情況下都要大大地高於在歐洲或者美洲所有的其他種植的利潤。種植煙草的利潤即使低於種植蔗糖，但是如前所述：高於種植穀物。這種煙草以及蔗糖都可提供使用奴隸耕種的費用，並且蔗糖能提供得要比煙草還多。所以，在我們種植蔗糖的殖民地，黑人的數目和白人的比例要比在種植煙草的殖民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