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利潤的下降促使資本流往農村，但是在農村因為創造了新的對農村勞動的要求，肯定會提高農村的勞動工錢。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的話，那麼資本本身在地面上擴張，並且通過投資於農業資本的部分回到農村。之前在城鎮積累起來的資本大多數就是以犧牲農村作為代價的。在歐洲各個地方的農村中的一些最大的改良都歸結於原積累於城鎮的資本向農村的流動，對此我將在後面的章節裡詳細加以解釋。與此同時，我也將說明有的國家即使通過這一過程達到了非常富裕的程度，但這個過程本身肯定是緩慢、不確定的，容易受到很多意外事件的干擾以及中斷，並且從各個方面來講都是違背自然以及理性法則的。在這本書的第三卷以及第四卷中，我將會盡可能充分以及清晰地說明產生這個過程的各種利益、偏見、法律以及習慣。
同一個行業的人即使是為了娛樂以及消遣也很少聚在一起。不過一旦聚在一起，他們交談的結果不是陰謀反對公眾，就是陰謀抬高價格。當然，想通過某一可以執行的，或者不違反自由和公正的法律來阻止這樣的集會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法律無法阻止同行業的人有的時候集會在一起，但是它不應當做任何方便這種集會的事。規定在某個城鎮中相同行業的人都要在公共登記簿上記錄自己的名字以及地址，這樣的法規就方便了這種集會的召開。它把之前可能永遠也無法相識的個人聯繫在一起，並且給行業的每一個人提供了互相尋找的指導。
規定需要同行業的同仁捐錢來幫助他們中的窮人、病人、寡婦以及孤兒，讓他們有個共同的利益來處理。所以法規讓這種集會變成了必要。
同行業聯合不僅僅使這種集會變成了必要，並且使大多數已經通過的決議案對全體有了約束力。就在一個自由的行業當中，沒有行業同仁當中的每一個成員的同意，不會建立起有效的組合，並且這種聯合也僅僅在同仁中大家都意見統一的時候才能繼續存在。大多數的聯合公司能夠制定附加合適懲罰條款的法規。這種法規對於限制競爭要比所有自由聯合起來的社團更加有效，並且也更持久。
有一種托詞，說聯合公司是對於行業進行更好的管理的需要，這根本是沒有依據的。對於工人行使的真實並且有效的懲戒並不是公司的懲戒，而是顧客對於他的懲罰，是對於失去工作的恐懼讓他不敢欺詐，並且糾正他的馬虎大意。相反，擁有壟斷性的公司肯定削弱了這種懲罰的力量。無論他們表現好壞，一些特定的工人都必須僱傭。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很多有組合的城鎮中，甚而在某些最必要的行業裡都無法找到可以差強人意的工人。假如你想要你的產品做得還算可以，你就應當把你的產品帶到郊區去做。由於那裡的工人並沒有壟斷權能夠依賴，只可以依靠自己的品質，所以你只能盡量在郊區製作好之後再運進城鎮。
歐洲的政策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把某些職業的競爭局限到一個較小的人數當中，使很多想進來的人無法進來，才引發了勞動和資本在不同用途中利與害在整體上非常重要的不平衡。
第二，歐洲的政策經過擴大某些職業中的競爭，讓其超出了自然的限制，所以引起了勞動以及資本在不同用途中利與害在整體上相對的另外一種不均衡。
為某些職業培養合適數目的青年人一直被看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的時候是公眾，有的時候是一些私人熱心者的資金為這種培養建立獎金、助學金及舉辦展覽會等。它們吸引了太多的年輕人加入那些職業，以致超過了自然的限制。我確信，在所有基督教國家裡，大多數牧師的教育費用就是由這樣的方式來支付的。他們當中恐怕沒有幾個是完完全全自費的。所以，時間冗長、花費昂貴的教育並不總是給那些受到教育的人帶來相對應的回報。同時教堂裡擠滿了人，他們為能得到工作，寧可接受比那些教育應得的報酬低得多的薪酬。這樣的窮人的競爭就爭奪了富人應該得到的報酬。毫無疑問，把教區牧師助理或者教堂牧師和一個普通行業的短工相比較是不合適的。但是，教區牧師助理或者牧師的收入卻完完全全可以視做和短工的工資是同樣的性質。他們三者都是按他們和其自己的上級所制定的契約拿取報酬。
依據我們從幾次全國宗教會議所公示的法令中的法律發現，直到十四世紀中葉，英格蘭教區的牧師助理或者教區領薪的牧師的薪酬是五馬克，其所包含白銀和現今十鎊貨幣所包含銀的量相等。在同一時期，一個泥工師傅的工資是每天四便士，其含銀量和現在的一先令相等，單單泥工短工的工錢是一天三便士，就相當於我們現在的九便士。這兩個勞動者假如是常常有人僱傭的話，其工錢就遠遠超過教區牧師助理的工錢。泥工師傅假如他一年裡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沒有活幹，此時他的工資就將和教區牧師助理的工資完全相同。安妮女王第十二年第十二號法令宣稱：「因為對於教區牧師助理並沒有賦予充足的生活費用以及鼓勵，許多地方的牧師助理的待遇非常差。所以，特授權各地的主教簽字蓋章為牧師助理發放一定金額的補助費或者津貼。也就是一年不多於五十鎊，不少於二十英鎊。」現在一個教區牧師助理一年可以拿到四十鎊也就能算是高收入了。即使有國會這一法令，還是有許多牧師助理年薪在二十鎊以下。在倫敦許多的制鞋短工一年能夠賺四十鎊，並且在那個大城市裡，無論哪個行業，沒有一個勤勞的工人一年不賺取二十鎊以上的。自然，這個數目常常沒有超過許多農村教區的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任何時候，當法律試圖去調控工人工資的時候，其結果永遠是降低了工資，而不是提高了工錢。即使在許多情況下，法律試圖提高牧師助理的工錢，並且為保持教會的尊嚴，需要教區長為教區牧師助理提供高過他們自己願意接受的微薄的生活費用的薪酬。但是法律在這兩個方面的企圖看來一樣是沒有什麼效果，它既沒有提高教區牧師助理的工錢，也沒能把勞動者的工資下降到要降低的程度。由於它沒法阻止前者因為處境窮困以及過多的競爭而甘願接受低於合法報酬之下的報酬，也沒法阻止後者因為僱主們指望從僱傭他們中得到利潤或者快樂而競相爭僱傭以取得高於合法報酬之上的報酬。
牧師巨額的薪俸以及教會的尊嚴支撐著教會的榮譽，即使教會中有一些下級人員的處境低下。人們對於牧師職業的尊敬也能夠對他們在金錢薪酬上的微薄做出某些補償。在英格蘭還有所有羅馬天主教的國家，教會在事實上佔有很多優勢。從蘇格蘭、日內瓦的教會，還有其他幾個新教會的事例當中我們能夠確信，在如此一個擁有威望的職業當中，接受教育的概率又是這樣容易獲得，所以獲得較為可觀的牧師薪俸的希望就誘使相當多的有學問、品行端莊以及受人尊敬的人加入這個聖職。
在那些沒有俸祿的律師以及醫師這類職業裡，假如也有那麼多的人接受教育不要自己來花錢，可以享受公費的話，職業上的競爭馬上就會非常劇烈，並且導致他們貨幣報酬的大幅下降。如此一來，就不值得自費來培養自己的孩子去從事這樣的職業了。這些職業將會完全由公共慈善機構所培育的人士充當。他們的數量多了，並且生活困難，就會迫使他們願意接受非常微薄的收入，現今受人尊敬的律師以及醫生職業也就可能完全降格。
常常被稱為文人的那班落魄的人的處境和我們上述假設當中的律師以及醫生的處境或許十分相近。在歐洲各個地區，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都是由教會培養出來的，但是又因為各種不同原因沒能進入神職。由於他們接受的一般就是公費教育，他們的人數各地常常也是很多的，所以導致他們的勞動價格也下降到了最低等。
在印刷術發明之前，這樣的文人能夠利用自己的才能找到的唯一職業就是擔任公辦學校以及私立學校的老師。換言之，將自己學到的稀奇而又有用的知識傳授給他人。這種職業要比印刷術發明之後所產生的為書商寫東西的人的確更有面子、更有用，常常收入也更加多一些。想要當一個出色的自然科學的老師所需要的時間、學習、才智、知識以及專心最起碼和當一名最大的律師以及醫生所必需的同等。但是一名出色的教師的報酬卻常常和律師或者醫生的報酬非常不相稱。由於前一種職業擠滿了用公費培育起來的貧苦人，之兩種職業裡卻沒有哪幾個不是受的自費教育。即使公辦以及私立學校教師的一般報酬看來非常低，不過假如那些為了麵包而寫作的更加窮的文人並沒有被趕出市場而參加競爭的話，他們今天的待遇毫無疑問的還要更加低。
在過去，在以幫助貧苦人們學習來達到上述有學問的職業為目標的這種慈善機構建立之前，出色的教師的報酬好像一直是非常豐厚的。蘇格拉底在其所謂反詭辯學派的演說當中就曾譴責當時的教師相互矛盾。「他們對於他們的學生作出了最為堂皇的許諾，」他說，「並且要把他們教育成聰敏、快樂、正直的人，但是對於這樣重要的工作他們只需要四五邁納那樣微薄的報酬。」他接著說，「傳授智慧的人，他們自己自然應該是聰明的。不過假如一個人做這樣一樁買賣只需要這樣一個價錢，那他肯定是一個最為愚蠢的笨蛋。」在這裡他肯定無意誇張那份報酬，我們能夠相信那時的報酬的確只有他說的那樣多。四個邁納相當於現今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五個邁納相當於現今十六鎊十三先令四便士。所以，雅典最出色的教師那個時候的薪俸常常不會少於這兩個數目中高的一個。蘇格拉底自己向每一個學生索取十邁納，也就是三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聽說，他在雅典講學的時候，他擁有一百個學生。
我瞭解這是他在一個時期講學時候的學生總數。也就是說，我們稱做一個課程聽課的人數。就像雅典如此大的一個城市，又那樣有名的一個教師，而他講授的又是那時最時尚的學科——修辭學，一百個學生應當不算太多。所以，他每講授一個課程應當賺了一千邁納，也就是三千三百三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在另外一處講學的普魯達克說道，他講的倫理學也是一千邁納。一千邁納是教學的普通價格。那個時候許多出名的教師看來都發財了。喬治阿斯曾經以純金製成自己的雕像贈給德爾菲廟堂。我覺得，我們自然不應猜想，那座雕像有他真人那樣高大。關於喬治阿斯的生活以及當時另外兩位出色的教師希波阿斯以及普羅特格拉斯的生活，柏拉圖曾經描述得非常豪華，甚至近於誇張。聽說柏拉圖本人的生活也過得非常闊綽。亞里士多德當了亞歷山大王子的教師之後，獲得了亞歷山大本人還有其父菲力普王最優厚的待遇，這是全世界公認的，但是亞里士多德仍然認為回雅典自己開設講壇更加合算。
那個時候傳授知識的教師或許並沒有其後一兩個世紀那樣多，教師的過分競爭不僅僅多少降低了教師勞動的價值，也降低了對他們人格的尊敬。但是其中最為傑出的所享受的報酬和尊敬看來總是要比當今從事同一個職業中的所有人要高得多。雅典就曾經派遣學院派的卡尼阿達斯以及斯多葛派的狄奧吉尼斯出使過羅馬。即使那個時候的雅典已失去了當年的宏偉，但它依然是一個獨立的著名的共和國。卡尼阿達斯也是個巴比倫人。雅典人是最妒忌外人擔任職務的一個民族，竟然派遣卡尼阿達斯擔任這個重任，足見他們對他的高度重視。
這樣的不均衡從整體上來看也許是對於公眾利大於害。它或許多少要降低一點公辦教師這一職業的身價，不過文學教育費用的低廉無疑是一個優越性，它極大地抵消了公辦教師地位降低帶來的不利。假如歐洲大多數地區進行教育的學校以及學院的機構組織得比現在更加合理，公眾從中間受到的益處也許還要大一些。
第三，歐洲政策因為妨礙勞動以及資本從一個行當向另外一個行當、從一個地方向另外一個地方自由流動，所以在許多情況下，引發了不同用途中的利與害在整體上非常不便的不均衡。學徒制甚至阻礙了同一地區之內的勞動力從一個行業向另外一個行業的自由流動。聯合公司的壟斷權同時甚至不允許勞動力在同一個行業中的流動。
所以常常出現這樣的現象：一個製造業之中的工人工資高，而另外一個製造業中的工人工資卻只夠勉強餬口。由於前者是處在一種蓬勃發展的狀況，所以，不斷需要新的人手；而後面的是處於一種衰微狀態，所以人手過多。這兩種製造業有的時候可能處於同一城市，有的時候可能是鄰居，但並沒有能力互相給予什麼幫助。由於在前一種場合學徒法或許反對給予支援，而在後一種場合既有學徒法規又有壟斷的聯合公司聲討支援。事實上，在許多不同的製造業當中，操作都非常相似，工人能夠非常容易地從一個行業轉向另外一個行業，假如沒有那些荒謬的法律妨礙他們的話。比如紡織粗麻布的技術和紡織粗絲綢的技術就幾乎完全相同。紡織粗絨的技術即使多少有些不同，其中的差異也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