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通過行，可以從不知到知。這些都是肯定人的知識和才能是在行中形成的。關於第二個階段，他解釋說：「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這是說，在科學發達時代，先掌握科學知識，再去行動，就可以不犯和少犯錯誤。關於科學知識，他評論說：「夫科學者，系統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行永遠是獲得新知識的必要途徑。因此，他的知行觀具有唯物主義的傾向。
他認為，根據科學知識制定出計劃，不論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都能夠順利地製造成功。由此他得出結論說「革命建國計劃，本世界進化之潮流，循各國已行之先例，鑒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總之，是按著科學知識和革命的經驗制訂出來的，只要按方案去做，不費多少氣力，就能把中國建成民主共和的新國家。
孫中山關於知行先後問題的辯論，在我國哲學史上有其重要的意義。他所說的「知」，主要指各種科學知識以及他所提倡的革命學說和革命理論。他所說的「行」，指個人日常生活中所從事的各種活動，其中包括生產活動和革命行動。他對知行的瞭解，突破了「封建時代哲學家把知行主要限於道德修養領域的狹隘看法」而直接予以了認識論的一般意義，並且從革命鬥爭的需要研究了認識論的問題，這在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史上是很少見到的。他把人類的認識過程分為兩大階段，斷言在第一階段中知是從行中來的，而且認為即使進入第二階段，要獲得新知識，仍舊不能離開行。他說：「科學雖明，唯人類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後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較於知而後行為尤多也。」又說：「且人類之進步，皆發軔於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則，而不以科學之發明為之變易者也。故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為必要之門徑也。」
孫中山自認為他的「分知分行」說，可以駁倒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實際上和王守仁的唯心主義一樣，又把知行關係割裂了。在孫中山看來，世界的進化主要靠少數專家的發明創造。他說：「自有人類以來，必有專門名家，發明各種專門學說，然後有各種政治實業之天然進化。」少數專家所以能發明創造，他認為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其天資極頂聰明」，有「天賦」的才智；一是「受社會種種之教養」，社會為他提供了生活條件。在這兩個條件中，孫中山又認為「天賦」的「聰明」是主要的。由於孫中山不肯承認人民群眾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體，他終於倒向了唯心主義的天才論。在這種唯心主義的支使下，他導出了「知行分工」說，認為知可以不依賴行，從而使他不能將知行觀中的唯物主義成分貫徹到底，又為唯心主義的先驗論開了後門。
但是，孫中山的知行觀，同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主義一樣，沒有也不可能正確解決知行的關係問題。他所說的「行」，仍舊是指個人的實際經驗，不是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他把科學家的個人試驗以及探險家和冒險家的行動看成是「行」的基本內容，便充分暴露了資產階級哲學所講的「行」的實質。這種關於「行」的理解，實際上是近代資產階級唯物主義的經驗論的一種表現形式。把孫中山講的行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等同起來，是完全錯誤的。孫中山承認知是從行中來的，這是唯物主義反映論的觀點。但是，從實際經驗中得來的知識是否正確，仍舊要靠行來檢驗。
在這個問題上，孫中山的知行觀沒有作出正面的回答，相反，他卻認為，在科學發達的今天，只要照科學的知識去做，就可以把事情辦成功。這種觀點意味著已知的科學知識總是正確的，不再需要行來檢驗了。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竟把科學中的假說甚至錯誤的理論當成了真知識，堅信不疑。這樣，他又將知行的關係加以割裂，其所謂「知」，便成了永恆的絕對真理。在「知而後行」這個問題上，孫中山又離開了唯物主義的反映論，陷入了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的泥坑。
由此，孫中山又認為，「行而後知」只有少數的天才人物才能做到，而人民群眾沒有知識，只是「不知而行」。因此，就認識的主體這一方面說，他把社會上的人分為三大類。他說：「以人言之，則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為倣傚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為竭力樂成。」又說：「文明之進化，成於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覺者即發明家也，其二後知後覺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覺者即實行家也。」他認為，這三種人都是不可少的，但在知行問題上各有分工，「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特別是在科學發達時代，這種分工尤為必要。
五四運動後，他把這種唯心主義的天才論進一步誇大，在認識論上終於承認了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的說教。他在《軍人精神教育》的講演中，把知識的來源分為三種：「（一）由於天生者，（二）由於力學者，（三）由於經驗者。」他認為這就是古人所說的「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孫中山的這些說法，同孔子所鼓吹的先驗論便沒有什麼區別了。後來他又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竭力鼓吹人生來就有「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差別，並且用「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的不同，進一步解釋了他在《孫文學說》中提出的三種人。關於「先知先覺」，他說：「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聽一句話，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關於「不知不覺」，他說：「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這是公開宣揚「聖人生知」說和「群氓無知」論了。
辛亥革命之所以流產，是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沒有廣泛發動人民群眾，不能動員廣大農民力量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後，孫中山領導多次反對封建軍閥的鬥爭都又失敗了，仍舊是因為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孫中山的知行觀的嚴重缺點，就在於他不懂得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尺度，不懂得反覆實踐、反覆認識的知行統一的辯證法。因此，他並沒有從認識論上真正總結出革命失敗的教訓。他從資產階級的經驗論和形而上學出發，把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民主革命時期的經驗奉為絕對真理，自認為他的革命學說絕對正確，問題僅在於革命黨人不肯實行他的學說。事實是，在帝國主義時代，舊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通過革命實踐證明，沒有正確反映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不能徹底解決中國的民主革命問題。這一點，孫中山便認識不到了。最後，他得出結論說：「心之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這就誇大了主觀認識的作用，公開鼓吹唯心主義了。
五、孫中山的民生史觀
五四運動後，我國工人運動不斷高漲，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開來。中國的民主革命，應該由哪個階級來領導，是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改造舊中國，還是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改造舊中國，在思想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孫中山作為一個進步的資產階級革命家，雖然在政治上願意同共產黨合作，但他的世界觀同共產主義者仍然是有根本區別的。他不贊成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科學的社會革命論，終於把他的哲學體係引向了二元論或唯心主義。
孫中山企圖以唯心史觀作為他的民生主義的理論基礎，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他的民生主義不是什麼共產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孫中山歡迎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在政治上他前進了一大步。但是，新三民主義仍舊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它的宇宙觀是同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根本對立的。他始終是一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而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1922年，孫中山在《軍人精神教育》中，在回答哲學基本問題時，明確地提出了心物二元論。他說：「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乎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這是說，物質和精神是對立的，卻相互制約、相互影響。
關於物質和精神的區別，他說，物質是「體」，精神是「用」；就人來說，五官百骸為「體」，屬於物質；言語動作為「用」，是精神的產物。他認為「體」和「用」不可分離。物質和精神也不能分離。如人喪失了精神，肉體雖在，卻不能言語，不能動作，便成了死物。所以一個完全的人，必須具有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他說：「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而無精神之用者，必非人類。」又說，「人者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也」。
什麼是民生史觀？他說：「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是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
他認為「人類求生存的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民生」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這就是所謂民生史觀。
孫中山所說的「民生」，包括「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以及「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問題在內。他承認經濟生活的改變，特別是物質生產的發展，是社會歷史進化的原因之一。就這一點說，他的民生史觀含有唯物主義的因素，這是受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但是，他認為，物質環境的變遷以及由於生產發展引起的「階級戰爭」，對人的行為和社會的進化不起決定的作用。在他看來，社會的進化還要依靠科學知識的發達以及「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所謂「經濟利益相調和」，按照他的說法，就是政府用和平改良的辦法，使各階級中的人都能滿足自己的利益。
這就是說，社會的進化靠物質的（經濟的）和精神的（政治和教育的）兩種因素，而精神的東西又不為社會物質條件所決定。這是在歷史領域中宣揚心物二元論。孫中山的這種二元論，同樣是歷史唯心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
孫中山又認為，社會生產的發展決定於消費者的需要，也就是人類求生存的需要。他說：「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滿足，也不能充分生活。」因此，他把人類求生存的慾望看成是社會一切活動和社會進化的「原動力」，說什麼「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發生的一種病症」。又說：「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
孫中山的民生史觀，說到底，在於反對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一原理。因此，他就不能不站到歷史唯心主義那一邊去。唯物史觀認為，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是推動社會生產發展的動力，人類求生存的慾望歸根到底是受一個時代生產方式制約的。
孫中山的心物二元論，在他的歷史觀中也有表現。在《孫文學說》中他還沒有提出民生史觀。直到1924年，他在《民生主義》演講中才明確提出民生史觀。民生史觀是針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針對唯物史觀提出來的。毛主席說：「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三民主義的宇宙觀則是所謂民生史觀，實質上是二元論或唯心論，二者是相反的。」
他雖然以體用關係說明物質和精神的特徵，但並不認為精神是物質的產物。相反，他強調肉體依靠精神才能成為有生命的人。這就是說，物質和精神是兩個獨立的實體，在人這個有機體中互相依賴，精神靠物質表現自己的作用，物質又靠精神產生運動。這就是宣揚心物二元論。
這種二元論以「相輔為用」的說法否認了物質第一性和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義原理。二元論實際上是唯心論的一種表現形式。它終歸要倒向以精神為第一性的唯心主義。孫中山認為，物質和精神雖然相輔為用，但從力量方面說，精神大於物質。他說：「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又說：「精神勝物質。」他論證說：「武器為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由此他得出結論：戰爭的勝負和革命的成敗，全靠人的精神。孫中山的這些議論，從反對唯武器論這一點說，具有合理的因素。但因此認為「物質之不可恃」，把人的主觀作用片面誇大，否定了客觀條件和物質力量，這就是宣揚精神決定物質的唯心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