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民生主義」，孫中山闡述說，自從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民主政體產生以來，人智大開，物質生產突飛猛進，繼政治問題之後出現了經濟問題，於是「民生主義躍躍然動」，「20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
他這裡所說的「民生主義時代」是指當時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孫中山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採用機器生產的結果，造成了「貧富懸殊」的「不平等的世界」，從而產生了「社會黨」提倡社會主義。他覺得當時中國雖然還沒有產生歐洲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的社會問題，但中國學習西方「文明」的結果，總會產生同樣的問題，終「不能免於第二次革命」。因此，他得出結論：中國為了避免再受一次革命的痛苦，在實行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同時，還要實行「社會革命」。他說：「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所謂「畢其功於一役」，就是說，在「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辛亥革命後，於1912年，他在比利時《人民報》上發表了《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一文，進一步闡述民生主義說：「英吉利是君主立憲政體，法蘭西和美利堅以共和立國，但這些國家國內貧富問題的懸殊仍極明顯，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動著這些國家的國民。如果不進行社會革命，則大多數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樂和幸福。……我們中國還沒有發展到那種地步，故社會革命對我們來說就比較容易，我們有可能預防資本主義制度的進攻。」
作為孫中山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體系核心的民權主義，也是不徹底的。他的民權主義，仍舊是只想去掉一個皇帝，沒有認識到必須打碎封建國家的全部機器，對封建勢力實行專政，才能建立起民主共和政體。辛亥革命後，他曾說，「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
這是說，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今後的任務是發展實業。結果是打倒了一個皇帝，出來了許多皇帝，「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直到1919年，他才開始認識到這一沉痛的教訓。後來在無產階級的幫助下，他終於提出了「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的號召。孫中山所說的「民權」，說到底，是少數資產階級專政的特權。
辛亥革命前，他曾宣佈：「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可是辛亥革命後，他卻說「我國四萬萬同胞，智愚不一，不能人人有參政之智能」，企圖用這種說法排除勞動人民的參政權利。辛亥革命的果實是靠勞動人民的支持和鬥爭獲得的。可是革命後，他卻對參加起義的農民革命組織會黨宣稱：今後要「將仇視韃虜政府之心，化為助我民國政府之力」，「人貴自重，須知國無法則不立，如其犯法，則政府不得不以法懲治之」。
因此，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不可能動員廣大農民起來進行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到了1924年，他重新解釋了民權主義，指出：民權制度不是少數人所私有，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但他的民權主義思想的實質，仍舊是要建立資產階級專政。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改良主義。它沒有提出使中國廣大農民獲得土地的革命口號，並且斷言民生主義不是「奪富人之田為己有」。由於它缺乏動員廣大農民力量的土地革命綱領，不能號召農民起來推翻封建剝削制度，結果專制主義又改頭換面地保存下來，他領導的革命終於流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到了1924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他重新解釋了民生主義，明確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和保障工人生活的主張，他的民生主義才有了新的發展。
可以看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在19世紀西歐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下產生的。它反映了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在歐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展開激烈鬥爭的刺激下，想躲開自己將來不可避免的遭遇，從而幻想在進行民主革命的同時，和平解決未來的社會問題。
如何實現「民生主義」和「社會革命」呢？
孫中山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平均地權」。關於「平均地權」，他說：「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孫中山當時所說的「平均地權」，不是平均土地，也不是使耕者有其田。而是讓地主自報地價，國家照地價收地稅，地價越高，收的稅越多。他認為，地價隨著工業發達、社會進步而提高，按地價收稅，就可以使富人不至於壟斷社會財富，這樣，貧富的差別就可以消除了。
所以他說：「中國實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後來他又說：「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那麼，社會革命已成功七八分了。」
「平均地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但孫中山把它稱為「社會革命」或「社會主義」，這是對社會主義的誤解。他主觀上認為這種辦法可以「預防資本主義的發展」，實際上是將高漲的地價和地租轉交國家，借此來限制地主階級對土地價格的壟斷，使土地更適合於工商業發展的需要。
後來他又把「平均地權」看成是實行「土地國有」的一種政策，企圖通過「土地國有」來廢除封建的土地佔有制度。所有這些都不是「防止」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反，而是使土地買賣有更大的自由，使農業有最大的可能適應市場，在客觀上正是為中國的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開闢道路。他這種民生主義，正如列寧所批評的：「認為在中國可以『防止，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既然落後就比較容易實行『社會革命』等，都是極其反動的空想。」「中國社會關係的辯證法就在於：中國的民主主義者真摯地同情歐洲的社會主義，把它改造成為反動的理論，並根據這種『資本主義的反動理論制定純粹資本主義的。」
在20世紀初，孫中山所宣傳的三民主義，儘管其中含有主觀上企圖防止資本主義發展的反動一面，但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集中反映了中國人民要求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位的願望，仍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
所以列寧對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仍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西方資產階級已經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經站著它的掘墓人——無產階級。在亞洲卻還有能夠代表真誠的戰鬥的、徹底的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他們不愧為法國18世紀末葉的偉大宣傳家和偉大活動家的同志。」
三、進化論思想與「突駕革命」理論
孫中山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進化論的宣傳者，他的三民主義就是建立在進化論的基礎上的。在20世紀初，他以進化論為武器，同康有為和梁啟超代表保皇派的改良主義路線進行了鬥爭，論證了在中國實現民主共和政體的歷史必然性。
孫中山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不斷進化的，每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其進化的階段雖然有先後的區別，卻有共同進化的趨勢。他認為，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進化的歷史，經歷了三個時期：羅馬滅亡以後，歐洲各國獨立，是民族主義興起的時期；後來建立起封建帝國，實行專制主義，人民不能忍受其痛苦，出現了民權主義，18世紀是民權主義大盛的時期，以後由於知識的進步和物質生產的發達，又出現了經濟問題，20世紀又進入了民生主義興起的時期。他說：「是三大主義皆基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治化焉。」
這是說，經過這三個時期，西方國家越來越進步了。由此他得出結論：中國在幾千年的專制主義的毒害之下，雖然落後了一步，但只要奮發圖強，追求進步，適應世界進化的潮流，實行三民主義，不僅能夠趕上，而且會把歐美國家拋在後頭。孫中山並不懂得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但他依據進化論，堅信民主主義必然要代替封建專制主義，認為這是人類文明進化的必由之路，從而號召革命黨人為進行民主革命而鬥爭，這在當時有很大的進步意義。
中國能否在較短的時期內趕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什麼道路才能趕上西方先進的國家？孫中山認為，中國雖然落後於西方，但是在世界進化潮流的影響下，樹遠大之壯志，「奮發有為，積極猛進」，一定能夠趕上和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在這個問題上，孫中山同改良派展開了爭論。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鼓吹「循序漸進」、「斷難躐等」，宣稱只有經過君主立憲才能實現民主共和，為「保皇」製造理論根據。針對康、梁的「循序漸進」，孫中山提出了「突駕」說，他認為，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文明史才不過幾百年，中國只是後來落後了。日本的文明，以前取之於中國，後來又以西方國家為師，僅三十年，便同歐美大國並駕齊驅。
中國近年來思想變遷的速度非常快，若肯努力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大踏步地前進，經過十年或二十年，「不僅足以突駕日本」，而且能夠勝過歐美。孫中山所說的「突駕」，就是說，以飛躍的速度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中國之所以能在較短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國家，孫中山認為，除掉歷史悠久、地大人多等條件外，從根本上說，因為它符合文明進化的法則。他說「各國無不由舊而新」，都是不斷地以新東西代替舊東西，都爭先採用最新的東西。例如機器的發明和創造，開始很粗惡，後來逐漸改進，越來越精緻。購置機器的人，總是選擇最新的品種使用，不可能按著原來的機器發明的順序，先使用過時的舊機器，然後再使用新改進的機器。他說：「各國發明機器者，皆積數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歲月之功已足。」
孫中山的社會發展觀，在對待民主革命的問題上表現了辯證法的因素。但是他在對待社會革命問題上又陷入了形而上學的泥淖。他企圖在民主革命時期「防止」資本主義的發展，又抹殺了每個歷史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否認了革命發展階段論。他說，中國無須經過資本主義發展，就可以實現社會革命，這如同無須經過君主立憲就能實現民主共和一樣，是「不待辯而自明」的真理。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想。因此，在社會革命問題上，他不能回答改良派的反駁。梁啟超說，既然在中國沒有形成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搞社會革命，那就是「病異症而妄嘗人藥」，自取滅亡。從孫中山同改良派論戰中可以看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社會進化論，只談革命進化，不講社會基本矛盾，不去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不能擺脫形而上學的局限性，也就不可能正確解決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在他的《孫文學說》中，較系統地宣傳了進化論。他認為，「天地萬物皆由進化而成」。他讚揚達爾文的進化論說：「自達爾文之書（指《物種起源》）出後，則進化之學，一旦豁然開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為之一變。從此各種學術，皆依歸於進化矣。夫進化者，自然之道也。」因此，他依據進化論和他當時接觸到的自然科學知識，提出了一種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在內的世界發展觀，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改造舊世界的理論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