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初，梁啟超又大肆宣揚了尊孔論和神權論，作為他鼓吹封建主義的破爛武器。保皇黨的頭子康有為在戊戌政變後繼續鼓吹尊孔論，把孔子說成是「通天大教主」和中國的「大救星」，甚至宣稱「我國人以孔子經義之故，經大革之後，平等自由已極，應呼孔子萬歲」，以此來反對民主革命思潮的傳播。梁啟超比他的老師狡猾一些，提出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認為孔子學說並非宗教，無教可保。他把孔子的學說宣佈為絕對真理，說什麼「孔教無可亡之理」，「孔教者，懸日月，塞天地，萬古不滅者也」。他之所以如此吹捧孔子，據他說，因為孔教所探討的是「人之何以為人」，「群之何以為群」，「國家之何以為國家」，是提倡「人格教育」。剝去這些抽像的詞句，無非是說，孔子提倡倫理綱常，使人不想「犯上作亂」。因此他把儒家的名教宣佈為「一切公德私德之本」。認為，儒家的名教大有功於人心風俗的教化，可以消除「梟雄跋扈之氣」，防止「以暴易暴」的「共和之治」，使生民免於「塗炭」。
可以看出，梁啟超之所以大講尊孔，就是企圖利用孔子這個幽靈宣揚封建舊道德，來反對民主革命運動。他得出結論說：中國今日之所以腐敗衰弱，那是因為上輩人種下了惡因，這一輩中國人只好受其惡果；要想解除惡果，只有不斷地造善因，善因積累多了，經過幾十年或數百年，自然收到善果；梁啟超的這些說法，無非是借佛教的因果報應論宣揚宿命論，反對革命鬥爭。
梁啟超雖然不贊成把孔教列為宗教，但是他並不反對宗教，而且竭力向宗教中尋找反革命的思想武器。針對革命民主派宣傳的唯物論和無神論的思潮，在20世紀初，梁啟超大談宗教思想的「長處」，說什麼「言治事，則哲學家（指唯物論者）不如宗教家」。
他把「迷信」宣佈為「萬力之王」，認為歷史上的「英雄豪傑」之所以能成大業轟動一世，大都信仰宗教，因為「英雄」都不怕死，可是「非迷信之力，不能奪人生死之念」，這是公開為宗教迷信作辯護。他又進一步頌揚宗教說：人民群眾沒有「自治力」，必須靠宗教「統一」其思想；宗教講靈魂不死，給人以「希望」，使人「安身立命」；宗教把物質世界看成虛幻，使人從名利中解脫出來；宗教講天堂地獄，因果報應，可以使「小人」循規蹈矩，不敢為非作歹。在他列舉的宗教的「長處」中，重要的一條是，「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
他認為，講天賦人權和自由平等，提倡「功利」，製造「內爭」，都屬於「無忌憚」，必靠宗教思想加以制裁，自由平等的學說才可以「無流弊」。因此，他又把宗教看成是「進民德之一最大法門」，他宣稱宗教偏於迷信，與科學不相容。可是他一再肯定靈魂不死，他仍舊是一個神權論者。
梁啟超在他的宗教說教中，再三推崇佛教，說什麼「佛教有益於群治」，適合中國「民族之情感」。他之所以看中了佛教，據他說，佛教教義十之八九都講「哲學學理」，其中所講的靈魂和因果報應，是任何學理都駁不倒的。關於佛教的因果報應，他解釋說「現在之果即過去之因，現在之因即未來之果」，「因果之感召，如發電報者然」，絲毫不容毀借。一個人已造的因，別人不能代為消除；一個人未造的因，別人也不能代勞；這就叫做「自作自受」。他認為，個人的善惡果報是如此，一個國家的強弱也是如此。
五、唯心主義先驗論
梁啟超也是我國近代哲學史上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的鼓吹者。他從中國古代和西方近代的唯心主義中搬來了先驗論，作為反對暴力革命，維護封建主義統治的理論武器。
他公開吹捧唯心主義，詆毀唯物主義，把唯物主義歸結為追求「物質上之樂利」，不講道德理想；把唯心論說成是不求功利，信仰美德。從這種荒謬的觀點出發，他認為歷史上的大人物，不只靠宗教，而且是靠唯心主義培養出來的。他說：「唯物論只能造出學問，唯心論時亦能出人物。」又說「唯心哲學亦宗教之類也」，「心學是宗教之最上乘」。他吹捧唯心主義，同他吹捧宗教是一回事。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寫了《唯心》一文，大講「一切唯心所造」。他說：「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根本不承認有客觀世界存在。他論證說：同一情景，各人所見不同，戴綠色眼鏡的見一切物都是綠的，戴黃色眼鏡的見一切物都是黃的；口含黃連，所見物一切皆苦；口含蜜糖，所見物一切皆甜。從而得出結論說：事物的分別，「不在物而在我」，這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就是「三界唯心」。他這些主觀唯心主義的說教，沒有什麼新東西，無非是從佛教唯心主義那裡搬來的破爛。他當時宣揚這種唯心主義的目的，是企圖用來挽救改良主義運動的破產。他認為，懂得「三界唯心之真理」，心不受外物的役使，便能成為「豪傑之士」。這是企圖用主觀唯心主義的說教為保皇黨打強心劑。
他贊同王守仁的天賦觀念論說：「吾本心固有之靈明，足以燭照事理，而不為其所眩；吾本心固有之能力，足以宰制感覺，而不為其所奪，即吾先聖所謂良知良能者是也。」這是說，人心生來就有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不受外物和感覺的迷惑；真理本來就在我的心中，不必依靠經驗，不必外求。他又說「我之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把真理看成是個人主觀的產物。
他還說「天下必先有理論，然後有事實。理論者，實事之母也」，斷言理論不是從實際中來的。這些都是十足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先驗論。
從這種先驗論出發，梁啟超又宣稱，「良知」不僅主宰感覺，而且又是同人的情感慾望對立的，道德修養就是發揮心中的「良知」，擺脫情慾的束縛，戰勝「功利之心」。這並不是什麼新東西，無非是重彈封建道學家的濫調。依據這種唯心主義的先驗論，梁啟超攻擊革命民主派說：鼓吹革命排滿，提倡自由平等，都是「濟其私而滿其欲」，「挑撥國民之情感」，蒙蔽「本身固有之靈明」，使四萬萬人成為「禽獸」。依據這種唯心主義的先驗論，他又把他的「開明專制」論宣佈為從「良知」發出來的「真理」，說什麼「吾今日良知所見在此，則依吾今日良知而行」。
為了鼓吹唯心主義的先驗論，梁啟超又從西方資產階級那裡搬來了康德哲學，作為保皇黨反對民主革命的理論武器。他是康德唯心主義在中國最初的鼓吹者。梁啟超宣稱：康德哲學，「以良知為本體」，抵制了18世紀以來「快樂主義」（指法國唯物論思潮）所造成的「放縱悖戾之惡德」，同中國王陽明的學說「若合符節」，說什麼「東海西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從而把康德吹捧為「百世之師」，「黑暗時代之救世主」。
在他看來，康德的認識論同「佛教唯識之義」可以「互相印證」。康德講的人的智慧為「自然立法」，就是佛教所說的「一切唯識所現」。他說：康德以為「一切之物皆隨眼鏡之色以為轉移」，和佛教所說「譬彼病目，見空中華（花）」同一意義。他把康德的認識論同佛教唯識宗的教義等同起來，便否定了康德哲學中的唯物主義因素——關於「物自體」的學說，同西方的新康德主義一樣，把康德學說引向了純粹主觀唯心論的道路。依據康德的先驗論，梁啟超認為，人們關於外物的智識都是主觀自生的，是「人性」中先天具有的。他說：「由我五官及我智慧兩相結構而生知覺，非我隨物，乃物隨我。」他頑固堅持從感覺、思維到物的唯心主義路線，竭力反對唯物主義的反映論。
梁啟超吹捧康德先驗論的目的是用來宣揚天賦道德論；為他的「良知」說提供理論根據。因此他又大力宣揚了康德的意志自由論。他吹捧康德的意志自由論說：「卓絕千古之識，有功於人道亦莫此為巨。」
他認為，按著康德的說法，人的生命有兩種：一是五官肉體生命，屬於現象，受必然法則支配，不能自律；二是本質生命——「真我」，即「良心」或「良知」，超越時間和空間之外，不受任何物質條件的制約，「活潑自由」。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因為為善為惡都由我自己選擇，選定以後，肉體即服從其「命令」。道德之責任就是服從「良知」的「絕對無上命令」，此外別無其他目的。由此梁啟超得出結論說，「自由必與服從為緣」，只有服從「良心之自由」，才是「真自由」，而「小人無忌憚之自由，良心為人欲所制」，不是自由，而是「天囚」。梁啟超的這些論調，無非是說，革命派講的自由違背了「良心之自由」，不合乎道德的原則。因此，他又把康德的意志自由論看成是對盧梭民約論的補救，說只有康德的學說才能防止法國大革命那樣的「暴民政治」。
梁啟超又是一個「英雄崇拜」的鼓吹者。他寫了《文明與英雄之比例》一文，說什麼英雄同文明的進步成反比例，古時人智未開，造成了英雄專制時代，人們崇拜英雄如「天神」；20世紀以後，人智大進，智慧平等，人人都成了英雄，也就無所謂英雄和英雄被崇拜了。
可是他認為這是歐洲人的事，中國今日文明開化的程度與歐洲人比相差好幾百年，所以必靠「英雄」開闢天地，必須大講「英雄崇拜」。他說：中國無英雄，則「終古如長夜」。於是他從英國貴族哲學家、英雄史觀的吹鼓手卡萊爾那裡搬來「英雄崇拜」論說「英雄者上帝之天使」，「凡一切之人不可不跪於其前」，「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壇耳」，「治亂興廢者壇前燔祭之煙耳」。
為了論證英雄創造歷史的謬論，梁啟超同古今中外的英雄史觀的鼓吹者一樣，抬出了唯心論的天才論。他說：英雄「常秀出於萬人之上，鳳毛麟角，為世所珍」；「萬人愚而一人智，萬人不肖而一人賢」，所以歷史靠「英雄」創造，「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
這就是說，英雄都是立於群眾之上的「天才」人物，「能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之所以如此，因為他們生來就有「天賦」的才能。他引用伊尹和孟子的話，把英雄看成是「天民之先覺者」；又引用奧國宰相加富爾的話，把英雄說成是「天為國家生非常之才」。這都是以唯心主義的天才論為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作辯護。不僅如此，他甚至宣稱，只有相信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的人，才能成為「英雄」。他說：英雄「生於膽力」，而膽力又來於「唯心」，相信精神創造一切，便一切都不怕。又說：豪傑貴在「能自有我」，不為別人之奴隸，自信自己的「良知」能判斷一切，便能成為當代的「聖賢」，因此他又非常推崇西方先驗論者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說什麼「我之所以賴者，唯有一我而已」。他認為有了這種「唯我獨尊」的精神，便可以獨來獨往，創造歷史了。
梁啟超發揮說：「一時代一社會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與否為斷，唯以其國民之崇拜英雄與否為斷。」卡萊爾的「英雄崇拜」論，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它把「歷史上產生的階級差別」看成是「自然的差別」，說什麼「人們必須向天生的貴人和賢人屈膝，尊敬這些差別，並承認它們是永恆的自然規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應崇拜天才」，以此來論證人民群眾「應該由貴人、賢人和智者來統治」。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裡所揭露的，也是20世紀初中國的保皇黨梁啟超頌揚卡萊爾的「英雄崇拜」論的實質。梁啟超的先驗論和英雄史觀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他鼓吹英雄史觀，必然求助於先驗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