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的「六月四日事」指的就是玄武門之變。玄武門事件在陽間雖然結束了，但在冥世並沒有結束。因此陰間派了一個可以連通陰陽兩界的人叫李淳風和另一個在陰間當差的生人，來告訴李世民冥世的案子，並將李世民帶入引見。至於李世民到了冥世的表現並沒有給予交代。
1900年，敦煌藏經洞裡發現了一本古代小說殘卷（原件收藏在英國，編號S2630），王國維先生命名為《李世民入冥記》，可以看做是《朝野僉載》這個記載的繼續。
《李世民入冥記》是唐人之話本小說，首尾殘缺，僅存中間部分。現存內容是有關李建成、李元吉在陰司告狀，閻羅王勾太宗生魂入冥對質的故事，實際是為李建成、李元吉鳴「冤」。在這個唐代故事中，小說作者將李世民描繪成殺死兄弟，囚禁父親，爭奪皇位的權力小人。面對陰間的責問，李世民理屈詞窮。小說中也有一個在陰間當差的活人，叫崔子玉。小說借崔子之玉之口，說李建成、李元吉「稱訴冤屈，詞狀頗切」，陰間要追究李世民的殺兄弟之罪。崔子玉自然是向著人間的皇帝，勸李世民不能與李建成、李元吉當面對質。李世民「忙怕極甚」，以名利相誘，「苦囑」崔子玉出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頭」。誰想崔之玉問了一句：「問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去武德九年，為甚殺兄弟於前殿，囚慈父於後宮？」這句問話雖然籠統，卻毫不含糊地指出李世民的罪狀。李世民看了問頭，「悶悶不已，如柞中心」，回答不出，只得以「卿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採訪使，官至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仍賜蒲州縣庫錢二萬貫，與卿資家」為條件，由崔子玉代答。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記》與「玄武門之變」，載於《敦煌學輯刊》2000年第2期（總第38期）。
在《舊唐書·隱太子傳》中透露出了當日的點滴真相：「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於內殿。」另一本《唐文續拾》則收入了許多唐朝原始資料。其中一篇是後來發現的參與玄武門事變的將軍的墓誌，上面也說當時飛箭都到了李淵面前。卷二李儼撰《大唐故左戎衛大將軍兼太子左典戎衛率贈荊州都督上柱國懷寧縣開國襄公杜公（君綽）碑》寫道：「既竭忠勤，彌荷恩顧，尋奉（此處缺26字）交御輦，矢及宸闈。」（杜君綽，新舊《唐書》無傳，但在《長孫無忌傳》中存名，知其為參與玄武門伏兵之人。）這三則資料從側面論證了當日血腥的場景。
李世民當朝時對唐朝前期的歷史記錄進行了有系統、有預謀的篡改。這又從反面證明了他的理虧。貞觀九年（635年）五月，李淵在太安宮垂拱前殿逝世，時年70歲。十月的庚寅日，李淵入葬獻陵。在李淵葬禮舉行前十天，李世民通知史官，要求親自查閱李淵和自己的《實錄》。
《實錄》是史官對當朝皇帝言行的記錄。每位皇帝自從登基起直到去世，都會有一本自己的《實錄》。這是後世評價這位皇帝的第一手資料。中國古代史官有著強烈的職業道德，堅持忠實記下皇帝的一言一行，即使有敏感之處也以春秋筆法一一留下原始記錄。《實錄》因此在帝國政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原則上皇帝是不能查看前朝的《實錄》的，更不用說看自己的記錄了。
因此，李世民的要求被恪守祖制的史官婉言拒絕。
李世民沒有放棄查看《實錄》的努力。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主管唐太宗《實記》的編寫。有一次，太宗不經意地問起：「卿家掌官起居注，都寫了些什麼事情啊？人君能夠看一下嗎？朕想看看本朝的記錄，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褚遂良嚴肅回答說：「起居注記錄皇上的言行，善惡都要忠實寫下，因此對皇上能夠形成一定的約束。臣沒聽說過帝王親自去看自己的歷史記錄的。」
李世民問：「我有不對的地方，卿家也會記下嗎？」
褚遂良：「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
李世民還想說什麼，黃門侍郎劉洎進言說：「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大家都看得見。即使皇上不讓褚遂良記載一些過失，天下之人都記著呢。」李世民只好作罷。
一年後，李世民還是達到了目的。
貞觀十四年，李世民對房玄齡說：「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都可以作為將來的規誡。不知道當代國史，為什麼不能讓帝王閱讀呢？」
房玄齡回答說：「國史善惡必書，因此皇帝不敢做一些非法的事。史官們只是因為怕記錄中有違背皇上旨意之處，因此不讓皇上閱讀。」
李世民辯解說：「我的意圖與其他人不同。我看國史，如果有善事，自然不必去說；如果有什麼不好的記錄，我也以之作為借鑒，讓我自己能夠修正改進。卿家可以抄一份來給我看看。」
房玄齡沒有堅持自己的主張，就抄了一分刪略版的編年體國史呈送給李世民。其中有李淵、李世民兩人的《實錄》各二十卷。
《實錄》返回來後，史官們發現，李世民對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地方做了批注。房玄齡不久又傳來李世民對李淵和自身實錄編輯工作的具體指示：「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真正有用的原則就八個字，「改削浮詞，直書其事」。李世民對房玄齡的訓話，徹底暴露了他堅持要看當代史的真正意圖。所謂「周公誅管蔡」，就是他為玄武門之變所定的調子，史官必須按照這個調子執筆，「小心謹慎」的房玄齡完全照辦。太宗對修改後的兩朝《實錄》很滿意，對房玄齡、許敬宗、敬播皆有賞賜。尤其是許敬宗，不僅賜物，並且加官，「權檢校黃門侍郎」。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記》與「玄武門之變」，載於《敦煌學輯刊》2000年第2期（總第38期）。
初唐時期的歷史就這樣按照李世民的指示書寫，我們現在看到的唐朝初年這一段歷史原典就是經由李世民閱讀、拍板確定的。「正史記載之背離事實，是李世民有意為之。李世民通過玄武門政變，由次子而入繼大統，這種行動不合乎法統和倫理，不足以垂范後世。因此，李世民稱帝后便試圖篡改史實。貞觀史臣在撰寫《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時，大肆鋪陳李世民在武德年間的功勞，竭力抹殺太子建成的功績，貶低高祖的作用。又把晉陽起兵的密謀描繪為太宗的精心策劃，而高祖則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這樣，李世民便是開創李唐基業的首功之人，皇位本來就應該是他的，李淵退位後也就理應由他繼承皇位。李世民改寫歷史的努力結果，是五代修《舊唐書》，北宋修《新唐書》，皆為其誤導，而《資治通鑒》亦巧妙地延續了兩書的主要結論。」劉後濱、趙璐璐、程錦著：《貞觀之治》，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8月第1版。
李世民堅持要看當代史，其理由似乎是正當的。不論是「知得失」還是警戒自身、修正改進，其實就是要求原始資料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書寫。李世民的重點是玄武門事變中的資料，同時涉及從太原起義到唐朝建立時期的原始資料。現在的歷史資料似乎都表明李世民是太原起義的首謀者，李淵則是糊里糊塗地捲入其中。李世民在《實錄》中掩蓋了李淵之功而誇大了自己的作用。後來的新舊唐書，原始資料都來自這兩部實錄，自然就繼承了它們的偏差。在《資治通鑒》中，司馬光已察覺到從前的史書有抑李淵而揚李世民之舉，盡量作了調整，但並不徹底，仍堅持首謀之位在於李世民，如今史學界都基本認為這是不足信的。建國之後，歷史界也開始對太原起義首謀者是李世民發生質疑，隨著對史料的整理和重估，終於形成了較統一的意見，即太原起事中，李淵才是首謀。
在完成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操作後，李世民的心情並不舒暢。他曾寫過《初秋夜坐》一詩：「斜廊連綺閣，初月照宵幃。塞冷鴻飛疾，園秋蟬噪遲。露結林疏葉，寒輕菊吐滋。愁心逢此節，長歎獨含悲。」在這首詩裡，李世民感歎初秋的蕭瑟，最後兩句直抒胸臆，感歎自己的悲情。這種悲涼苦悶的心情的起因很多，有因為國事繁重產生的壓力，更有李世民內心的痛苦。玄武門之變，兄弟間的殘殺是他每每想起就會內疚、刺痛的心結。曹現：《帝王之悲：從詩中之菊探唐太宗的內心之情結》，載於《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
四天可汗的盛譽
客觀地說，除了權力道路上的難言之隱，李世民在其他方面都是好皇帝。在李世民統治時期，唐朝出現了難得的貞觀盛世，中國傳統社會由此走向巔峰。
隨著國內政治的清明和社會經濟的繁榮，李世民在民族問題和對外交往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績。貞觀四年（630年），李世民擊敗東突厥，開始經營西域，先後多次用兵。634年，吐谷渾寇邊，李世民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擊，次年吐谷渾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後為國人所殺，李世民另立吐谷渾國王。639年，李世民以高昌王曲文泰西域朝貢為由，遂命侯君集、薛萬徹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高昌王病死，其子智盛即位，投降唐朝，之後李世民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護府，西域各番邦皆到長安朝貢。貞觀十五年（641年）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西藏藏族的祖先）松贊干布的多次請求下，答應將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給他，並派禮部尚書、江夏王李道宗護送公主入藏。松贊干布聞訊大喜，親自從番邦都域邏些（今西藏拉薩）來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禮接見李道宗。他看到中原的華麗服裝和壯觀的儀仗，十分羨慕。從此，唐朝和吐蕃成為宗屬關係。
降服的突厥和西北其他少數民族，尊稱李世民為「天可汗」，有人稱李世民時代為「天可汗時代」。「天可汗時代」在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上都是重要的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擁有固定的疆域、政權和軍隊等國家要素，相互征伐；周王朝維持著一個鬆散的國際體系，搖曳著空泛的觀念、制度和道德的旗幟。儘管東亞地區成型的國際體系並沒有在這個時期出現，但是中國內部圍繞著周朝形成了類似於後代的微型的「聯合國體系」。更為重要的是，封建宗法制度、外交禮儀制度這些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的因素是在春秋戰國的亂世中萌生的。秦漢的統一繼承了春秋戰國的外交遺產，奠定了以封貢為核心的古代東亞體系的雛形。它類似於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藩屬、外國和周邊民族圍繞周圍的，以冊封賞賜和朝貢為紐帶的東亞國家同心圓系統。這樣的國際體系是真切存在的。在從三國時期開始直至隋唐的漫長歷史上，中國的外交內核被牢固繼承，並通過繼續交往不斷得到強化。唐太宗統治時期的強大國力和崇高國際地位為中國外交格局的延續和鞏固奠定了強大的基礎。該體系的範圍和內容都獲得了拓展。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黎虎認為，「正是在漢唐時期才奠定了中國古代與外國的基本外交格局」。
李世民在位23年，其間國泰民安，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發展，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649年，唐太宗得了痢疾，醫治無效，命太子李治代理國事。當年7月病死於長安含風殿，葬於今中國陝西禮泉縣東北的昭陵，謚號「文皇帝」。
唐太宗的陵墓，位於今陝西省禮泉縣境內的九峻山上。它首開了唐代帝王因山為陵的先河。峻山主峰海拔1188米，陵園周長60千米，面積兩萬餘公頃，有陪葬墓一百九十餘座，營建工程歷時13年，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園。其中的昭陵六駿雕刻是聞名海內外的藝術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