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汪思遠好像並沒有玩轉這個所謂的「Numberone」，四年漫長的開發期使它錯過了鄭州房地產最好的時期，業內紛紛質疑號稱資本運作高手的汪思遠對房地產開發並不內行，從開發週期控制到銷售節奏把控，從高調爆炒概念到漸漸萎縮，從2007年鄭州房地產市場高峰到2008年經濟低谷，無論從哪一樣都能看出汪思遠思考得過於長遠，卻無法讓他的思想著陸。
但神秘面紗籠罩下的藍堡灣並沒有從人們的好奇心中剝離出來，直到2008年12月12日數十名民工打起白色條幅圍堵藍堡灣銷售中心討要工錢事件被網絡傳播之後，有網友在論壇上發帖子驚呼「藍堡灣房子被銀行收走，即將倒閉」。其後有關藍堡灣的負面傳聞一直不斷，這時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藍堡灣高高的圍牆裡早已斗轉星移、改朝換代。
一場騙局？
一位從事地產評估咨詢多年的趙先生說：通過在報紙上打廣告預約，分明是故弄玄虛。那個項目每平方米在5000—6000元應該是比較好賣一些，8000元的單價在當時的鄭州房地產市場確實高得離譜，但即使賣不出去也不降價。他的目的很有可能不是為了造房子。現在開發商離開了，很有可能是目的達到了。
無論何種目的，均需要高超的財技。金基不動產和其他「思達系」企業對外貸款時，往往極力借助各種投資擔保公司的力量，不斷獲取社會融資，最終使得這些機構無可奈何地成為股東。
2008年底，10多家擔保機構、企業或個人構成的債權人在藍堡灣對面的金基不動產總部書面簽字完成金基不動產的新舊股東更替手續。這些無奈的債權人才徹底地意識到，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汪思遠先生的離去和他們的尷尬現狀之間應該有種密不可分的聯繫。
真相至此才真正大白於天下，不但業內人士、老百姓，就連這些擔保機構、企業也被集體忽悠了。開發房地產？玩地王？大家都錯了，汪思遠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謀略遠遠超出了人們的定勢思維。
為了融到足夠的資金，汪思遠可以說使盡了渾身解數，除了通過銀行、擔保機構等渠道，民間借貸也是他的一大特色。某娛樂界人士王某2008年年初將150萬元借給金基不動產融資部，以滿足融資部員工趙明偉所稱「藍堡灣暫時缺錢，兩個月後即刻歸還」的訴求，同時拿到「2分的月息」。輕信於人成為她日後痛苦的根源。趙明偉不知所終，金基方面稱沒有錢。
「那可是我出國和親戚朋友的錢啊！」去美國讀研究生的計劃隨著這筆債款未能收回而泡湯。王某如同敬業的員工一樣天天到金基不動產總部討債，堅持整整6個月後她結識了一大幫相同遭遇的債權人，均是高息承諾和「只借兩個月」的誓言。
證券人士應先生兩年前將180萬借與趙明偉後，發現許諾給其他人的利息為2分、3分、4分、6分不等。「他拿我們這2分的利息融資，中間還能吃4分的利息，」應先生說：「以100萬計算，月息6分一年下來光利息就72萬，幹什麼能有這麼高的收益啊？」
「每次給趙明偉打電話，不是在洗浴中心就是在打牌。」一些債權人反映趙明偉在河南禹州、洛陽兩地分別擁有煤礦和金礦。
2008年10月份，王某托朋友給汪思遠打電話，汪的答覆是：「我們公司這麼大，從來不欠錢。」她以150萬的數額成為最小的債權人。「思達連我這150萬都償還不了，可見它有多大的危機，」王某說。11月17日上午王某在藍堡灣銷售中心見到了金基不動產董事長李建華。「我急著用錢，把賣不出去的房子抵押給我，又有誰會買？」王某對李建華給自己的處理方式表示不滿時，一個匿名電話打通旁邊另一位女債權人的手機，放言要她「小心自己的孩子」。
一次統計顯示小債權人涉及金額達9000多萬。這些小債權人大都是通過東鑫擔保公司與思達建立起借貸關係。東鑫擔保公司成立於2006年6月，而在此之前，東鑫擔保掌控者馮麗華已是金基不動產融資部的負責人。一位前思達高管更是透露，金基不動產的融資部吸納的社會閒散資金近8億元。
「這正是汪思遠的高明之處，」一位債權人說，「借了別人的錢，又要讓別人想方設法收拾他留下的這個爛攤子。而金基不動產的新股東，相比於股東分紅收益，也許更關心自身的債權追償的實現。
2008年8月河南正弘地產以關聯公司矩升商貿有限公司的名義，通過浦發銀行以56畝土地作抵押委託貸款1.8億元，而在還款未到期的情況下，由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並拍賣該抵押土地。
2009年1月上旬，在新加坡上市的鄭州本地房企陽光控股聯手北京昌金投資入主金基不動產，正式介入思達系的重組。而鄭州市政府同時也派出了工作組參與思達系的重組過程，但是遮藏重組最終落空。
在2009年2月份，河南正弘置業有限公司在鄭州拍賣藍堡灣項目，卻被河南省高院緊急叫停。而當時的原因是「該地塊涉及的相關訴訟仍未有明確結果，受限於案情需要和工作安排，該地塊暫緩拍賣」，何時重開仍需等待最新的通知。
一直到正弘置業入主藍堡灣，該過程仍未被外界知曉，當地業一名資深業內人士以「過程過於複雜」概括該重組過程。而關於汪思遠的下落始終是個謎。
2008年冬至日是那些業主們的痛，他們曾寄希望於媒體來幫他們一把，但媒體退卻了，他們不得不手拉條幅來到旁邊車流不息的東風路和花園路，很快，車輛無法通行，交警得知信息迅速來到現場，面對業主們一個個悲痛的面孔和一道道淒涼的目光，警察同志身感同情也無能無力，寒風中矗立了很久。自始至終業主們都沒有等到任何媒體……
業主們驚歎於汪思遠的巨大魔力，雖人去樓空，卻能仍然遙控各大本地媒體的精神，令他們悉數不敢在沉默中爆發，而是在沉默中沉淪，甚至一度放棄了自己的維權。
無奈的業主們眼看象徵他們心目中正義之神的媒體們一個個裝聾作啞，只好選擇另外一條更加艱難的路——起訴銀行、控告開發商非法挪用巨額資金。3000多戶業主，上萬家庭成員，數億元資金，如此大地震，南方各地都有強烈震感，而近在咫尺的省會城市鄭州，媒體們卻對此視若無睹。
一些新聞人，在面對開發商的時候，竟然紛紛索要開發商的簽名，猶如追星族一般，他們還怎麼公正客觀地報道事實？如此奇特的現象是整個新聞行業的恥辱。
因為廣告或贊助，許多媒體不僅不再刊登任何批評開發商的消息，發展到最後，甚至連房價中有泡沫、房價要跌或有關房屋質量投訴、房屋面積縮水的投訴等新聞都不再刊發、播發。一些知名媒體和知名媒體人士，也成為開發商收買的對象。他們因此喪失新聞人的道德底線，與開發商勾肩搭背。
犧牲了那麼多人利益的汪思遠，不但沒有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自始至終也根本沒有得到河南本土媒體的輿論性批判，看來開發商控制媒體的「霸」字頭「淫威」無窮啊。
3.媒體炒房團的前世今生
溫州人1000億游資爆炒杭州、上海樓市後又向全國發力，目前連瀋陽、洛陽都有溫州人的身影。很多購房人擔心炒房大軍會讓老百姓買不起房。因此有專家建議政府阻擊炒房大軍。
或許是迫於各地的壓力，或許是為防止本地資金外流，溫州市政府已作出了限制購房團的決定，通過主管部門叫停當地媒體組團炒房。據說溫州媒體組團佔到購房團份額的95%以上。
溫州人的炒房歷史
1984年龍港建鎮初始，溫州人崔建國（化名）花了1800元搞了兩間房子的地基，因為生意的關係，對這個地基一直進行了「冷處理」。1987年，崔建國打算去城裡安家，於是把地基轉手，沒想到一出手就賣了5000元。此時已經有不少人「倒賣地基」，受好奇心的驅使，崔建國把老家那套偏僻的三層落地房修葺一下，放在那裡，1990年出手時竟然賣到了16萬元，而他當初連建帶修的總成本也不過6000元。崔建國感覺到這比他做生意來錢要快得多。
於是，崔建國很快投入到了「炒地基」大軍中，並從中賺得盆缽滿貫，也早就把他的實業丟得乾乾淨淨。隨後龍港迅速崛起，中國歷史上第一輪集體炒房行為由此在溫州拉開帷幕。
1996年，崔建國打算購置一套位於龍港站前路的落地房，但發現單價已近萬元，而當時的上海最佳地段的房產，單價也不過2000元左右。崔建國沒敢下手。此時溫州人地區性的炒房達到頂峰。
1997年，當中國大地的樓市尚處於黎明前的黑暗時，溫州人在炒房的歷史上已經走完了整整一個輪迴。溫州蒼南等地遭遇史上第一波房地產泡沫的衝擊。
一位當地地產資深人士說：「最高跌幅70%，個別地方回落到原來的30%甚至更低。」而炒房炒出經驗的溫州人看到，不遠處的大都市上海，樓市的春天正姍姍來遲。於是，異地炒房成為一個新名詞。
雖然在溫州人圈子裡，崔建國談不上先知先覺，但他很快選擇去上海、杭州等地買商舖、買房，為「外出戰略」打下基礎。
早在1994年2月，上海就對外來常住人口首次實行藍印戶口政策，規定在上海投資、購房的外省市來滬人員，可登記加蓋藍色印章以示戶籍關係的戶口憑證。上海的藍印戶口是吸引溫州炒房團的一大亮點。而地區間巨大的樓市差價也是吸引溫州人前去置業的重要動因。在2001年左右，上海的陸家嘴，樓價也不過6000元/平方米，而當時溫州各縣的房價都已經接近此數。
更關鍵的是，和溫州人買房一次付清不同，當時在上海買房，首付只需二三成，上海租金高，剩下的按揭完全可以靠租金償還。
媒體人的意外商機
溫州人蜂擁而入的同時，另一個職業的從業者也從中發現了商機。時任《溫州晚報》主管經營副總編的陳康漢，看到溫州人對大上海那麼趨之若鶩，便打起了上海開發商的主意。老陳突發奇想，為了換取上海開發商5個整版共30萬元的廣告，他組織起了最初的溫州看房團。
崔建國也是衝著上海的藍印戶口，他參加了陳康漢組織的團，成為最早在上海購房的溫州人之一。
2001年8月18日，首個157人的「《溫州晚報》購房團」抵滬購房，這也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溫州看房團」，從溫州坐火車抵達大上海。抵達當天，上海房地產協會便向這個團轉達了上海市一位領導「一定要把溫州看房團服務好」的指示。由於受到市領導的關注，看房團一時間聲名鵲起，效果顯著：僅兩天時間，就有48人簽約下單，成交近100套，最高樓價達200多萬元。首個溫州大型購房團成交總房價6500多萬元。「看房的人，開發商，我們自己都會很滿意，」陳康漢表示，他如願拿到了上海開發商的廣告合同。
《溫州晚報》這一驚人舉動不僅在溫州本地，即使在全國範圍也屬首例。
「看房團」通常每週五晚出發，週日下午返程，每週或更短時間組織一批，每批100—150人，成員均來自各行各業，報社提供旅費，開發商請客吃飯，「看房團」浩浩蕩盪開進大上海、杭州等目標城市。
「通過看房團買房，對我們大家都有好處，」崔建國說，「你一兩個人沒法砍價，當初我自己買房的時候，砍掉一個點的價都要費百般周折。不過大家一起來，集體砍價，九五折、九折都有，每次都有30%左右達成購房意向，有的還直接下定金。一個團近百套常有。我都是直接下定，九折拿到房。」
同城的《溫州都市報》、《溫州商報》等媒體當時正處在「青黃不接」的窘況，各個崗位上的員工為了拉廣告業務而四處奔走，忙得不亦樂乎。看到陳康漢的「看房團」搞得有模有樣，於是其他媒體紛紛效仿，溫州的「媒體看房團」從此一發而不可收。
媒體炒房團的春天
2002年初《溫州晚報》又推出北京和杭州購房團，2003年下半年開始《溫州晚報》購房團順應溫州購房者的需求將購房團的足跡踏向全國各地。由《溫州晚報》牽頭組成的溫州購房團所到之處引起社會強烈反響。以《溫州晚報》深圳購房團為例，2003年11月起，共組團兩次前往深圳現場選擇地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