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1997年，處於困境的李寧萌發了強烈的上市衝動。這次，李寧是瞄準了香港。為上市綢繆，李寧又把集團總部搬到了上海。這時集團的大股東變成了4個，其中有李寧任總經理的柳州市李寧企業發展有限公司(註冊資本800萬)，還有李寧體育產業有限公司(註冊資本3000萬)、北京廣健東貿易有限公司、廣東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1998年12月，為了把李寧最好的資產打包上市，上海李寧體育用品控股有限公司在浦東新區註冊成立——李寧集團內部親切地稱之為「母體公司」，主要職能是資本運作和資本經營。
2000年初，李寧遇見了王亞非（海問咨詢公司副總經理、光華管理學院EMBA培訓班教師），第一次見面，王亞非就對李寧說「你應該上市！」這一下正中了李的下懷。
於是，一場大刀闊斧的調整也展開了。2001年6月，北京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整個李寧集團的經營核心部分，進行了更符合國際潮流的拆分。12家地方分公司、304家專賣店的分銷零售部門被切下來，組建了「上海一動體育發展有限公司」，不只代理「LI-NING」一家品牌。北京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經營「李寧牌」品牌部分（《環球企業家》）。
2004年6月28日，已經是中國最知名、規模最大的國產體育用品公司的李寧集團在香港聯合證券交易所上市。開盤當日，開盤價即上漲了8%，在香港公開發售的認購數量為暫定發售股份總數的132.2倍，國際配售也出現了約11倍的超額認購。李寧家族控制著46%的公司股份，其身價高達16億元。那天，他面對媒體淡淡地說道：「我不是一個明星偶像，我只是一個擁有十幾年企業經營史的企業家，一個商人。」
在通往國際的道路上，李寧又跨出了一大步，上市後，他更加快了步伐。
2004年簽約世錦賽冠軍西班牙國家籃球隊、2005年初簽約NBA並成為NBA官方合作夥伴、2006年初成功簽約NBA克裡弗蘭騎士隊後衛達蒙·瓊斯，隨後又與大鯊魚奧尼爾簽約，李寧的品牌logo開始在NBA的賽場上頻繁亮相。而李寧合作的版圖依然在擴張，2007年與阿根廷籃協約定，今後的6年，雅典奧運會冠軍阿根廷國家男籃與女籃都將身穿李寧戰袍征戰國際賽場；2008年，「李寧」又成為瑞典奧委會官方合作夥伴，為其設計、製作該代表團參與北京奧運會的各項裝備……
「在國際市場的推廣策略上，李寧愈發顯的穩健而又成熟。」在《財富》雜誌「最具競爭力的中國本土公司」的文章中，商業評論家這樣形容。
2008年，當李寧在半空中手舉火炬奮力奔跑、點燃奧運主火炬的那一刻，開幕式達到了令人窒息的高潮。3分鐘點火後的48個小時，湯姆斯路透數據就顯示，李寧所持有的公司賬面財富已經增加1.6542萬港元（1.44億人民幣）。
儘管曾經李寧對於他個體的身份很強調，從下面的事件可以看出來，但事實上，「李寧」的個體與品牌身份，從一開始已經交織在了一起。
他說，一次，王石在西安旅遊，有小販高叫：「我認識你。」王石很開心。小販又叫：「你就是王石，那個中國移動的老總。」王石更開心：「我就是喜歡萬科離開我而獨立存在。」「我呢？我最高興能有那麼一天——很多孩子買了李寧牌，但完全不認識我，這就是我最需要的。」
現在，李寧又在北京近郊建立了一塊佔地100畝，花費高達1.5億全新的總部。這座由澳大利亞著名體育建築設計公司COX設計的辦公園區看起來就像一座體育主題公園，4座三層高的辦公樓用紅色跑道貫穿著；透過一片巨大的玻璃幕牆可以看到碧波蕩漾的游泳池；籃球場、羽毛球場、足球場、攀巖牆像景觀一樣隨處可見。正如李寧CEO張志勇所說，「新的李寧總部意味著李寧公司新的起點」。李寧說：「因為我就是一個不喜歡被束縛的人，所以我希望我的員工隨時都能處在自由放鬆的狀態中。」因此，這裡被一本商業雜誌評為「中國本土最國際化的辦公區」。在張志勇看來，它擔負著「李寧公司作為中國第一運動品牌和未來世界五大品牌的企業形象」。而在我看來，這裡將完成李寧公司走向國際的進化，因為在這個新的總部，最大的兩個部門是市場和研發。
李寧與「李寧牌」從廣州出發，最終在北京開始了它國際化之路，這一過程不由的讓人產生疑問，為什麼，廣州這塊地方能夠誕生企業與名人，卻留不住它們。就像廣州所提倡的「總部經濟」，而今，這些巨頭的總部也紛紛北上，與首都北京相比，廣州總有「起了個早趕了個晚」的遺憾。
最早進入中國全球500強之一寶潔也選擇了「離開廣州」。作為在中國投資時間最早、投資金額龐大的跨國企業之一，寶潔2010年在北京新成立的研發中心註冊資本達7000萬美元，總投資額達8000萬美元，擁有來自16個國家的500多名員工。「當年進入寶潔的時候，我就是在廣州的研發中心工作的。」回顧往事，北京研發中心總裁朱建文說，「其實，研發中心早已在1998年搬到了北京。」（《羊城晚報》）
雖然總部還在廣州，但寶潔的核心已經到了北京。「選擇北遷，我們主要出於三個方面的考慮。」朱建文坦言，「第一，北京是中國文化、教育、技術中心，這裡的高校多、科研力量強大，我們可以在這裡招到人才以及跨國的合作夥伴；第二，這裡是首都，我們可以更快地瞭解研發創新的法規，也可以和中國政府保持更緊密的關係；第三，從我們的人才考慮，研發中心裡有不少來自國外的工作人員，而北京是最多外來人才定居的城市，深厚的文化和歷史都吸引著他們留在這裡。」
這樣的分析無疑表露，北京已經是寶潔的最優選擇。
同樣，2009年3月，誕生在廣州的著名互聯網企業網易，也有傳言要北遷至北京。北遷計劃以網易科技頻道為例，就是在廣州、上海各駐守一名記者，其他廣州總部的編輯全部遷至北京。半年之後，業界再度傳聞稱網易旗下遊戲事業部將搬往浙江杭州，因為負責暴雪旗下魔獸運營的網之易公司是在上海，所以傳言並非沒有理由。對此，網易CEO丁磊做出澄清，表示遊戲部不會搬離廣州。但是，丁磊卻對外表示，網易2009年給廣州交的稅比2008年還高。至於究竟交了多少稅，不得而知。
2.深圳夢進退維谷
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曾說，「『深圳夢』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的集體情結。它不僅是關於一座城市的願景，更是對中國現代性場景的想像。」這個中國社會變革最轟轟烈烈的現場成了「全民夢工廠」，但是，30年光陰流轉，這個夢卻開始慢慢「褪色」。
80年代，小人物「闖深圳」
1982年，時任蛇口工業區「掌門人」的袁庚去清華大學招攬人才，那時的他激情澎湃地「描繪理想」，還不忘調侃：「現在來蛇口，正是時候，10年後的蛇口，你們要進來，就像今天戶口進北京一樣困難。」
那個年代的深圳完完全全的開放，就像一列列免票的列車，只要你願意隨他高速運行，都可以上車。於是，轟轟烈烈的南下大軍，懷著英雄主義情結的人們去到那方宣洩血性的角鬥場闖蕩。就像北大客座研究員、深圳財經作家徐明天所言「南下深圳的人大多抱著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氣概」。因為，最初到深圳就意味著要割斷與過去的所有關係，沒了工作、沒了戶口、沒了糧食供應，成為「盲流」，選擇到深圳是得有點勇氣的。不過這些都不能阻擋新的城市模式和新的價值觀帶來的吸引力。深圳的「原始夢」是複雜的，但有一個主要價值指向，那就是關於現代性的想像，其中除了對西方時尚元素的期待，更多還是對先鋒、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創性的期待。在某種意義上，「闖深圳」和「告別傳統」可以說是同一個意思。要闖深圳，就必須告別傳統。甚至，闖深圳，原本就是為了告別傳統。
華為掌門人任正非在創業之初對他僅有的8位員工說：「我們這些辭職或停薪留職的科技人員，離開國營單位，自己出來找飯吃，大家都有背水一戰的危機，人人奮力拚搏，沒有內耗，沒有扯皮現象。在一個國營企業裡，廠長、經理往往要用60%的時間去處理人際關係，想幹成一件事是很難的。」而深圳的誕生則是建立在一個沒有家長，也沒有所謂監視者的政策基礎上，這意味著它也沒有那麼多束縛。深圳就像一個單細胞城市，這裡慾望明確、規則明確，達成目標的方法簡單，就是要靠「闖」。
相比北京、上海，深圳沒有歷史，也沒有包袱，所以具有對未來開放的無限可能性，北大教授張頤武形容深圳是最有企業家精神的城市。深圳以在特殊時期在全國開創先河的市場化模式，重塑了一代人的價值觀，提供了新的經驗、新的想像力，從無到有地實現從受制於身份到平等自由的契約精神的現代性轉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夢，但把夢變成現實，深圳是，至少一度曾是創造了最好條件的地方。
因此，當年的深圳是「英雄不問出處，只論成功」。全國各地各種族群都可以到這平等的起跑線上重新開始人生。這些人既有從秘書到深交所創始人的禹國剛，也有曾經的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或者因為逃婚到深圳卻開創了攸縣的士司機的湖南妹謝吳艷。無論是香港富豪、內地打工妹、外國金融家，還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都相信自己能在這個城市找到一席地位，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
在這夢想照進現實的年代，一批批神話就此誕生，其中之一就是平安保險，而深圳也成了平安保險董事長馬明哲的命運中轉站。
生於1955年末的馬明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摩羯座性格。只有初中原始學歷的他首先在廣東省湛江市八甲水電廠做工人，然後擔任了當時的廣東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通訊員。1983年的一次人事調動，馬明哲到了深圳市蛇口工業區並被選中擔任當時蛇口工業區總經理袁庚的專職司機。
馬明哲顯然志不在「馬車伕」，30歲時的他對袁庚說的一句「100年後我們重操舊業好不好」就是他保險業夢想的萌芽。對於改革者袁庚，這句話也點燃了他的另一個興奮點，他親筆寫信給中央領導，詳述成立平安保險的必要性。1988年，中國人民銀行發文批准成立平安保險公司，馬明哲任命為總經理。
自此，馬明哲帶領一個13人的隊伍在400平方米的辦公場地從產險開始起步打造著他的金融航母。22年過去了，平安保險在馬明哲的戰略中從一家總資產5312萬元的小企業，發展成了一家集保險、銀行、投資為一體的綜合金融集團，並在《財富》雜誌2010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再次入選並榮登中國內地非國有企業第一的寶座。馬明哲用他的「過橋哲學」與開創精神締造了一個時代的神話。他說，「中國的保險事業起步較晚，起點較低，也沒有多少時間讓我們事事都摸著石頭過河。如果河上已經有橋，我們就不必去冒險涉水，付一些過橋費就可以過去了。風險小，也贏得了時間。」而圈內人對他的評價是，「我最佩服的人是平安的董事長馬明哲，我想的事他肯定想到了前面，我沒有想到的事他也想到了。他做事總是具有前瞻性。」
上個世紀80年代深圳與奔赴深圳的創業者都成了特定的歷史註解，就像1985年來深圳的詩人王小妮在《一個詩人的深圳史》裡寫道：「你來深圳想做什麼？這是1980年代中後期新移民之間最自然的對話。有人為理想，有人為自由，有人為愛情，有人為逃避。」唯獨沒有為賺錢。隨著1990年的到來，奔赴深圳的夢想也開始了轉變。
90年代，年輕人的淘金夢
上世紀80年代，深圳演繹的「解放」、「掙脫束縛」讓整個中國都看到了另一種生存方式。隨著經濟優勢在「深圳速度」下的快速顯現，隨著現代城市管理制度和用工環境的初步建立，隨著基建、招商引資、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上世紀90年代的「淘金熱」興起。
城市工業大發展背景催生了無數用工機會和淘金夢想，也就在這一時期，「淘金地」成為深圳的代名詞。「全國人民都知道，深圳有金可淘，高中低端人群來者不拒。」深圳「網絡四劍客」之一、《深圳青年》雜誌主編陳宏舉例，深圳某遊艇會老闆，便於此時來到鵬城（深圳別名），而他最初不過是在基建工程兵的食堂裡幫廚打菜。
讓美國《時代週刊》驚呼「有史以來最大人口流動」的百萬民工南下潮也發軔於1989年，百萬民工南下。數據顯示，1992年第一季度，僅從深圳匯往全國各地的匯款單近140萬張，共計7.03億人民幣。匯款人群中，最常見的是三五成群的打工仔、打工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