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不存在的。它什麼都不是，對於死，甚至連理解都不可能，而生命是可以理解的，它有著自己的法則。這就是說，凡是好的東西都是不會死的，而且它的生命力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趨強大。」
——亞米契斯
這一章關於二戰，關於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屠殺。但是，這個故事並不僅限於德國納粹或者猶太人。當這些事情都成了歷史，等你回過頭再來看的時候，你以為自己只是個局外人、旁觀者嗎？密室裡等死的遭遇，可能對今天的你來說很特殊也很陌生，但是，死時年僅15歲的安妮?弗蘭克，在她的日記裡留下的，只有小小的驚慌，而更多的是她如何讀書、如何與姐姐拌嘴、如何與男孩彼得偷偷說些體己話……
她不是不相信死，相反，她和密室裡的每個人，每時每刻都活在死亡的陰影下，「想到有個完全陌生的人會識破我們這個美好的藏身之處，我幾乎昏倒」。雖然，「我看見世界正在被變成一片荒野，我聽見雷聲正在接近。可是，我仰視天空，冥冥中覺得世界還能好轉，這場殘酷也會告終，和平與安詳會重新回來。」
如果你清楚安妮寫下這段話時所處的環境，大概就不會認為那樣「等死」於你是陌生的，因為少女日記裡的驚恐和憧憬，也是你的「心裡話」，因為在生死面前，你我是一樣的。
1933年到1944年間，希特勒指揮著德國納粹軍隊，對猶太人展開了一場大屠殺。1942年7月，德國猶太少女安妮?弗蘭克跟隨家人到荷蘭避難，躲在阿姆斯特丹一幢房子的密室裡。這幢房子位於普林森葛拉赫特街263號，是歐培達（OpektaWorks）果膠批發公司的辦公樓，而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正是這家公司的總經理。
除了弗蘭克一家，即安妮、她的父母和姐姐瑪格之外，還有佩爾斯一家，赫曼?凡?佩爾斯是安妮父親奧托?弗蘭克的生意夥伴，也是好友。1942年8月，他帶著妻兒也躲進了這小小密室裡。同年11月，又來了一個新房客，阿爾弗列德?杜瑟爾，是個牙醫。以上就是密室裡的全部8位成員。他們分別住在這幢房子的三樓與四樓，以書櫃擋住出入口以避人耳目，過著隱蔽的生活。
密室外，幾乎每天都傳來猶太人被抓的消息，「綠色和灰色的軍車夜夜在街上打轉，挨家挨戶敲門，問裡面有沒有住猶太人，有的話，馬上全家帶走……」所以，安妮在自己的日記裡寫道：「我們在這裡，遠離那些動亂，真是幸運。」
然而，中立的荷蘭也被德軍佔領了。1944年8月4日，因為有人告密，藏在密室裡的八人被德軍逮捕，後被轉送到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沒過多久，安妮和姐姐瑪格又被轉送到貝根貝爾森集中營。戰爭結束後，安妮和姐姐均被證實因患傷寒於1945年3月死在貝根貝爾森集中營裡，距離該集中營被英軍解放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那年，安妮只有15歲。而她對這個世界的憧憬、困惑和恐懼，都留在了一本日記裡。
如果有一天，你知道自己死期將近，死神磨刀霍霍，終日跟在你屁股後頭打轉，隨時可能破門而入把你帶進地獄——剩下的那點日子裡，你會怎麼辦？是的，如果沒有明天，你會怎麼辦？
這就是安妮要面對的問題。進密室的時候，她剛過完13歲生日，得到的禮物就是一本配有紅白彩格封面並附著一個小鎖的記事簿，她很快決定將它變成自己的日記本。在日記裡，她為自己虛構了一個叫吉蒂的閨蜜，每篇日記都是對這位好友說的悄悄話。
1942年7月8日，星期三
我們四人身上的衣服包了一層又一層，看起來一副要在冰箱裡過夜的樣子。我們這種處境的猶太人，沒有誰敢帶著裝滿衣服的箱子離開住處。我穿了兩件底衫、三條底褲、一件連衣裙，外加一條裙子、一件夾克、一件雨衣、兩雙長筒襪、厚厚的鞋子、一頂帽子、一條圍巾，以及很多很多其他的。還沒出門，我就快悶死了。可就是沒有人想到問我感覺怎麼樣。
乍看這一段，大概只是覺得有意思，穿這麼多衣服出門，會是怎樣一種情形？可是，稍微替安妮考慮一下，就會感到悲哀。在未來的25個月裡，安妮只有這些衣服，而且一個當時才13歲的小女孩，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未來生活的艱苦，由此可見一斑。
1942年9月21日，星期一
我已經開始做功課。我勤學法文，每天往腦袋裡填五個不規則動詞。不過，學校裡學過的東西我已經忘掉好多好多了。幾本課本已經買回家了，還有，我本來就從家裡帶來許許多多筆記本、鉛筆、橡皮擦和標籤。
我有時也聽倫敦來的荷蘭語廣播。伯恩納德王子最近宣佈朱利婭娜王妃明年一月會生孩子，我覺得好極了。這裡沒有人瞭解我何以對皇室這麼感興趣。
前幾晚，我變成討論的話題，他們都覺得我無知得可以。結果，我第二天就埋頭讀書，因為我不想到了十四五歲還這麼嫩。
在暗無天日的密室裡等待死亡的時候，你還會學習嗎？這個問題對安妮來說，根本不是問題。在猶太人每天被一車車抓走，送往毒氣室時，在令人驚恐的空襲聲中，安妮卻在日記中寫道：「我得學習，才不會變成蠢人，我要上進，將來要當個新聞記者或者作家，這是我的願望！」
安妮每天用在讀書上的時間不下數個小時。她讀希臘、羅馬神話，學習速記函授課程，自學法語並翻譯文章，整理歐洲各國王室族譜，學習父母規定的英語、數學、歷史。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她竟編寫了十幾萬字的讀書卡片。
安妮甚至還在狹窄的房間裡學習芭蕾舞。她抱怨不配合其跳舞的姐姐瑪格說：「我們都快要忘記怎麼跳舞了……難道你希望，當我們出去的時候，把什麼事都給忘了？！」
即使情況一天比一天糟，大人們一日比一日消沉，安妮也從未放棄對將來的希望。密室裡的所有人，都從安妮這裡感染到了溫暖和快樂。她會幫助媽媽洗刷碗筷，打掃衛生；幫助佩爾斯太太削那些「好像永遠也削不完的豆子皮」；在牙醫杜瑟爾給佩爾斯先生拔牙時，她也要「外行地湊上一個幫手」。
正如她在日記裡寫下的那樣：「『我很想幫幫你。』我總對彼得說。『可你一直在幫我呀。』彼得回答我，『用你的快樂。』」
1943年6月13日，星期日
爸爸寫給我生日的詩太美了，我不忍心自己獨享：
我們之中最年輕，但已不再幼小的，
你的人生可能會挺折磨的，因為我們事無大小
當你的老師，要把你煩個沒完沒了。
老人同堂，你好歹只能
忍受嘮叨——這事難受，卻是實情。
藥片雖苦，終需下肚，
因為我們想圖個人和事平。
在這裡許多日月，沒有白度，
因為虛擲光陰有違你的本性。
你讀書又習文，幾乎終日不曾閒，
一心要將那無聊排遣。
更難的問題，更費思量的大問題，
是「我該穿什麼？
我已經沒有褲子，我的衣服都太緊，
我的裙子只是纏腰布，我這模樣真現世！
我要穿雙鞋子，還得先切腳趾，
哦老天爺，我受盡折磨真命苦！」
這是安妮14歲生日時，父親奧托送給她的詩。詩裡描寫的一切頗能反映當時的情形。
安妮1929年6月12日出生於德國的法蘭克福，出生時名為安內利澤?瑪麗（AnnelieseMarie），但家人和朋友都以暱稱「安妮（Anne）」來稱呼她，有時父親也會叫她「小安妮（Annelein）」。弗蘭克一家住在一個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雜居的同化小區中，安妮的母親艾蒂絲是一個虔誠的教徒，而父親奧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任職於德國政府。那時候，當蓋世太保衝進密室，指著奧托房間裡的德制灰色軍用床腳櫃，顯得很吃驚：「你從哪裡搞來的這個玩意兒？」「那是我的東西。」奧托回答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是德軍少尉。」
希特勒上台後，弗蘭克一家成了1933年至1939年離開德國的30萬猶太人之一。1934年初，安妮跟隨家人定居荷蘭阿姆斯特丹。他們的生活最初還算平靜。1934年2月，安妮和姐姐瑪格各自入讀了新的學校。兩姊妹在學業上各有專長，瑪格比較精於算術及數學，而安妮在讀寫上比較優異。兩個姑娘在個性上也有著明顯差別。瑪格舉止較文雅，性格保守和勤奮，而安妮則較健談，性格外向，總是充滿活力。
1940年5月，德軍入侵並迅速佔領荷蘭，新成立的親納粹政府開始透過差別對待及嚴格的執法迫害猶太人。政府對猶太人實行了強制登記及隔離，所以安妮和姐姐只好離開原來的學校，轉而被編入猶太講學所繼續學習。
然而，時局越來越糟糕。1942年7月，姐姐瑪格收到了一份由猶太移民局中央辦公室所發的徵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勞動營報到。弗蘭克一家由此警覺了起來，父親奧托終於決定讓家人都躲進他公司辦公樓的密室裡。
1942年7月6日早上，安妮一家搬到「密室」暫避。他們故意把房子弄得很亂，嘗試營造他們已經離開的樣子。奧托?弗蘭克留下了一張字條，暗示他們要去瑞士。他們被逼留下了安妮的貓「摩積」。因為猶太人不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們從家出發，冒雨步行了好幾公里，每個人都穿了好多層衣服，因為害怕被人見到他們拿著行李。
房子秘密增建的部分，在安妮的日記中叫「Achterhuis」，在荷蘭文中意即後座。這是一個在房子後座三層高的空間，可以從地面進入。第一層有兩間細房，以及相連的洗手間；樓上是一間大的開放式房間，旁邊有一間細房。細房可以通往閣樓去。通往這隱秘之家的門被一個書架蓋住，保證不會被發現。主建築在Westerkerk教堂的一個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其他的房子沒什麼兩樣。
歐培達公司的負責人之一，也是奧托同事的約翰斯?克萊門，以及奧托手下的兩位僱員——秘書蜜普?吉斯、打字員貝普?弗斯庫基爾，後來蜜普的丈夫維克多?庫格勒也加入了他們，一直援助著密室裡的八個人，保證他們的安全，照顧他們的飲食起居。當然，他們也成了密室與外界唯一的聯繫，隨時告知戰爭的情況和政局的發展。事實上，每個人心裡都很清楚，一旦被發現，幫助猶太人會令他們落得死刑的下場。
1944年3月7日，星期二
回想1942年的生活，一切都好像那麼不真實。享受著那天堂般的日子的安妮?弗蘭克，和在這屋子里長了見識又變明智的安妮?弗蘭克完全不同。沒錯，從前真實天堂般的日子。每個街角都有五個暗戀我的人，有二十來個朋友，是大多數老師最偏愛的學生，父親寵愛透頂，袋子裡裝滿糖果，又有大筆零用錢。如此日子，夫復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