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市發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員鄭韶認為，「究其原因種種，或許是上海僻處海隅，水土豐沃，太平天國之前從無天災兵禍，只要勤勉，即可過溫飽生活，因而無所他求、不想冒險他就」。他舉了個例子：李鴻章建輪船招商局，先是找了上海本地船商朱某兄弟籌辦，兩人不願帶頭掏錢投資，說穿了不敢冒險做「現代航運」，兩年過去，一事無成。結果找到廣東富商徐潤、唐廷樞，兩人說幹就幹，不僅投入自己全部家當，而且動員族人、親朋共同投資，奮鬥數年，終臻於成。結果輪船招商局作為中國第一個現代化民族航運企業存續至今。「每讀至此，不勝欷噓」。
即便是飽讀詩書的文人墨客，只要是「上海人」，也總免不了這份過度專注於得失的「乖巧」。楊東平就在《城市季風》一書中指出「上海作家太『乖』」：「他們非常理智非常規範非常自覺，少有失誤少有出格少有鋒芒。乖巧和庸俗的結合，形成一個『甜膩膩、黏稠稠的泥潭，使大家樂於沉湎其中而不思超越，不敢超越』。他們總是期待社會的喝彩而什麼也不損失，或者投入最小而產出最大，這需要精確地探測氣候，『軋苗頭』的本事和打『擦邊球』的高超技藝——這是惟一值得冒的風險。」
楊東平說，「才華橫溢的劇作家沙葉新是具有強烈正義感和俠骨的上海知識分子之一」，雖然「他的人格和藝術多少體現了『海派』所包含的那些正面價值」，但沙葉新「戲謔地為自己設定的原則仍不乏上海人的『聰明』：標新不立異，崇洋不媚外，離經不叛道，犯上不作亂」。
所以，動什麼也別動上海人的錢，越什麼也不能越過上海人守財的規矩。否則，你就是典型的「拎勿清」（linveqin），就是「不明事理，搞不明白，糊塗」。用周立波的話說：「什麼叫拎勿清？就是在關公面前舞大刀，在飯店門口擺粥攤，在銀行門口數一塊錢，在阿扁面前談『洗錢』，在周立波面前說『海派清口』。」
2.凡事上檔次
上海人是典型的「唯物質論」者，而且對貨幣有一種天然的眷戀和情有獨鍾。上海女人寧可每天在家啃鹹菜饅頭也要挎個LV包出門，這是事實。所以，如果當你在上海擁擠的地鐵車廂裡，聽到某女緊張地呼叫：「不要擠我的LV包包！」請相信，那是真的LV。而且她那麼緊張，也是真的啃了太久的鹹菜饅頭。
這就是上海人的「檔次」，他們用消費來彰顯身份。消費最初的意思是「耗盡」、「用光」和「摧毀」，這與上海人的精打細算是不吻合的。所以，上海人的「消費」更多的是一種表演性質，身份的表演。一場場消費的假面舞會，每天都在衡山路、淮海路、南京路和恆隆廣場隆重上演。
消費表演
正因如此，才會出現這樣有趣的現象：據世界奢侈品協會2009年的調查顯示，上海的奢侈品消費額只佔全國總額的9.8％，在城市中僅排名第五。蝶億公關公司董事總經理王陵坦言：「上海就購買力而言，確實不如其他一些城市。我們在北京做推廣時，曾有煤老闆一來就買下價值700萬元的寶格麗珠寶，還有人一次買了500萬元的禮物給太太。」但如此一擲萬金的事在上海很難發生。「上海人通常很務實，這也使得上海人在購買奢侈品時更加精明，不衝動。」王陵說，但上海是最佳展示窗口，各大奢侈品牌爭相湧入，「上海這個城市的開放程度非常高，與國際接軌的程度在國內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信息很快。而上海人的行為方式、辦事風格也非常符合國際慣例。對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們最容易進入的城市。」
最佳窗口卻並沒有最佳銷售業績，這就是上海人的「消費演繹身份」。所以，網友們會對那些在星巴克裡端坐一下午只為「凹造型」的上海小白領嗤之以鼻，他們也可被認為是在消費中尋找虛假的身份感，彷彿喝了星巴克就成了紐約人，或者和那些一樣喜歡星巴克的華爾街名流成了同僚。
這就是為什麼上海造就了中國最早的靠賣文為生的職業作家，發展了以大眾趣味和市場導向的市民通俗文學，然而，這一傳統卻並無傳人的原因。「上海的有些作家雖然生長於市民階層，卻不屑於對身邊『小市民』生活和心態的提煉、把握。誠如鄧雲鄉先生言：一些普通而又十分豐富的生活場景，如乘電車、小菜場、居委會、蕩馬路等等，似乎都未被作家注意到。他們似乎更喜歡抒寫上海西區的幽靜、雅致，以及他們不太熟悉的新舊上海的『上層生活』，從而標定自己『中產階級』的身份和品位。」（《城市季風》）
張檸於2001發表於《南方週末》的評論安妮寶貝的文章中，也提到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安妮寶貝在《告別薇安》一書中採用了「一種『市民細讀法』，或者說一種『症候閱讀法』，就是通過生活細節來解剖你、確認你的身份」。而「上海市民最懂得這種細讀法」。
「比如，儘管是名牌服裝，但搭配不得體；比如，還用電動剃鬚刀，而不是用上等剃鬚膏和剃鬚刨子；比如，香水味兒太濃烈，而不是青草味的，等等等等，都要遭到蔑視。在這種種細讀之下，他們用不著深談，就能知道你是屬於什麼階層、什麼等級、什麼品味；是住在楊樹浦的還是西區的，收入屬於什麼等級，甚至你的家族背景。進而選擇是否嘲弄或蔑視你。不在上海摸爬滾打若干年，你休想弄明白你的身體、行為方式中每一個細節與身份的關係，想打馬虎眼是不成的。也就是說，等級、身份已經進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氣息和動作。馬克思的階級劃分法，法蘭克福學派那種簡單的『精英/大眾』分類模式，對於上海市民是不完全管用的。」
《告別薇安》在講述林的生活時，有一個重大的省略，那就是隱去了林的辦公室生活：他的勞動方式和勞動環境，他在勞動中被剝奪或剝奪別人的具體境況。這是上海人最忌諱的東西。就像他們喜歡向人展示洋貨，而隱瞞在國外打工的痛苦經歷一樣。
小說中的林過著一種非常精緻的生活，咖啡的牌子，服裝的樣式和色彩，香水的味道等等，都十分講究，像所有的上海市民一樣。正所謂富有富的講究，窮有窮的講究。由於他們對生活的每一個細節的強調，使得外來人很難在短時間內進行模仿，從而使得文化身份長期保持在一種穩定狀態。「這種生活細節的審美化，是文化等級對生活細節的扭曲。這種『市民完美主義』是與『市民細讀法』相配套的」。
「『細讀法』使他們知道該省略什麼、保留什麼。他們將保留的那些高雅的東西，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東西，無限制地完美化、審美化、細節化，並向人炫耀。最後的結果是，『日常生活審美化』成了一個空殼，裡面沒有人了。也就是說，真實的自我不在場，肉體感受沒有了，被身份的幻覺所取代。於是，在這樣一個偽消費的社會中，消費表演的劇目越是豐富多彩，生活的審美細節越是多種多樣，他們越是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身份的假象與生活審美細節的夢幻合而為一。」
「上只角」和「下只角」
時間在流逝，時代在發展，但上海人的這種「消費表演」卻從未落幕。郭敬明的《小時代》系列以上海灘為背景，充斥了各大名牌和高檔消費品，以致被韓寒譏諷為「小時代」寫的不是上海的時代，而是「恆隆時代」。但這套書確實滿足了上海人以消費獲取身份感的表演慾望，因而成為暢銷書，受到年輕人的追捧。
老上海都知道上海分「上只角」和「下只角」。「上只角」和「下只角」是上海人獨創的語彙。這對詞盛行在20世紀80年代。據說早在20年代，就有這樣的說法。「上只角」指的是地段繁華、環境幽靜、住宅高檔以及所住居民收入、職業和文化程度較高的地區；與此相反，就是「下只角」。在上海南面比北面好，西面比東面好，「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是老上海的地域寫照。
實際上在張愛玲、王安憶、陳丹燕和程乃珊筆下的上海，只是上海的「上只角」。兩排茂密的法國梧桐，天空中爬滿的黑色電線桿，搖搖晃晃的有軌電車，電影《色·戒》裡王佳芝一路走過來的都是上海當年最時髦的路和店。南京西路、摩西路、福開森路，平安大戲院，對面的凱司令咖啡館、西伯利亞皮貨店、綠屋夫人時裝店。這就是代表著上海考究精緻又海派的「上只角文化」。「東方巴黎」的摩登只存在於上海極少的地盤之上。
實際上，上海人在自己內部進行地域的劃分，創造出「上只角」和「下只角」，說到底也是一種「消費表演」，他們試圖將自己歸入名牌、名流的聚集地，以顯示自己與之般配的身份。
一對上海新人。新郎住在「上只角」，徐匯區復興中路、烏魯木齊路一帶，原來的法租界。新娘住在「下只角」，南市靠黃浦江邊的一個棚戶區。對於那裡的人口密集度，當地人開玩笑說：張家宅前宅後宅左宅右宅中宅，五個宅子可以徵兵一個師。
來自「下只角」的新娘說：「我一定要尋一個有本領、有地位的愛人，我尋到了。『上只角』就是地位。」生長在「上只角」的新郎講：「原來是一百個人裡面也不一定有一個能嫁到我們『上只角』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打亂了。有些『下只角』的人和我們結婚，現在又沒有了。」
新郎的父親解放前是銀行的職員，有錢也有地位；而新娘的爸爸是街道運輸合作社的工人，踏黃魚車的。新郎的父親是竭力反對這門婚姻，他們是在老人故世後才結的婚。違抗父命的新郎對我朋友說：因為女的漂亮，而且他比老婆要長得矮一點。這身高的「殘疾」程度，按上海人的戲說，不是二等也是三等。這樣的條件找老婆，尤其是要找個容貌出眾的，的確是有困難的。要說其中的門檻，那就是一有自知之明，二是懂得如何以己之長克己之短。
戲劇大師蕭伯納有句名言，「經濟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藝術。」這就告訴我們，經濟不僅存在於生活的各個角落，而且是個天性活躍的分子。因而，在結婚這一件人生的大事上，上海人肯定不會讓它袖手旁觀、默默無為，無疑要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讓「下只角」的漂亮新娘提升社會地位，讓「上只角」的醜新郎利用「身份優勢」找到美嬌娘。
陳樂（化名）是新上海移民的代表，她1999年從安徽考入上海某高校，畢業之後留在上海工作至今。陳樂說：「我已經明顯感覺到，自己身上已經越來越多地沾染上了上海文化的氣息，很多東西甚至是我非常不喜歡也很警惕的。」
有一次媽媽走親戚帶回一張表，是上海遠親們的聯絡方式，大概有那麼六七個人。陳樂看了那張表一眼就斷言，混得都不怎麼樣啊。媽媽問，你怎麼知道？
陳樂指著表說：「你看，楊浦的、閘北的、普陀的，沒有靜安、徐匯、黃浦的。你再看住的地方，404，604，沒有高層的，都是老公房。都是04的，說明一梯四戶，一梯四戶的房子都很差啊。」（楊浦、閘北、普陀三區在上海傳統中窮人為多，而靜安、徐匯、黃浦則相反，是上海的「上只角」）那次，陳樂的母親被驚得說不出話來。
「這是標準的上海人的精明。如果不在上海生活這麼多年，我絕對學不會這樣的思維方法。上海的肌理已經深入了我的思維。」陳樂笑得很無奈。
正因為上海人有如此鮮明和強烈的物質和消費表演的慾望，而且自成規矩。所以，如果想在上海灘上混出點名堂，就必須讓上海的肌理滲透進你的思維，讓上海改變你。
上海是灘，灘沒有空間阻隔，它不是圈子，而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正如易中天所言，「在這個開放的體系中，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單獨的、個別的而且是出出進進的人，很難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鬆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終會被『灘』消解。」
所以，不同於北京人的「圈子意識」，上海人身上體現的是鮮明的「灘涂意識」。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體制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和民間民俗文化處於一種多層共生狀態，各拿各的號，各吹各的調。各類圈子，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井水不犯河水，並無統一的社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