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蕭雲簡歷中的社會實踐一欄滿滿當當，各種證書十分齊全，溝通能力也很不錯，在一般人看來，她找工作應該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可是，王蕭雲至今仍然沒有找到「東家」。「有時候在招聘會上和用人單位面對面，明明看我的簡歷挺滿意，可最後還是沒有下文。」
有一次王蕭雲參加了一場綜合招聘會，用人單位看了她的學歷後，直接把簡歷退給了她，於是她當面要討個「說法」，「企業招聘的人回答很直接，如果我是男生就肯定要，本科生也可以考慮，但女研究生年齡到了，進了單位不久就會生孩子，單位還得找人頂替，到時候我復職了還要考慮多出來那個人的安排，覺得很麻煩。」儘管王蕭雲再三表示自己近兩年並沒有要孩子的打算，但對方最終還是沒有給她面試的機會。
在此後的求職過程中，王蕭雲經常會暗示招聘者，自己還沒有結婚的打算，「但沒什麼用，招聘者看到女研究生，就自然而然地和生孩子掛鉤了，後來遇到有的企業說他們工作勞動強度大，經常要加班，所以想找男性員工，但我聽得出來，還是覺得我今年26歲了，面臨結婚生子，承擔不了很重要的工作。」為此，王蕭雲很是苦惱，她甚至準備如果單位接受，她可以寫一張「三年內不生孩子」的保證書。
王蕭雲的煩惱也是目前求職中的女碩士研究生、女博士研究生普遍面臨的問題。復旦某文科專業女研究生小沈告訴記者，自己也發了上百份簡歷，只收到寥寥幾個回復，而且至今仍未定下來，「我覺得女研究生求職有很多不利因素，很大一個是生育問題，我們專業的所有女生幾乎都遇到這個問題。有人甚至提出，乾脆畢業了先結婚生孩子，等這些事情解決後再出來找工作」。
而一些用人單位的招聘者也表示，企業招人肯定要從多方面考慮，不僅是員工當前的能力和狀態，還有入職後的可持久性。「畢竟新員工前三年正是勤勤懇懇幹活的時候，大四女生年齡尚輕，入職後可以全心工作幾年，但女研究生畢業時已二十六七歲了，正是生育的高峰年齡，到時又不能限制人家，還要找人來頂替，而且復職後的幾年內又要被養兒育女的事所分心，工作的專注性會大打折扣。」一家中小型通信企業的負責人坦言，招收正處於生育年齡的女員工，單位會更慎重考慮。
華東師大就業咨詢中心副主任沈維宇表示，女研究生在就業上遭遇「生育」檻確實比較普遍，「很多單位不會明說，但在錄用時卻無形地提高其他的門檻」。
為此，一位女大學生在一家公司針對每位應聘者必須填寫的調查表中，這樣回答問題之一：「談戀愛了嗎？」
她說：「我的EQ很低，對男孩子沒感覺。所以，五年內保證不戀愛；五年後萬一不慎戀愛了，保證五年內不結婚；五年後萬一不得不結婚了，保證五年內不生孩子；五年後萬一不小心必須生孩子了……那應該是四十五歲以後的事了吧，你們可以考慮辭退我了。」
為了工作，為了在上海生存，女白領們紛紛表示「三年內不生孩子」，或者「五年內不談戀愛」，其實都是一種無奈，並非心甘情願。
根據上海人民政府官網2008年公佈的《在滬白領生育意願專項調查》結果顯示，滬上白領生育願望強烈，平均生育意願為1.7個。這一結果，無疑顛覆了人們的習慣思維。所謂「丁克」，實際並非是滬上白領們的自願選擇。
30歲的張小姐在滬上一家外企工作，三年前與同為外企員工的裘先生結婚。婚後，雙方家長都期盼著能早一天抱上小寶寶，可左等右盼了好幾年，卻遲遲不見動靜。
小夫妻倆直截了當地告訴家人：三年之內暫無計劃。追問其原因，得到的答覆是「現在生孩子對雙方的事業發展不利」：有了孩子之後，受家庭拖累，從事銷售的裘先生不可能再經常出差，這些年好不容易積累下來的客戶，就有可能被別人奪走。況且，房貸要還、生孩子後開銷增加，勢必會影響生活質量；而張小姐眼看再過幾年就可以熬到行政主管的位置，這個時候生孩子，不僅影響經濟收入，而且以後的職場前途也將面臨重新定位。
面對高昂的生活成本、撫養費用和就業壓力，生兒育女已不再是滬上白領家庭的天然選擇。親愛的，我們生個孩子吧？哦，這可不是你我就能決定的事情，需要先核算一下成本，看上海這座城市是否允許我們這樣掙得不多的人享受生育的權利。
3.金融才俊的「高稅」夢魘
上海到2020年，也就是10年之後，計劃要變成與紐約齊名的國際金融中心。
這個目標，自然要靠人、靠人才去完成。相比較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紐約有77萬金融從業人員，其中華爾街就有40萬人，而倫敦僅金融城內的金融從業人員就有30萬。但是，上海全市的金融機構從業人員只有區區20萬，金融人才缺口巨大。
如何盡快填上這個大窟窿？上海最快想到的方法，就是設立金融人才獎，給金融高管們塞錢。但這個錢一開始就是用稅收的形式，從金融人才們的口袋裡堂而皇之地掏出來的，如今卻要以獎勵的名義塞回去一些，並希望人才們因為上海的「借花獻佛」而深受感動，以致心甘情願地跑來給你賣命。這就是上海揣著2020年的小九九，打著的如意小算盤。
減稅，加人
「和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於稅收偏高。」在被問及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短板」時，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李晶不假思索地回答。
按中國現行稅制，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為2000元，分為九級，最低一級稅率5%，每級遞增5%，最高一級為45%。收入動輒百萬的金融高管，幾乎都適用於最高一級稅率標準。
「按照現在的稅法，我們高管收入中的40％都要掏出去繳稅。」註冊在上海的一家銀行高管說。
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服務公司之一的任仕達，於2010年4月8日發佈的「國際金融中心人才吸引力指數」尖銳地指出，雖然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國際金融人才來華工作，但上海在稅收、福利、生活、醫療、教育等軟環境上可能落後於其他國際金融中心。
根據任仕達國際金融中心稅收環境指數顯示，香港位於第一，紐約其次，上海位居第三，倫敦排後。
根據其調查，起征點和稅率結構對於中高收入者的影響最大。香港稅率有4級，最高一級17％，中高收入者的平均稅負僅為15％；美國稅率有5級，最高一級為35％，對於中高收入人群，其平均稅負小於30％；中國內地有9級，最高一級45％，對於年薪過百萬的人而言，其平均稅負約40％。
據KCS凱譽管理咨詢有限公司中國業務發展主管張寶玲介紹，即便是外籍人士，只要在中國工作超過183天，就得按照中國的標準繳稅。「雖然目前內地為外籍人士提供住房、教育等五個方面的稅收抵扣優惠，但如果和香港等城市相比，內地稅負確實要重很多。」張寶玲說。
鳳凰衛視曾在2009年8月4日播出《解碼陳文茜》欄目中，以「雙城爭艷，金融海嘯後上海香港競爭金融中心」為題，討論上海和香港兩座城市各自未來十年的戰略發展格局，並認為「上海的重新定位，某個程度威脅最大、競爭最大的就是香港」。
「香港最大的優勢是法治，人才，金融監理為亞洲翹楚，還有貨幣自由兌換，這些上海短期內都追不上。」
匯豐（HSBC）、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BankofScotland）和湯森路透（ThomsonReuters）的高管已經遷至香港，而摩根大通（JPMorgan）也於2010年3月宣佈該公司從紐約派遣了其高層私人銀行家，以利用亞洲的發展機遇。
他們表示，與其他西方地區相比，香港的財富不斷增加、居民的投資傾向更強，並且能夠從全球經濟低迷中快速反彈。但是，在所有這些正兒八經的理由後面，還發生著另一件誘人的事：據管理咨詢企業Hay（合益）集團稱，香港也是亞洲勞動者實得薪水最高的地區。
沒錯，收入！同樣是快速發展中的金融中心，既然付出的勞動相等，得到的回報，在香港比在上海多得多，那有何理由選擇可愛的東方之珠？
Hay（合益）集團完成了對管理人員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國家的年度排名，它綜合了工資、住房補貼和保險等其他形式的薪酬，以及當地生活成本和稅負（甚至包括額外福利指標，如員工獲得的汽車類型和品牌）。Hay（合益）集團的PayNet分析師利用標準方法衡量56個國家的工作範圍、薪酬和福利，進而收集資料。
Hay（合益）集團最新的「全球高層薪水報告」（GlobalManagementPayReport）顯示，就員工購買力最高的亞洲地區而言，緊隨香港之後的是泰國、新加坡、韓國和澳大利亞。中國內地位居第八。
在亞洲，香港名列榜首。儘管這座被譽為「東方之珠」的城市因高房價而保守爭議，但住房通常也包括在薪酬福利裡面，因此香港管理人員的消費能力通常比美國管理者高出40%。
Hay（合益）集團香港辦事處主管WilliamLo表示：「香港是金融中心，必須吸引大量的人才，因此工資相當高。由於稅收也低，因此消費能力較高。這就是為什麼很多西方國家落後於香港的原因。稅收無疑是香港和其他地區名列前茅的首要原因。」
在「人才戰」依舊激烈的中國和東南亞等地，比較薪酬選擇非常重要。「這些地方的發展趨勢是第三世界的新興市場，這裡高級管理人才緊缺，必須透過高薪來吸引人才，」Hay（合益）集團薪酬資訊服務總經理NidthiaChelvam說。
顯然，稅收仍是吸引人才流動的重要砝碼。因此，為了躋身國際金融中心之列，上海市政府於2009年出台了《上海市集聚金融資源，加強金融服務，促進金融業發展的若干規定》。其中提到，按照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金融人才隊伍的要求，對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做出顯著貢獻的金融人才，市政府給予金融人才獎勵。
上海市金融辦一位官員說，目前香港個人所得稅15％，上海最高一級達到了45％，因此上海希望降低個人所得稅25％左右。不過由於地方政府難以改變稅收政策，因此，他們通過設立金融人才獎的方式予以返回。
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方星海坦言：「對內地的金融行業而言，我們覺得這些金融人才的稅負可能有些過重，所以說，上海會在未來進一步降低這方面的稅負。我們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人才來上海工作。」
願望是好的，方向也是對的。只不過要真正落實，想要在金融稅收方面有大動作，除體制因素外，還面臨不少細節上的難題。「如果最終方案是：上海決定對這些金融高管超出國際水平的稅收部分進行財政補貼；那麼針對補貼的部分，國家稅務總局會不會再次徵稅？」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怡建說。
過去上海一些區級政府為了招商引資而對個別金融企業實施了財政獎勵，以彌補高稅收的影響。
任仕達市場總監朱寧透露，一家國有金融企業曾經向政府申請，將部分個人所得稅以財政獎勵的方式返回給高管，這種優惠的有效期為兩年。「但實際上，申請優惠大部分是招商引資的土政策，大部分是一事一議，政策不透明也不公開。」朱寧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