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為了在世博期間，規範市民亂曬衣，杜絕城內「萬國旗」的現象，政府下足了本錢，斥資近40萬，統一為居民安裝了新型球門式晾衣架，並安裝了塑料葉板，以起到一定遮蔽和美觀作用。不想，風吹葉板聲響甚至影響到了隔壁小區居民，只得再統一拆除。而且，由於新型衣架與大廈原本結構不協調，居民晾衣很不方便，很多居民棄而不用，紛紛將衣服晾曬在樓道內。
「整幢大樓像搭了腳手架。」網友在新民論壇上熱議。上海瑞福北大廈西側成排式的曬衣架甚為注目，更被網友戲稱為「上海市區最牛的曬衣架群」。
而欽州南路上的晾衣架高約2米，每個「橫跨」約2米，與行道樹穿插而立，連成一排，直接被安裝在附近小區圍牆外面的馬路邊上。對此，居民張先生覺得：「類似『萬國旗』的亂晾曬早就被認為是城市不雅景象之一，如今卻鼓勵人們在馬路邊隨意晾曬，一排排的占道規模那麼大，以後行人就要貼著濕衣服或是內衣褲走路了，真是煞風景！」居民呂女士則抱怨：「把原來的自行車停放點占掉了。」
政府好心辦壞事，原因其實很簡單，以為用幾十萬的高級晾衣架代替居民幾毛、幾塊錢的晾衣繩，市容問題就能得到解決。還是一個「金錢萬能」的觀念作祟。這個觀念也很容易導致「凡是貴的都是好的」的結論。
雖然上海為了世博會的順利召開，花大價錢進行了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形象工程」。但批評的聲音並沒有停止，且理性而客觀地從城市化和金錢觀念出發，站在遠處，冷靜看待這場不惜代價的盛會。
上海藝術家陳航峰就是少數幾個批評世博會的人之一。他於2010年3月展出了自己的作品「泡沫城市，泡沫人生」。一個鐵籠子包圍著一串不間斷的泡沫，幾乎所有的泡沫最終都會撞上籠壁的鐵絲網，然後破裂。「世博會就像一個造夢機器，產生各種各樣永遠無法實現的烏托邦未來主義想法，」他說。這件作品是不久前在上海OV畫廊舉辦的世博會抗議展覽的一部分。展覽中還展出了一組照片，照片中一座房屋被拆除，而房主當時正在法庭上挑戰拆遷行為。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世博籌備期間，上海市內大片的傳統住宅、街道被拆除。其中也包括了吳江路，這是上海一條著名的小吃街，人們在那裡可以一邊品嚐魷魚串，一邊吃兩口倍受喜愛的上海小餛飩。但這條街也被拆除並重新開發。星巴克（Starbucks）和卡卡圈坊（KrispyKreme）已進駐該街。一位久居上海的外國人說：「金錢逐漸主宰了這座城市，抽空了它的靈魂。」到處是無特色的購物中心、星巴克（Starbucks）和無處不在的古琦（Gucci）店，「如今上海已很難找到有意思的東西。」
用「高貴的」取代「廉價的」，這就是上海改造的思路，她一塊塊地往自己臉上貼金，讓這座城市越來越富麗堂皇，也越來越貴。漸漸地，你會發現——「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或許，只是讓有錢人的生活更美好。
奢侈品「野蠻生長」
上海曾被譽為「東方的巴黎」，整個亞洲大陸時尚與頹廢藝術的大本營，這是帕提·沃德米爾（FT中文網駐上海記者）的觀點。不過他同時認為，因幾十年的缺失而形成的對奢華的渴求，使如今的上海不再僅僅希望成為亞洲的巴黎，而是要成為巴黎本身。
從昔日福開森路的洋樓、戈登路的「鴿子蛋」到今天世界各大奢侈品牌雲集滬上的現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上海，儼然已成為奢侈品的明日帝國。
86億美元，佔到全球奢侈品消費市場總額的1/4。這就是截至2009年1月，中國奢侈品消費的總額。據英國咨詢公司OC&C預計，到2010年，中國奢侈品市場的規模將達到120億美元。
與之相對的，是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歐洲奢侈品消費的增長速度只有2007年的一半，美國與之前基本持平，日本則出現了負增長。但「經濟不景氣並未對中國內地構成太大影響，市場仍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亞洲地區奢華品市場調研公司信天翁咨詢公司執行董事ChristopheCais說。
由此，中國這艘奢侈品消費的潛水艇正迅速浮出水面。上海，又在這艘旗艦上扮演著怎樣舉足輕重的地位呢？
根據《2009中國奢侈品報告》對全國21個一二線城市近千名年收入平均達24.3萬元的受訪者的調查結果顯示，上海以最高票數當選為內地消費者首選的奢侈品消費目的地。有33.3%的華東地區消費者把上海作為奢侈品消費地的首選，華南、華西和華北各有一成左右的消費者也會選擇在上海購買奢侈品。
2010年某個週一的晚上，中雨。恆隆廣場一樓LV店內包袋、鞋子、衣服櫃檯前均有顧客在選購商品，半個多小時內，營業員已經開出多張購物收銀單。該店二樓一位女營業員稱：「我們店生意一直挺好，今天是週一又下雨所以顧客不算多。週末客流會明顯增多，為了給顧客舒適的購物環境，還一度限制人流量。」
在這些消費者眼中，上海無疑是中國的奢侈品之都。林立的高樓大廈間隨處可見巨幅奢侈品廣告，眾多氣派的大品牌旗艦店總有充滿距離感的櫥窗，不停歇的時尚秀、不停歇的名流派對，眼前所能見到的一切都印證著上海正是奢侈品消費的熱土。
上個世紀80年代雷達表的廣告曾在這個城市中時常可見。彼時，這個品牌的腕表在中國內地還沒有銷售，其宣傳推廣卻已開始。時至今日，更奢華的百達翡麗、江詩丹頓腕表也早已來到上海。
在蝶億公關公司董事總經理王陵眼裡，上海是奢侈品品牌登陸中國市場的首選。蝶億公關作為國內承接最多奢侈品品牌推廣和活動的公關公司，其發展成長的過程幾乎就是國際奢侈品大牌進入中國市場的歷史。王陵說：「上海這個城市的開放程度非常高，與國際接軌的程度在國內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信息很快。而上海人的行為方式、辦事風格也非常符合國際慣例。對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們最容易進入的城市。」
於是，淮海中路西段的798號到806號，一連開出數家名表店：積家、伯爵、卡地亞、萬寶龍、豪爵（RogerDubius）、寶璣（Breguet）。2009年6月，古馳（Gucci）於上海鑽石地段金鷹購物廣場上高調開出2000平方米的中國旗艦店，這是此奢侈品牌在上海的第5家門店，也是在眾多內地店舖中，第一家採用品牌創作總監FridaGiannini最新店舖設計概念的專門店。在古奇的銷售系統中，能享受這一待遇的只有位於紐約、羅馬、慕尼黑、香港和倫敦這些世界著名城市中的店舖。與此同時，LV入駐力寶廣場、阿瑪尼進入香港廣場的消息也相繼傳出……
世界各大奢侈品牌搶佔上海灘，已是不爭的事實。而正如王陵所言，上海這座城市和奢侈品之間，是王八看綠豆，越看越順眼。他們彼此，深深相愛。
也許你會問，何謂「奢侈品」？
可擁有但非必需，這是所有權威英文辭典對Luxury（奢侈品）的一致定義。此詞引申兩重含義：「創造愉悅和舒適的物品」與「價格不菲的昂貴物品」。在西方文化中對商品有一條明確分界——「奢侈品」與「必需品」。就像今日中國的商品也有一條明顯界定——「高檔貨」與「大路貨」。綜上歸納，對於「奢侈品」顧名思義地體現著高品質、高價格和非必需的特點。
顯然，上海灘如此熱衷於把自己打造成時尚之都、奢侈品的安樂窩，肯定不是因為其「非必需」的特點，而是相中了它的「高端」品質，以及價格。似乎當這些全世界最昂貴的貨物出現在上海街頭的櫥窗裡，這座城市就能與國際接軌了。
所以，上海迫不及待地於2006年舉辦奢侈品展。來自全世界的3000名富豪參會，胡潤富豪榜上的內地富豪們有過半出席。這場「世界頂級生活體驗峰會」，從英文MillionaireFair直譯過來，展會的名字就是「百萬富翁的盛會」。這裡彙集了世界頂級品牌、藝術珍品、私人遊艇和頂級世界珠寶，
由於劉嘉玲、胡軍、楊采妮等明星和眾多富豪的雲集，並不對外售票的開幕式的入場券竟然炒到了1500元的天價。為確保參會富豪和參展奢侈品的安全，光是保安費用就花去500萬元人民幣，展出3天，觀者達1萬人，門票收入700萬元。展出的商品更是價值連城——2.5億元的豪宅，2億的珠寶以及50萬元的狗項鏈……連名模孟廣美都驚呼：「開始沒想到是這樣一個展覽，所以沒怎麼準備就進去了，進去一看，那種感受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自慚形穢。」
如此奢侈的「上海」，究竟有幾人消受得起，用腳趾頭想想都知道答案了。但上海仍然在為奢侈品消費這根刺激百姓神經的「刺」而辯護：有媒體說，不能因為不少人看不起病、貧困孩子上不了學，就拒絕奢侈品。因為「奢侈品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取消展覽只會失去與國際高端展出活動聯繫的機會。對上海奢侈品展予以猛烈批評，實在是用正確的槍打錯了靶子。如果富豪的財富來源正當，誰也無法強求富豪按老百姓的標準去消費」。
不知，擁有這般渴望躋身「國際大都市」行列的熱情，是上海的「進步」，還是這座城市裡普羅大眾的不幸。上海常住人口共1888.46萬人（2008年上海市統計局數據），有多少人消費得起上述昂貴的生活？我們來看一組數據，更直觀地比較一下：
2006年，美國人均收入為36276美元，而同年上海的人均收入為15641元人民幣，約合2306美元。如果和紐約最富有的曼哈頓區相比，這種懸殊感恐怕更深刻。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紐約市曼哈頓區2007年第一季度人均周薪為2821美元，人均年薪接近14.7萬美元。這就是差距——上海可以把紐約有的高級貨都搬到自家屋裡，貼得滿屋子黃金，但代價是住在屋裡的人必須為此支付更高的房租。
因為擺在面前的好處是赤裸裸的：高力國際發佈2009年春季全球商舖報告，指出上海首次晉身全球商舖租金排行前50名；其中香港的優質街鋪租金雖然同比下降了3.8%，但年租金仍達到每平方英尺1192美元（1平方米＝10.763平方英尺），這一租金水平在亞洲區內最高，在全球則排名第三；而上海南京西路商舖租金升至每年每平方英尺245美元，且從2008年第二季度開始節節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