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的4月29日，日本皇宮迎來了一個大喜的日子。位於東京青山的皇宮內院，18歲的皇太子嘉仁（大正天皇）的王妃16歲的出身於籐原家族的節子分娩，晚上10時10分，日本誕生了一位天皇繼承人。
據說這一天一直陰雲密佈，快到傍晚時天空突然變晴，西邊出現大片紅霞，得知皇孫降臨，日本明治天皇按日本的習俗，為皇孫命名裕仁，尊號迪宮。名和號都取自漢籍《尚書》，「裕仁」之「裕」字語出「裕乃以民寧」之句，而取「仁」字則是千年以來皇室形成的習慣，凡天皇家男子的名字大都加有此字。號中的「迪」源於「允迪厥德」一句。
而日後聲名顯赫的裕仁在命中注定要與20世紀同行，日本在整個世紀中經歷的重大事件都和這一名字緊密相連。他也成為日本興衰榮辱的一個時代的象徵。
日本明治天皇從1906年就患上了糖尿病。1912年春季後，又並發尿毒症，於7月30日去世，時年60歲。1926年12月25日，只有47歲的大正天皇由於中風發作去世。大正天皇去世後不到兩小時，皇太子裕仁的汽車已到達了葉山行宮。當日凌晨3時15分，裕仁在葉山行宮舉行了簡短而莊嚴的秘密繼位儀式，並由赤阪離宮院內的小凡爾賽宮住進了日本皇宮。
日本皇宮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一處地勢高的地方，早期是江戶幕府所建的城堡，1888年幕府垮台後改為皇宮，佔地面積約1平方公里,一道棕黃色岩石砌成的蜿蜒城牆以及城壕將其與外界劃開。皇宮坐北朝南，正門外有一座雙孔拱式鐵橋橫於城壕之上。由於城壕較深的原因，橋身份為上下兩層，因此稱「二重橋」。在日本平民的心目中，二重橋也是皇權的象徵。
按日本年號要從四書五經出典的慣例，裕仁天皇「朝見儀式」的當天舉行臨時會議，在政府提供的「昭和」、「光文」、「神和」中，裕仁挑選「昭和」作為新的年號。這個年號取自《書經·堯典》中的「百姓昭明，萬邦協和」一語。之後20年的歷史證明，裕仁天皇的「萬邦協和」與明治天皇的「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一脈相承，都試圖在炮艦下實現。
在軍事和政治領域，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起因可能微乎其微，但產生的「蝴蝶效應」卻令人吃驚。
在日本近衛內閣決定在1937年7月發動侵華戰爭時，日本天皇裕仁36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赫伯特·比克斯曾在《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一書中指出，日本發動戰爭時，裕仁的考慮首先是來自蘇聯從背後切斷日本退路夾擊日軍的可能性，因此，他首先召見了陸軍元帥，參謀總長閒院宮載仁親王，日軍侵華的許多指令都是由載仁親王簽發。載仁以及陸軍大臣杉山元告訴裕仁不用擔心陸軍對蘇聯作戰的準備：即「與支那發生戰爭，兩三個月就解決了」。天皇完全相信了報告，為了有效地協調日軍各軍種，盡快地滅亡中國，日本天皇於1937年11月27日下令成立「大本營」，這實際上是「天皇的司令部」，它是一個純軍事機構，天皇可以通過它行使大元帥的憲法職權，使陸海軍能夠更加統一行動。
在日本有意挑起盧溝橋事變後，在日本軍部中央形成了右翼強硬派與左翼謹慎派兩大派別，前者就是陸軍大臣杉山元、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及參謀本部武籐章等，而後者則以參謀本部石原莞爾、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等人。右翼強硬派認為，中國不堪一擊，只要日本一出兵，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將其征服，目前是最好的時機。而左翼謹慎派則堅持認為，中國現在仍不可小視，目前時機尚不成熟，由於日本須全力準備對蘇作戰，如貿然發起對中國的大舉進攻，有深陷進去，這樣腹背受敵，處於被動地位
日本的右翼強硬派對中國的瞭解十分有限，基本停留在以往中日甲午戰爭的歷史上。他們對中國力量極為輕視，認為一觸即潰，日軍根本不會陷入持久戰。至於三月滅亡中國對於日軍高層來說最後已經變成不假思索的現實，任何懷疑這個說法的人都被視為對皇軍的污辱，被視為賣國賊！
包括一些日本著名的智囊人物也這樣認為，號稱中國通的平田晉策就曾指出：中國現有軍隊，共有二百多個包含著許多步兵團的師，就士兵的數量說，共有二百多萬，可是夠得稱為現代化的軍隊，有現代化的裝備的，實在找不出一個師。中間偶然有一、兩旅或團比較好一點，然如嚴格地說，仍舊是落伍的。……中國軍隊絕對不能對外，也絕對不會對外的。縱使有拿破侖的天才來率領，也無法使用。中國軍隊完全以步兵為中心，還是殖民地式戰術，就是南北非洲的戰術。中國海防等於零，戰事一起，日本只要派幾條兵艦，馬上就可以封鎖中國海岸線，從汕頭、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煙台，一直到天津，只要很少的力量，就可以佔領中國所有經濟中心，使它毫無接濟，毫無辦法。中國毫無防空設備，只要日本動員令一下，日本飛機在最短期間，即可將中國所有重要城市統統炸毀。中國陸軍毫無作戰能力，日本只要有三個師團的5至6萬人馬就可以到處橫掃，例如熱河之役，佔領承德的不過是一連人。
重要的是，日本的右翼強硬派認為這是消滅中國的絕好時機。當時蘇聯正陷入內部大清洗中，軍隊和政府都陷入混亂，短時間內無法復原。蘇聯出現內亂，應該乘機在短短幾個月內佔領中國，然後再全力對付蘇聯。
在上世紀初，曾留學日本的中國學者戴季陶在其《日本論》中，曾將日本侵略中國的思路概括為蠍形戰略：蠍子的兩螯鉗向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而尾部指向台灣。蠍子能否捕獲目標，中日在西太平洋海上的實力對比起了決定性作用。朝鮮——中國——南洋，這是日本戰國時代豐臣秀吉為日本制定的「大陸政策」，從歷史上看，中日之間歷次爭鬥日本都依照了這一路線。
美國軍事分析家喬治·弗裡德曼曾這樣評價中國的地緣，中國如同一個島嶼，它顯然不是被水環繞的島嶼，而是無法逾越的地帶與荒原有效地將它與外部世界阻開。中國北邊是西伯利亞和蒙古草原——不易居住，人煙稀少，並且不易穿越。中國西南是無法穿行的喜馬拉雅山脈。和緬甸、老撾、越南接壤的邊界處則遍佈山脈和叢林，中國東邊是海洋。只有它西邊與哈薩克斯坦等國接壤處可有大規模的人流通行。中國絕大多數的人口生活在海岸線一千英里以內，占國土總面積約1/3的地區。剩下的2/3的國土則人口稀少。
按中國軍事家蔣百里的說法,中國歷史上戰爭通常從北向南進攻成功率高。在戰爭中，日本的擴張順序是幾代日本軍事家精心研究的結果，由於中國的地理具有相對封閉的特點，日本人入侵中國的通道，是進入東亞大陸的必經之路，而朝鮮戰爭就是這樣的一場博弈。再向後，就是東北，中國東北與日本接壤，是通向中國內陸、蒙古高原、外東北三個方向擴張的平台。同時，由於中國各路軍閥割據，當時的國民政府對東北的控制力較弱，因此，東北最容易成為日本侵華的突破口。
控制中國東北雖然有利於在中國大陸上站住腳，但也容易遭到這三個方向地緣勢力的合擊。中國東北面臨的最大威脅來自蒙古高原，要想佔據東北，進而侵入中國大陸，避免蘇聯在背後斷了後路，以至腹背受敵，則需首先解除蒙古高原的威脅。這也是日本關東軍一直數十萬重兵控制中國東北的原因。
對於中國來說，東北相當於中國地理的頭部，由於外蒙古獨立，東北缺少戰略緩衝，就變成一個非常危險的地帶。東北與關內的交通主要通過遼西走廊。東北失陷，華北即無險可守。失去了華北，中國也就岌岌可危。
中國利於防禦的地方以縱向分佈的山地為主，如華北太行山脈、桐柏山脈、大巴山脈、湘西山地、粵北五嶺等，由此向西的地帶都適合於防守。在戰爭中，高大的山脈和寬闊的河流會形成橫向的交通阻礙。而縱向的河流和道路則便於軍事力量的投放，尤其是從上游到下游，因此對進攻方有利。
陸權的利器是鐵路和公路。鐵路及公路網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在九一八事變前，中國鐵路總里程達到約1萬公里。七七事變前達到1.2萬公里。中國內地南北向由河流和山脈所切割。形成了橫向防線。但鐵路線的建設，而平漢、粵漢、津浦路的建設卻為縱向的兵力投放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日本在戰爭中陸地攻防戰通常發生在城市及由高大的山脈和寬闊的河流所形成的地理邊界上，山脈中可供通行的道路關隘和河流的渡口、橋樑等。平原中的會戰則多常發生在缺少大型地理屏障，雙方實力接近的情況下。
日本軍隊奪取城市的目的或者是攻克戰略要點，或者是佔領地緣中心。同時要實現對佔領區的穩定統治，必須在城市中保持相當的兵力維持穩定的秩序，保證政治及經濟措施，如稅收、建設等順利進行。因此，隨著戰爭的進行，除了戰鬥減員外，為穩固後方，前線總兵力也會不斷下降。
由於中國地理具有大縱深的特點，軍事家蔣百里曾在《國防論》一書中描述中國的地理特徵，闡述起來對日戰略有三點，首先，中國對日本不懼「鯨吞」，怕的是「蠶食」，因此對日本不應該步步後退，而要實施全面抗戰，使日軍後方成為前方，無法消化其佔領區，從而使日本無法利用佔領區資源來提高其戰力;其次要使日軍主力進攻路線由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南北路線改為沿長江而上的東西路線，從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與湖沼地理優勢，抵消日軍在武器及訓練方面的優勢;最後，以空間換時間，進行持久戰，通過時間消耗來拖垮日本。具體做法為將日軍拖入中國地理第二稜線，即湖南、四川交界處，與日軍進行相持決戰。蔣百里雖然於1938年早逝，但中日的戰爭發展，正按照他的預料進行。
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曾在《戰爭論》一書中指出，數量上的優勢應該看作是基本原則，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應該首先和盡量爭取的。同時使用，而且越是把一切兵力集中用於一切行動和一個時刻就越好。日本發動全面戰爭時，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兵力分散問題，日軍戰線一旦過長，必須大量分兵維持佔領區，而自身軍事力量必然越來越多的被消耗在對對方地盤的控制上。由於缺少時間對佔領區進行消化並實現控制，就很難從佔領區獲得資源用於戰爭，而從日本本土進行補給會使補給線越拉越長，最終，隨著軍事的推進，兵力及補給不斷地做減法，最終無法支持，自己被拖垮。
日本侵華戰爭，其侵入路線可分為自北向南和自東向西兩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