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珍，北洋三傑之首，曾參加了甲午戰爭，並出任民國總理，以低調聞名。為什麼要低調呢？據王士珍自述：他年輕時睥睨天下，目無餘子，從軍時遇到李鴻章，發現李鴻章智慧才幹，不知高出他多少，可是卻處處碰壁，天天挨罵。這時王士珍才知天下事之難，難就難在做得越多，挨罵也越多。
早在1880年代，李鴻章就發現，以官辦的軍事工業強國只是沙上建塔，無以為繼，英法等國之所以強盛的原因不僅僅在於船堅炮利，而在於有一個制度及發達繁榮的機器工業體系為基礎。因而他提出「寓強於富」，「分權於民」，以1872年創辦上海輪船招商局為起點，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主持創辦了一些民用企業，但始終未能成大規模。國與國的競爭，關鍵是人才的競爭，李鴻章最感到缺失的是現代人才的極度缺乏，他對清朝的科舉制度實行的「愚民」政策深惡痛絕。為此他還專門設立洋務學堂，早在1863年，他就在上海成立廣方言館，設外文、數理、機器製造等課程。1868年，又在江南製造總局內附設譯書館，開始有組織的譯介西方科學技術和一些人文著作的工作。後來又在天津陸續創辦電報、水師、武備、醫學等洋務學堂。李鴻章在1872年會同曾國藩奏請派遣幼童赴美留學，並在曾國藩去世後獨立主持這項創舉。
李鴻章信奉的是經世致用之學，即「螺螄殼裡做道場」，也就是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世事，由於利益集的相互牽制，李鴻章在制度改革上窮其一生也未能有大突破。儘管手有重權，但李鴻章能感覺到清廷對他的防範，在內政上一直處於「外臣」地位。李鴻章很羨慕日本明治維新君王主持，臣民同心的局面。而在清朝，他的所作所為卻總是謗議滿廷，而且，還要對權貴誠惶誠恐地結交。因此，制度限制了李鴻章的改革，他在辦企業時的「官督商辦」模式，弊端叢生。以當時的輪船招商局為例，改組後的船主大都成了經理人員，同時也接受朝廷的職封和俸祿。這些人又讓親朋好友在公司中擔任職務，因此，它既不是官辦企業，也不是真正的私營企業，而是四不像機構。
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曾指出：「恐怕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朋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們以為他醒了，準備看他作一番偉大事業。但是過了一陣，卻看見他又坐了下來，喝一口茶，燃起煙袋，打個呵欠，又朦朧地睡著了。」
清朝的崩潰與權力鬥爭有巨大關係。在清朝，慈禧統治中國長達48年之久，在近代史上舉足輕重，慈禧是位精於權謀但卻不善審時度勢的女人，美國人I·T·赫德蘭曾在《一個美國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一書中指出：清廷後宮裡都不是善善之輩，慈禧並沒有成為獨寵專房的後宮嬪妃，競爭壓力極大。之後慈禧能成就一番事業，源於其狡黠多謀、工於心計，在殘酷的競爭中，是天生的翻雲覆雨手。在清朝，派系也意味著後台，後台越大越硬，獲得的政治資源和利益就越多，清廷中，慈禧控制的後黨致力於平衡以光緒為首的帝黨、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之間的勢力關係，幾派之間相互提防制衡，生怕對方實力「獨大」。
派系林立是甲午戰爭時期的清朝一大特色，光緒皇帝名愛新覺羅·載湉，其父奕譞是道光帝的第七子，母親是慈禧的胞妹，帝黨的中堅是翁同和，他既是光緒的師傅，又是戶部尚書，光緒「每事必問同和，眷倚尤重。」此外，文廷式、志銳、張謇等也屬帝黨，但他們大多沒有實權，只是對慈禧深為不滿，支持光緒掌握政權。在慈禧意識到將要被「帝黨」的「變法」踢開的時候，就從「垂簾聽政」到「撤簾歸政」，又一次來到權力前台。而帝黨最大的問題，無論是光緒還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關鍵是不掌握兵權，沒有自己的軍隊。
在內心深處，李鴻章是支持帝黨支持的維新變法的，康有為等人提出的很多舉措，如廢八股、建新式學堂等，都是李鴻章以前在奏折中提過卻沒能辦成的，但李鴻章懂得在斡旋的時候自保。
各種「鬥爭」最終導致清朝分崩離析，中國歷史學家範文瀾認為，甲午戰爭與帝后黨爭有密切關係。帝黨主戰要在戰爭中削弱後黨，後黨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實力，兩黨借戰爭奪兵權，隨著軍事的慘敗，後黨在政爭上取得勝利。
在甲午戰爭之前，清朝廷的各利益集團從各自利益出發，分別集中於慈禧與光緒的周圍相互攻訐，將清王朝利益置之度外。李鴻章的北洋水師、淮軍；張之洞的南洋水師；曾國荃、左宗棠的湘軍，都把各自的軍隊和軍事工業作為的私有資本，李鴻章曾特向朝廷申明「金陵機器局、江南製造局乃是淮軍命脈關係所在，誠不敢輕以托付。」各派系之間畛域分明，相互傾軋。「清流」派人物兵部左侍郎黃體芳曾向朝廷彈劾李鴻章：「是水師（指北洋水師）並非中國沿海之水師，乃直隸天津之水師；非海軍衙門之水師，乃李鴻章之水師。再閱數年，兵權益盛，恐用之於禦敵則不足，挾之於自重則有餘。」。早在1891年中日海軍互訪後，中國也看到海軍裝備落後這一危機，但正是這一年李鴻章的政敵「清流派」翁同龢有個奏折獲准，基於財政欠收，停發海軍兩年的購船經費，李鴻章因此無法擴軍，即便是在戰爭中，也沒有得到資助。所以李鴻章在戰爭爆發時怒對翁同龢：「你還有什麼話說？」
國內「主戰」、「主和」兩股政治勢力相持不下，也影響到作戰的指揮與策略。甲午戰爭開戰前，李鴻章非常清楚北洋海軍實力不濟，因此反對清軍進入朝鮮與日本開戰，而求「避戰自保」。在朝鮮問題上，清廷主戰派對李鴻章大肆攻擊，強烈要求派遣大軍入朝鮮，之後，丁汝昌奉李鴻章之命，因海軍快船不敵日本，不可輕試，故頗慎重，惟「游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以防護北洋海口，牽制日本海軍行動而已。國內主戰派則認為他擁艦自保，「偷生縱敵」，向清廷嚷嚷要臨陣換帥，懲辦丁汝昌。類似例子在甲午戰爭中俯拾皆是，可以說，清廷一邊在與日本開戰，一邊內部在爭鬥。
美國海權研究專家布魯斯·伊萊曼認為：清朝時期海軍艦隊主要分佈在廣東、福建、上海和旅順，每支艦隊都有明確的防禦目標。清帝國把艦隊「分而治之」，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少艦隊集中對中央政府的威脅；但另一方面，艦隊的分離也導致了海軍向心力不足，在關鍵戰役中互相拆台。例如在中法戰爭時，北洋艦隊坐視法國侵略越南於不顧，導致南洋艦隊缺少支援，使得清朝喪失了對越南的宗主國地位。
慈禧與光緒間的內鬥在之後「戊戌政變」時期已經無法調和，慈禧曾企圖逼迫光緒退位另立新君，各列強表示不予承認。為防止列強與光緒聯手，慈禧在這之後又利用義和團對抗列強，引發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對於慈禧來說，「恥辱」與「割地」遠不能與統治地位相比，慈禧為保住自己的位置，不惜使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強迫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每人出銀一兩，換取自己在北京的地位，「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德國公使夫人伊麗莎白·馮·海靖曾在《德國公使夫人日記》一書中，詳細記錄從1896年至1899年她在清王朝所見所聞。19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邊境狼煙四起，海軍經費的籌集十分困難。慈禧一心經營她晚年的活動場地，大修三海及頤和園。僅三海工程就花費白銀600多萬兩，其中佔用海軍經費140萬兩。除各項浩大工程外，還專門為慈禧建造了一座寢宮儀鑾殿。三海工程完成後，慈禧接著又大修頤和園。甲午戰爭前，三海和頤和園兩項工程，總共耗銀1760多萬兩，其中挪用海防經費557萬兩。以至李鴻章十分無奈地大訴其苦：「財絀時艱，至於此極，防務當從何著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