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馬鑑——從「燕京」到香港的教育之旅
與兩位兄長相比，五先生馬鑑似乎更像是為教育而生的教師。要說他的形象，我想來想去，也是兩個字：先生。
細細想來，這輩子他除了讀書和教書之外，還做過別的什麼事情嗎？沒有。他一輩子都在學校裡度過，傳道解惑，直至壽終正寢。
在五先生馬鑑身上，有著深為奇特的對立統一。一方面，他的一生是別無選擇的一生，除了教書，為教書而讀書，他沒有做過任何別的事情；另一方面，他的一生是經歷過重大選擇的一生：在五兄弟中，他是選擇工作和學習單位最多的一位，幾乎每一個時代的轉折關頭，他都要相應地選擇，而每一次他都選擇得非常明智準確。
我們已經知曉，他生命中最初的緣起是和學校聯繫在一起的。1899年初，馬衡、馬鑑二兄弟同赴上海南洋公學應試，大堂點名給卷時，他們看到一位身材高大西裝革履的洋人，帽子上卻加了一粒藍色的頂珠——似乎要以此裝飾來表示他的中西合壁。這正是南洋公學的洋監院福開森。接著口試時，主持者正好還是這位福開森，也是這對師生有緣，福開森對馬鑑的富有教養，善於表達，思維敏捷也流下了深刻的印象，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這對師生原本有緣在南洋公學正常完成傳道與學習之本份的，誰知三年之後，一場突如奇來的學潮，中斷了馬鑑的學習生涯。
這場學潮，起緣卻是一隻小小的墨水瓶。話說南洋公學裡有個中文教習郭鎮瀛，因頑固保守品行惡劣，早和學生鬧得勢不兩立。1902年11月5日，郭鎮瀛走進教室，發現師座上放著一隻空墨水瓶，觸動多疑神經，以為此乃有人含沙射影，譏其腹中空空，猶如此瓶，頓時暴跳如雷。而課後一個品行極差的同學又向他誣告了別的同學，被這位郭教習以為抓住了許柄，惡人先告狀，到了公學總辦那裡，結果那位被污陷的學生受到極不公正的處分。全班同學為之忿忿不平，正準備和校方交涉，誰知總辦來了一張條子：「五班學生聚眾開會，倡行革命，著全體一律開除！」
這樣一個小小的墨水瓶，竟然發展到要開除一個班的全部同學，頓時引起了渲然大波。南洋公學全校同學再向總辦抗議，不料總辦這個酒糊塗竟悍然聲稱：五班已經開除，非諸生所得干預，遠去者聽便！
此言一出，激怒全校同學，二百多名學生當場決定，全體退學，以示抗議。校方這才發現大事不妙，急忙請了特班總教習蔡元培先生出面調解，由他面見督辦盛宣懷，轉達學生要求後再定去留。蔡元培先生去了盛府，全體學子檢點行裝，列隊操場，又哪知這位盛老爺日高三丈睡臥不起，蔡元培只得在門廳等候。可同學們卻等不及了，他們一邊喊著「祖國萬歲」，一邊井然有序地離校，這一天為1902年11月16日。
近代中國的第一次學潮意義重大，影響深遠。馬鑑適逢其會，投身其中，雖然只是普通一員，但內心也同樣洋溢著主人公的英雄氣概。在這逆來順受的奴性社會裡，在這屈從還是抗爭的嚴峻選擇中，他表現了正義、勇敢和良知。他雖然在這次學潮中沒有出頭擔任學生領袖這樣的角色，但少年時代的這次集體英勇的反抗與叛逆，必定給他的一生帶來深刻影響，使他在以後許多次重大選擇中呈現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那種沉著冷靜與果敢決斷。
從南洋公學出走之後，馬鑑經歷了那個舊時代轉型期的種種磨難，幸運的是正是在那個歷史階段他開始追隨蔡元培先生，並一生實踐了蔡元培的教育理想。縱觀馬氏諸兄在那個時代的種種作為，可知他們奉行的都是教育救國理想，馬鑑從小認識的仁人志士，也大多都是教育家。因此，1907年，當他的二哥還在日本留學，而他的四哥則娶了富商之女在上海當起了寓公之時，他卻已經攜眷抵杭，任教於剛成立的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他是馬氏五兄弟之中從教最早的一位。那一年，他剛剛24歲。
浙江兩級師範就是今天的杭州高級中學，這是一所有著光榮歷史的學校，1906年剛從原先是秀才考舉人的省城貢院改建而成。馬鑑的同事中，有大名鼎鼎的沈鈞儒、經亨頤、許壽裳、夏丏尊、張宗詳、馬敘倫、沈尹默等……兩年之後，魯迅從日本留學歸國後也首先執教於此。
馬鑑本性並非憤青，但命運就是讓他攤上了歷史關節，先是讓他趕上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次學潮，現在當了老師，又趕上了趕上了現代中國第一場師潮——那就是因了魯迅的文章被命名的、轟動一時的「木瓜之役」。
1909年冬天，理學家夏震武出任了浙江兩級師範的監督，他到校的第一件事，就是率眾向「至聖先師」行三跪九叩之禮，又要全體教員各按品級穿戴禮服到禮堂謁見。手諭一下，全體嘩然，教員決定全體罷教，以示抗議，夏震武以失敗告終，被撤銷監督職務，因為大家背地裡都叫夏震武「夏木瓜」，所以這場鬥爭又稱「木瓜之役」。
馬鑑初登教壇，就參與了這樣一次新舊思想之爭，雖然不曾出頭露面，但他自始至終站在許壽裳、魯迅一方。不久教務長許壽裳辭職離校，學期結束，馬鑑也義無反顧地拂袖而去。
此後幾年，國內局勢極度動盪。武昌起義、浙江光復、民國成立、「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家國在新舊交替中痛苦變革，馬鑑為養家餬口而在杭州、寧波、上海、武漢等地奔波。說起來命運也真是一個奇怪的東西，當初海曙公是帶著兩個兒子上葉家任其挑選的，如果選中的是他而不是馬衡呢？總之，早年的馬鑑完全沒有比他僅僅大兩歲的四哥馬衡那麼幸運，孩子多，經濟困難，屋漏又遭連夜雨，1914年，夫人張氏久病不治，溘然去世，遺下三個年幼的孩子。好在第二年馬鑑續絃，卻娶到了一位千金難覓的賢內助鄭心如。他個人的命運也在此一階段後逐漸柳暗花明。
34歲的馬鑑可沒有想到，十多年前的洋人老師福開森還在記掛著他。原來這位洋先生在清帝遜位前，當過兩江總督的外國顧問，清廷一倒，他就轉往北京，擔任了中國紅十字會的董事。這位洋教習倒也很是念舊，一直就惦記著昔日的得意門生馬鑑，1916年北京協和醫學院剛剛開始籌辦，他便一紙薦書，推舉馬鑑來京任教。此時馬鑑的二哥馬裕藻已經在北大國文系擔任教授，七弟馬准也已經在京師圖書館中研究，而他的四哥馬衡再過一年亦將北上從教。馬氏兄弟從遙遠的江南來到北京，就要大團圓了。
真是再沒有什麼比兄弟濟濟一堂更讓人幸福的了。多年的磨礪和準備，彷彿就是為了這一次飛翔地跳躍龍門。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門檻是非常之高的，這是個洋氣沖天的高等學府。從接辦到1921年期間，共聘請了一百五十一名高級人員，其中只有馬鑑和另外兩個中國人不曾留洋。學校考試之嚴更是令人膽寒，從開辦到1930年，只有64名學生取得了畢業文憑，校方對教師的要求也可從中見之一斑。其辦學宗旨明確指示：「培養有前途的男女學生成為高質量的，將來可以作領導的醫師、教員和科學家，同時也給來自教會的醫師和來自全國的中國醫師以短期進修機會。」由於校方高度重視學生素質，於1917年聘請了十五名預科教員，馬鑑在其中擔任了中文講席。
作為一名優秀的中文教師，馬鑑為這所學校整整服務了八年，按照學校的慣例，他獲得了校方羅氏基金會的資助。對馬鑑而言，留洋的目的只是為了更好的從事教育工作。他與那一代不少知識分子一樣，從青年時代開始就立下了以文化救國、以教育強國的遠大理想。因此，這位七個孩子的父親，42歲的「高齡」的留學生，出國進修時，卻毅然決定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師範與文學碩士學位。馬鑑的進修時間只有一年，1926年11月，馬鑑帶著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畢業證書和文學碩士學位文憑重返祖國，這一次，他沒有回到為之服務八年的協和醫學院，卻選擇了燕京大學。
燕京大學是外國基督教會在中國創辦的一所私立學校，由出生在中國杭州的美國人司徒雷登擔任校長，「燕京大學」這個富有詩意的校名也是他取的，還特請蔡元培先生書寫了新匾額。到這樣一所大學去教書，馬鑑很樂意。
新到燕大執教的馬鑑，從外觀上就給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影響。都說為人師表，可見先生的外表對同學是很重要的。當時中國大學裡教習國文系的先生普遍由相貌嚴肅的老先生擔任，他們往往對中國文學有深厚的功底，對於古文詩詞很熟，但缺乏新的學識和新教授法。一位當年燕大的學生回憶道，「我在一年級的時候，中文是一位姓管的老先生教的，他穿長袍，一隻袖子裡塞著一條手巾，講書的時候，常常拿出手巾來，擦鼻涕口沫，所以聽說有一位在美國得了碩士的教授來教中文覺得很是新奇。那天鐘聲一響，我們都肅靜地坐在課堂裡，眼睛望著進門處。新教授走了進來，是個身材頗高、面貌端正白晰、約四十歲的人，穿了一身筆挺的西服和皮鞋，胸前露著一條銀表鏈。那個時期除了外國教授和留學生回國教學之外，燕大教職員和學生穿西服還少，中文教授講師更是都穿長袍。新教授面帶笑容，以輕快的步伐走到講台前，態度謙虛，用清晰而穩定的聲音，開始講古文。他雖然是浙江人，但講一口純粹的國語。我已忘記是講哪篇古文了，但還記得他講得很有系統，將事情的背景，人物略傳，地方情形，有條不紊地講出來，引證各書中有關的段節，還告訴我們一些參考書籍。」
大家很快就認定，新來的國文系主任是忠厚長者風度，是對學生親切循循善誘的老師。有個同學更具體地指出：「季明師為人溫文忠厚，講書及談話時都是那麼謙和，有彬彬君子之風；處事認真負責，對學生選課及學業上的種種問題，都悉心扶助，指導有方。我沒有聽過同學們對他有什麼不滿或怨言。看他坦然泰然地周旋於係數十位同事之中，情誼和洽，融曳一堂，就知道他具有深厚的休養，善於處人與處世。」
馬家五先生的命運與二先生頗有些相似，馬鑑來校不久，即被選為國文系主任。也和他的二哥一樣，每逢學期開年，馬鑑就為聘請與延請名師大家犯難。當初，燕大國文系的師資力量是非常單薄的，1922年周作人應燕大之聘來兼課時，系裡只有兩位教古典國文的老先生。周作人專講現代國文，校方看他唱獨腳戲不行，這才派了剛畢業的許地山幫忙助教。馬鑑甫一上任，就到處留心著找名家來給學生們上課。和他的二哥馬裕藻當年敬請魯迅先生一樣，馬鑑也抓住機會請到了一次魯迅。1929年5月，魯迅由滬抵平，探望母親。這是他南下三年第一次北上，馬鑑特地以國文學會的名義，請他來燕大演講，還乘機動員道：「燕大是有錢而請不到好的教員，您可以來此教書了。」可惜馬鑑這回沒了二哥的好運氣，魯迅先生不可能常住北京了，他婉言謝絕，答以「奔波了幾年，已經心粗氣浮，不能教書了」，不過他答應了在燕大進行一次演講，演講的題目正是很刺痛了某些人神經的《現今的新文學概觀》。
與他的幾位弟兄在精神上的向度有所不同，早在協和醫學院工作之時，馬鑑就信仰了基督教，但他是為了尋求「如何救中國」的途徑接近他心中的上帝的，這深沉執著的愛國思想，使他尤為信仰基督教的博愛精神。而在美國求學之時，馬鑑與以胡適為代表的許多一流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成為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信奉者，他是本著「教育即生活」的杜威教育思想和「愛人如己」的基督教博愛精神來從事學生輔導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