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麼一刻，我突然看清了自己的處境：我住在切爾西，身邊都是喜歡購物的女人，上午過了一半，她們就會出門去遛狗。我以為我在干什麼？這有什麼意義？我跟他分手了，回到自己的家。真正的悲傷已經讓他刀槍不入，我們的分手沒有給他造成多少傷害。至於我，我得出結論：我成了戀愛癮君子。讓我上癮的是戀愛的狀態：興奮，膠著。那是一種輕微的陶醉，跟真正的相愛毫無關系。我以前怎麼沒看出這一點？只要看看我寫的東西就會明白，比如說《戀愛習慣》。我寫這個故事是因為我想重溫跟傑克在一起的經歷，但我盲目地飛來飛去，跌跌撞撞，最後又退了回來。
這段經歷讓我震驚——真正的震驚。這確實是一個階段的結束。我寫了《我如何最終把心給丟了》，然後又回到《金色筆記》的創作中，我把頭腦中多少已經組織過的素材整合起來。
我在那套公寓裡寫了很多東西，主要是《金色筆記》和《壅域之中》。我早晨起來，套上長褲、襯衫或者毛衣，梳頭，刷牙，燒茶。一寫就是一上午，一下午，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不時停下來睡上一會兒，恢復精力。我有時會寫上一整天。有時一天寫幾千字，有時一整天的工作最後在廢紙簍裡著陸。到了晚上，我筋疲力盡，癱在電視機前，或者獨自一人去街上散步。這樣的工作周而復始。寫作中的作家的生活並沒有多少花樣。這種狀態持續了一年多，但只要彼得帶著一個朋友回家，我總會帶他們去康沃爾。對於兩個精力充沛的十幾歲的男孩來說，我的公寓實在太小了。
這段時期，我有過兩次跟醫生打交道的經歷，它們跟“被動性”這個主題不無關聯。
我躺在床上做婦科檢查，那是一家聲譽甚隆的教學醫院。我總是感到疲倦，據說可能是因為子宮有問題。十二個女人躺在自己的病床上，等著會診醫生。我旁邊的女人僵硬地躺在那裡，可憐巴巴地竭力抑制住啜泣。一位年輕的護士在照看我們。那個大男人進來了，跟著十幾個年輕小伙子。他的嗓音冰冷，帶著挖苦，讓聽到的人不由自主地縮成一團。他從我旁邊的那張床看起。“我告訴過你了——她叫什麼名字？——瓊斯太太。你一點問題都沒有。你一定得讓你丈夫來見我，你不能懷孕，原因在他，你沒告訴他嗎？”
“他生氣極了。”那個女人抽泣著。
“他生氣極了，是嗎？那你為什麼要浪費我的時間？浪費公眾的錢？你知道你花了納稅人多少錢嗎？不知道？那麼你應該知道。”冰冷的聲音繼續慢吞吞地說，“不要再來了，……太太，告訴他，他一定得來。”
“但他不肯來，醫生。”她哀號起來。
“那是你的問題，不是嗎？不是我的問題。”
此時，我看到那個年輕護士流露出難堪的神色。我在尋思，他肯定不會讓我在這些一臉青春痘的年輕人面前分開雙腿吧？我從未想過會發生這種事情。雖然我已經全心全意地拋棄了對性的保守態度，但那樣做實在太過分了。那些年輕學生已經意識到了眼前的局面，咧著嘴笑，互相交換著眼神。我是病房中最年輕的女人。護士手裡拿著一塊兩英尺見方的布或者是紙巾。她用它來做什麼？醫生來到我的床腳，護士急忙把蓋住我的下身的毯子拉下去。醫生看著手裡的材料，然後打量著我：“你把腿交叉著，指望我這樣給學生講解嗎？”護士急忙低聲對我說：“打開腿。”然後用那塊勉強夠用的布遮住我的臉。“別浪費我的時間，……太太。”醫生說。我打開腿，盡管我知道我應該跳起來，給他一巴掌，痛罵那些擠眉弄眼的學生。但我什麼也沒做。“這是多次順產的完美例子。”醫生說，“三個孩子……”他參考了一下手裡的資料，“是的，三個。可惜這樣的例子我們見的不多。”然後他叉開雙腿定定地站著，就像塞希爾·羅德斯[塞希爾·羅德斯：英國殖民者。]站在開普敦向北凝視非洲大陸。他提高了嗓門，對病房裡所有的人說：“你們應該趁年輕的時候早生孩子。這是大自然的意圖。你們之所以會得這些婦科病，全是因為生孩子不夠早。”他繼續巡視，龐大的隨從隊伍簇擁著他。我本來可以殺了他，當然可以，但可悲而懦弱的受害者的斥責和控訴總是無聲的。護士覺得羞愧，她站在我這邊，跟我一樣對那兩尺見方的紙巾很不屑，她低聲說：“還是起來穿衣服吧，你沒什麼病。”她快步走到旁邊的女人那裡，她已經泣不成聲。“噓……”護士說，“去穿衣服吧。我給你倒杯茶。他叫得比咬得凶。”我們兩個沮喪地拖著腳步來到來隔間。我一邊穿衣服，一邊聽到那個女人在縱情悲傷中崩潰了。透過窗簾，我看到她躺在診斷床上，胳膊橫在臉上。她大聲地抽噎，這種哀痛感染了每一個人。我心中翻騰著怒火。我怎麼能讓自己受這樣的欺侮？為什麼？為什麼我在醫生面前會這樣的無助？
在我從索爾茲伯裡來到倫敦之前，在那段漫長的仿佛沒有盡頭的糟糕日子裡，我向一個朋友（他是醫生）訴苦，我告訴他我經常感到疲勞。你可能得了吸血蟲病，他說。他是吸血蟲病專家，這種病的征候之一是容易犯困、感到疲憊。讓我們稱他為馬修。我們認識他的時候，他剛剛開始行醫，但他的成功和他的病人為他賦予了一種徐緩、威嚴的氣度。我們喜歡拿這一點來開他的玩笑。他為我做了血吸蟲病檢查，結果呈陰性。現在人們知道，血吸蟲可以通過皮膚上的毛孔進入體內，只要輕輕碰一下被血吸蟲污染的水就有可能被感染，我小時候總是在水裡進進出出。不，我沒有在長滿蘆葦、蝸牛貼在上面的死水塘裡游泳，但我可能把手和腳伸進去過，因為那個時候，人們以為血吸蟲只能通過尿道進入人體。我極有可能得了血吸蟲病。測試結果呈陰性不表明我沒有感染血吸蟲，馬修說。當時的治療方法又漫長、又讓人討厭：病人每天去注射銻，至少注射一個月。大部分黑人體內都有血吸蟲，這是非洲的地方病之一。
漫長而痛苦的治療結束後，那些受罪的人一定會再次染上，因為如果他們住在鄉下（大部分人都住在鄉下），他們在裡面洗洗涮涮、從裡面打水的小河和池塘的水裡到處都是血吸蟲。病人現在吃上幾片藥就好了——你的病治好了，就這麼簡單。我對馬修說，讓我注射一個月，我受不了。馬修說，他剛研究出一種改進療法，把一個月注射的銻的劑量在三天裡注射完。這是很劇烈的療法，但它能夠奏效。他問我願意試試嗎？況且，我還可以為科學做出貢獻，因為這種療法還處在試驗階段。我讓自己住進了醫院，裡面的醫護人員都是裹著天藍色長袍和頭巾的天使般的年輕修女。我一天注射四次，每次注射我都感到心髒在狂跳、伸縮、劇烈地顫動，仿佛要爆炸了。我躺在那兒氣喘吁吁，心想這就是死亡，發誓再也不會讓他們再給我來一針了，但就在我覺得再也無法承受的關頭，體內的喧嘩突然停止了。年輕的天使們站在周圍，內心擔憂，但面帶笑容，而我一天中有四次認為自己要死了。一天，馬修踱步走進來，神色莊重，很有權威。“嗯，你看起來不錯。”
“但是，馬修，我覺得糟透了。你肯定我的狀況不錯嗎？”
“完全正常。這是未來的療法。”
四天後我爬出醫院，渾身散了架，不停地顫抖，中了毒，覺得惡心，但體內可能已經沒有血吸蟲了。然而我的疲憊一點也沒有減輕。後來我生了第三個孩子，寫了《野草在歌唱》，來到了倫敦。
到了倫敦沒多久，我又遇到馬修。他附屬於熱帶疾病醫院和其他專科醫院，已經是世界級的血吸蟲病專家。“你好嗎？”
“還不錯，除了總是覺得疲勞。”
“你可能有血吸蟲病。”
“但你已經把我給治好了。”
“噢，是嗎？你治療過嗎？”
“你對我實施了三日療法。閃電戰。”
“那種方法已經停用了。我們用它治死了一些人。都是當地的非洲人。他們的體質承受不住。”
我只好告訴讀者，我又讓自己做了化驗，結果是陰性，而且馬修再次讓我相信，化驗結果並不能證明什麼。我像是急於贊同任何事情，急於取悅別人，沒有辦法說出一個簡單的“不”字。趁著彼得要在學校裡整整住上半個學期的時機，我答應住進熱帶疾病醫院，就診於這位著名的醫生。我在那裡住了一個月，當然是免費的。治療方法恢復到每天一劑，注射盡管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至少不那麼可怕、痛苦。除此之外，我覺得很愉快。我躺在床上，讀書，琢磨著《金色筆記》，抽煙。他們很肯定地告訴我，一個人接受銻治療之後，最多會再抽一兩天的煙，沒有誰例外。但我一直在抽煙，治療期間從來沒有間斷過。馬修經常會來到我床前，高高地站著，舉止緩慢，莊重威嚴，向我保證我的狀態良好，然後踱向另一個女人的病床，她的症狀讓所有的醫生著迷。她是個修女，英國人，曾在尼日利亞工作。她得了一種神秘的疾病，兩條腿間歇性地腫脹，泛起粉紅、腥紅或覆盆子似的鮮紅的顏色。讓醫生感到奇特的是變色症狀到來的時間。這顯然是某種細菌的作怪，但科學對它還一無所知。
路西嬤嬤躺在床上讀婦女雜志或《聖經》，旁邊放著個按鈴。她按照醫生的指示，雙腿一旦開始腫脹變色，她就按一下鈴。一天有那麼幾次，走廊裡回蕩起滾雷般的腳步聲。醫生和護士們從醫院的各個角落沖向我們的病房，圍著泛紅的腿，取皮屑、采血樣，不停地說：不可思議……難以置信……太神奇了，然後又怏怏地離開，因為雙腿的症狀往往已經開始消退了。路西嬤嬤大約五十歲，她在尼日利亞的一個偏遠的地方工作了幾十年，教那些未開化的人愛上帝，也教他們讀書寫字。她像我一樣，在好好享受休息的時光。修女們來看她，給她帶來雜志、愛情小說、巧克力、粉色的皮拖鞋和粉色的短睡衣。然後她被轉往另外一個病房，在那裡接受更嚴肅的治療。於是艾達·迪米特裡奧斯夫人住了進來，她身材高大，氣定神閒，是個地道的英國女人：順滑的淺色頭發，完美無缺、閃閃發光的粉色指甲——她進醫院之前去做了頭發和指甲。她坐的病床上，靠著醫院的樸素的白枕頭和自己帶來的印花靠墊，讀《每日鏡報》、《每日快訊》和很多通俗小說。這些書她怎麼也讀不夠，她說，她讀起書來如饑似渴。
下面是她的故事。兩個可愛的英國姑娘自己去希臘度假。那是五十年代早期，這是不同尋常的舉動，很有魄力。她是在姐姐莫琳的說服下一起去的。“她總是很喜歡外國人。我從來不像她那樣，我不怎麼喜歡外國人。”到了雅典，她們在咖啡館坐著。一位希臘商人望著她們，對這位皮膚白裡透紅、頭發秀美的英國姑娘一見鍾情，頃刻間神魂顛倒，墮入了情網。他向兩位姑娘展開鮮花和巧克力攻勢，要求艾達立刻嫁給他。她說：“你為什麼不讓莫琳嫁給你？她喜歡去國外。”但最後還是艾達嫁給了她的亞裡斯泰德。“叫我亞裡。”“不，我要叫你哈裡。”她跟著他去了尼日利亞北部的卡諾，城鎮的名字讓人聯想起駱駝、大篷車、喚禮員[喚禮員：伊斯蘭宗教禮儀中，喚禮員在喚禮塔上吟誦，用阿語呼喚人們禮拜。]，還有彌漫著香料的誘人氣息的市場。這是個古老的貿易城鎮，向來如此，它的歷史帶著濃郁的浪漫色彩。來自克羅伊登的艾達發現自己住進了一座大房子，裡面全是寬敞通風的房間，屋外有一座巨大的花園，高大樹木的濃蔭把炎熱擋在房屋的外面。房子的屋頂是平的，她大多數夜晚都睡在那裡。
“我們先做愛，”她說，“然後到屋頂上去睡覺。哈裡說：‘來，讓我們在屋頂上做愛，大家都這樣。’我說不，我知道什麼事情能做，什麼事情不能做。”
“你愛他嗎？”我問，我覺得沒有理由不問問這個關鍵的問題。
“人們總是談到愛，我從來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意思。除了哈裡，我忍受不了任何一個男人，這也許算是愛吧。”
她用了很長一段時間才發現他非常富有，非常成功。他是個商人，工作勤奮，她很少在白天見到他。
“你覺得孤單嗎？”
“孤單？我不理解這個詞。我喜歡自己給自己做伴兒，我一直是這樣。”
她有時候去市場逛逛，由僕人陪著，因為她的哈裡說她應該經常出去走走。但她真正喜歡的事情，是獨自坐在寬敞的房間裡讀空運來的《每日鏡報》。窗邊的層層梯架上擺著她親手壘起來的花，天花板上的大吊扇讓花香彌漫到房間裡的各個角落。她沒有朋友。當她丈夫讓她為他的商場朋友安排晚宴或午宴時，她就出來款待他們。但宴席都是僕人准備的，如果她讓他們做這個菜、做那個菜，反而會添麻煩。她跟哈裡的白人同事的妻子們毫無共同之處，跟哈裡的黑人助理的黑人妻子們也無話可談。當地有一些醫生、傳教士和教師，但“不管怎樣，我受不了那些自以為是的救世主。”她說著，擦拭著完美的指甲，審視著她那完美的蒼白皮膚，那皮膚從來沒見識過尼日利亞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