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各樣讓人愉快的無關緊要的事物湧現出來，你十年前根本無法想像。比如，一個名叫「快樂漫遊者」的樂隊在牛津街上來回巡演，演奏傳統的爵士樂，讓購物變成了一種享受。窗檻花箱、吊籃和盆栽裝飾樹出現在粉刷一新的街道上。支離破碎的歐洲在戰後的復甦是一個公認的經濟奇跡，因為經濟回升不僅發生在英國，所有的歐洲國家都已經復甦。有些國家曾經被戰爭夷為平地，但是從廢墟和饑饉到富足只用了十五年的時間，甚至更短。然而對於一天天經歷過來的人來說，我們把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的，幾乎沒有注意到變化之快，需要有人幫我們指出來——就像我通過埃裡克·霍布斯鮑姆的《極端的年代》看到這一點，我一邊讀，一邊驚歎，心想：但我們為什麼沒有更清楚地意識到我們發展得這麼好？
我們又迎來了一個新時代，它的最戲劇化的象徵是蘇聯的人造地球衛星（在俄語裡，這個詞的意思是「旅行伴侶，衛星，同志」）。這是天空中出現的第一個新技術的幽靈，很多人整晚不睡覺，希望能一睹它劃過天空的身影。我站在屋頂上，希望雲彩不會妨礙我的視野。我沒看見衛星，但我興高采烈，無比快活，滿懷成就感：我們真的覺得那是全人類的一大進步。烏鴉在歌唱，不知道為什麼，烏鴉喜歡在那一帶出沒。它們一開始鳴叫，朗廷路的黎明和黃昏就降臨了。
一架不那麼牢靠的小梯子通到屋頂。我在那裡曬日光浴，坐在煙囪的陰影裡避避暑。短篇小說《屋頂上的女人》就是在那個時期寫的。那是另一個世界，因為不光我一個人在利用屋頂；屋頂上有花草、小花園和躺椅。離BBC不遠的地方正在大興土木，巨大的黃色機器笨重地攀升，在半空搖擺，操縱機器的男人們向我們揮手，大聲邀請我們，恭維我們。
街上的小市場只是兩間木板棚，但BBC的人會到這裡來買菜。街上擠滿了販夫走卒，市場上的吆喝銷蝕成沒有意義的聲音，彷彿從遙遠的過去傳來，帶給我一個故事，或者說故事的一縷魂魄——《房間》——當我白天躺在床上，躺在厚重柔軟的深藍色窗簾後面，它進入了我的腦海。撫摸著窗簾，我想起，這種料子不久前還不存在，現在我們卻可以很容易地買到。躺在半黑的房間裡，街道的喧鬧縈繞在耳邊，我滑入夢境，恍然覺得似乎來到了1914-1918年間的這個房間——那是破敝貧寒的戰爭年代。
我經常去劇院，在那裡跟朋友見面，散場後常常獨自一人從沙夫茨伯裡大街、聖馬丁路、海馬基特散步回家，有時甚至是從老維克劇場走回來。街上有人，讓人不覺得孤單，但跟現在還是不一樣。現在倫敦市中心晚上到處都是尋歡作樂的年輕人，尋找各種刺激，午夜過後很久才會停歇。我夜裡獨自一人走在街上仍然不覺得緊張，偶爾停下來跟人說兩句閒話。「這麼晚了還在外面，親愛的？」
「我去看勞倫斯·奧利維爾演的……了」
「是嗎？真不錯，你很喜歡，是吧？」
當時瓊·利特爾伍德正在東斯特佛德創作戲劇。在那裡，我看到了我到那時為止看過的最有創造力、最精彩的作品：戲劇水準的提高要部分地歸功於瓊·利特爾伍德。劇場裡幾乎總是空空蕩蕩，觀眾只有十幾、二十幾個人，都是我們這些從市中心遠道趕來的左派。瓊本來的打算是為這一帶的工人們經營一個劇院，但他們都不來。那時瓊是個聒噪的共產主義者，她總在高聲宣揚共產主義。我很難想像她真的是黨內人士，因為黨對她的態度充其量也只是「勉強容忍」。
有兩年的時間，我們這幾個人知道，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英國最傑出的戲劇。後來肯尼思·泰南來看了幾場演出，向《觀察家》的讀者們介紹了這裡，於是開往倫敦西區的地鐵擠滿了衣著光鮮的倫敦人，他們不辭勞苦地大老遠來到斯特佛德，斯特佛德劇場變得一票難求。
瓊·利特爾伍德一直沒有獲得她應得的聲譽。部分原因在於她厭惡中產階級，而他們其實是她的支持者。她忍不住要去羞辱布爾喬亞、當權派、BBC、西區劇院和西區劇院的觀眾們。她必須這樣做。那是她的風格、她的標誌。接受電視採訪的時候，她把手帕掉在椅子後面，轉身去揀，這樣她就可以把屁股衝著攝像機，羞辱觀眾。這是十足的孩子氣，但她非這樣做不可。她是個傑出的導演，是戲劇界的一股強大力量。她和她的隊伍真正延續了巡遊演員的古老傳統，她在身無分文、毫無資源的情況下在偏遠城鎮上演戲劇：在臨時搭建的劇場裡上演政治劇和諷刺政治的道德劇。
納爾遜·阿爾格倫來拜訪我。波伏娃把他寫進了《名士風流》，那是一部關於戰後的巴黎的小說，波伏娃把他描寫成一位難以捉摸的美國情人，情節直接取自真實生活。根據報紙和廣泛流傳的說法，他對此心懷怨恨。這肯定不是真的。因為當克蘭西帶著成功媒人的神氣把他帶到我公寓來時，他的微笑裡滿是情慾，羞怯但心甘情願，就像一個非常年輕的新郎。但我是作家，是女人，而且是左派——百分之百的毒藥，不是嗎？但在這種迷惑人的情境中，還存在著另外一種成分：直到六十年代末，倫敦在美國人眼中一直有著特殊的光彩。有時候，一個美國男人會把我當成一件珍品呈給另一個美國男人：「她是真正的正人君子，你知道。」——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樣是個正人君子——我覺得我在他們眼中就像一隻獎盃，帶著彌足珍貴的英國品質。
但事實上，阿爾格倫並沒有被我吸引，我也沒有被他吸引，但我們確實喜歡對方，一起度過了幾天愉快的時光。他告訴我那些讓他寫出了《金臂男人》和《荒野之行》的經歷。他娓娓道來，把那些經歷描繪得像是江洋大盜的歷險，充滿魅力。他在倫敦尋找浪漫的貧窮，打算寫這方面的故事。你們的貧民窟在哪兒？他質問我們。他跟克蘭西去了東區，但原來的工人階級社區已經不見了。他失望地回到我這裡。他想找到狄更斯筆下的倫敦貧民窟，就像今天來倫敦的人希望遇上真正的霧，豆湯一樣的黃色濃霧，那才是倫敦特色，他們聽說了《清潔空氣法案》後都感到遺憾。我向他解釋，這一帶沿街住的都是極端貧窮的人，他們住在破公寓、破房子裡。但倫敦的貧窮往往是隱蔽的，一戶殷實人家的隔壁可能住著捉襟見肘的窮人，他只需要轉上一會兒就能看出來。
他照我說的做了，但他看不懂，於是我跟他一起去觀察。「瞧，看到那棟房子了？看到那條巷子了？」然而，英國人挨餓、以茶代飯、吃不像樣的廉價果醬和麵包、孩子們沒有鞋穿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希望能找到美國的那種貧民窟：那種一目瞭然、觸目驚心的污穢景象。我和阿爾格倫對彼此的好意需要克服一個基本障礙。把貧窮浪漫化的風格——這往往是一種風格——在我眼中已經變成了一種讓人惱怒的、非常幼稚的態度。這種風格由來已久。中產階級對污穢總是充滿愛慕之情——例如，波西米亞人。納爾遜的小說的主旨是對貧窮、毒品文化和賣淫的浪漫化頌揚。就在當時，南非的貧民窟小鎮——那裡有著真正的可怕的赤貧——讓一些人感到陣陣快樂的顫抖，他們興奮地想像著：在亞歷山大這種貧民窟小鎮上，妓女有著金子一般的心，狡猾的小扒手們無牽無掛，乞兒機靈可愛，流浪漢們載歌載舞。
我靈機一動，讓他去了格拉斯哥。格拉斯哥還遠遠沒有成為今天這座美麗的城市，高伯區[高伯區（Gorbals）：格拉斯哥市克萊德河南岸的一個區。]有著他想找的一切。他滿意了。他在那裡找到了毒品文化，立刻覺得如魚得水。他帶著我們在某類美國人身上經常看到的氣質：木然、黯淡、沉抑。我們認為，這種氣質是過分努力地順從過於死板的社會的結果，但在阿爾格倫身上，這是服用毒品的結果。
我遇到一個麻煩。當我還在沃裡克路住的時候，跟我交往的人裡面有很多知名人士或者是即將成名的人，我住到朗廷路後遇到的更多。我可以隨手列出一個名單。確切地說是「名人單子」。它意味著我經常遇到這種情況——某個人對我說：「我遇到了你的一個好朋友。」
「噢，誰？」我對這個人沒有印象。
「但他說他跟你很熟。」這個人在派對上見過我五分鐘，或者曾經由什麼人帶到我家裡來，參加有很多人到場的聚會，他（她）於是就四處跟人說：「噢，是的，我是她的好朋友。」你成了他們的財產，他們對你瞭如指掌。「她告訴我……」（當傳記作者四處覓食時，他們就是那些最愛提供回憶的人。）
我認為，當時的一個重要現象，是不同類型的人之間的融合程度要勝過今天。那時候的社會生活更具有流動性，它部分地歸功於奧爾德瑪斯頓遊行，那場遊行讓最不可能聚在一起的人聚在一起，彼此融合。如果讓我列一個在遊行中相遇的人的名單，就會像一個社會進步人士名冊。今天還有能跟奧爾德瑪斯頓遊行等量齊觀的事情嗎？也許沒有了。那時社會上還保持著戰後的沸騰氣氛，被壓抑的能量正在爆發，工人階級（至少是非中產階級）的藝術天才湧現出來，最重要的是社會上充斥著樂觀的政治情緒——如今已經蒸發殆盡。
我認為，奧爾德瑪斯頓遊行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想一想：六年來，每到春天就會有幾十萬人從英國、歐洲、美國、甚至世界上更遠的地方湧來，在奧爾德瑪斯頓匯合，然後用四天時間徒步前往倫敦，在學校和禮堂過夜，穿過歡迎他們和不歡迎他們的城鎮和村莊，讓世界媒體為之興奮，引發大量報道。大多數報道帶著敵意，而遊行的人在結交朋友、增長見識、自娛自樂——如果不是這場遊行，很多人不可能遇到一起。科學家和藝術家，作家、記者、教師、園丁、政治家，這種各樣的人聚在一起，並肩前進，彼此交談，往往在遊行之後仍然保持著友誼。除了戰爭，還有什麼社會運動能把這麼多看上去不相容的人混合在一起？直到今天，我還會遇到很久以前在某次遊行中並肩同行的人，還有人對我說，「我當時遇到了美國大學的某某教授，就因為這個，我去美國呆了四年。」我還聽到有人說：「我跟我妻子就是在1959年的遊行中認識的。」
有段時間我經常見到喬舒亞·恩科莫，他現在是津巴布韋的領袖。當時他經歷著作為未來的非洲領袖在倫敦必經的階段：勉強餬口，對未來心懷恐懼。他完全有理由感到恐懼，因為他將在南羅得西亞的拘留營度過十年，那無異於關押在月球上，陰森可怖，見不到書和報紙。但當時他被一個新的局面所困擾：人們說他已經被收買了。道德重整會的人在拉攏將來可能成為非洲領袖的人，喬舒亞·恩科莫受到邀請去他們在瑞士的總部科城住了幾天，於是背上了這個罪名。他看不出他們有什麼問題。「他們都是些善良的人，對我不錯，很好地接待了我。況且我也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我向他解釋局勢的微妙。他說他討厭政治。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村子裡開一間店舖，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他很想家，在倫敦感到淒冷孤單。喬舒亞不是唯一一個向我吐露這種雄心壯志的非洲領袖。他是個卓越的演說家，這是他被吸納進政治領域的原因。我對他的名聲早有耳聞：他站在肥皂箱上演說，布拉瓦約的人群都被他迷住了。
我當然不是唯一一個給予喬舒亞建議和支持的女人。我們幾個女人互相打電話，討論棘手的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我們覺得喬舒亞天生不是搞政治的。我以前覺得這種評價是一種批評，但現在不這樣想了。
比方說有段時間，我們的特工在糾纏他。他惶恐地來到我這裡，告訴我他參加了一個會議。會議上有一個人上來搭訕，然後把他帶到一個僻靜的房間裡，打開一隻公文包給他看，裡面裝滿了紙幣。這個人告訴喬舒亞，如果他把他知道的跟阿拉伯人有關的情況都說出來，這些錢就全是他的了。阿拉伯人又出現了，跟上次一樣匪夷所思。但喬舒亞從未遇到過阿拉伯人。我告訴他，我們的特務機構對阿拉伯人著了迷，他們曾經懷疑我在跟阿拉伯人做交易，但我也根本沒遇到過阿拉伯人。問題是，喬舒亞快要窮瘋了，把那麼多錢擺在他面前真的很殘忍。我輕率地開玩笑說，他應該把錢拿走，然後不承認自己拿了。他給嚇壞了，這個玩笑表明我多麼不瞭解他所面臨的嚴酷現實。那個特工（不知道是誰，可能是軍情六處的人）後來又出現了，對喬舒亞不僅加以利誘，還進行了威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