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還有一家餐館，我當時根本去不起，但霍華德·薩繆爾斯會在那裡請他的作者們吃飯。那是個西班牙俱樂部，裡面的裝潢都是閃閃發亮的深棕色面板，紅色的皮革，非常有陽剛之氣，而且風格濃重。霍華德·薩繆爾斯和安奈林·貝文，霍華德·薩繆爾斯和珍妮·李[她是藝術大臣，而且是安奈林·貝文的妻子。——原注]，霍華德·薩繆爾斯和工黨左派人士（但不是新左派）在那裡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品嚐著地道的西班牙菜，喝著桃白蘭地。霍華德喜歡做東。他是個相貌英俊、感情充沛、變化無常的人，這樣的人身邊一定要有一個桑丘·潘薩[《唐吉柯德》中唐吉柯德的隨從。]，他的桑丘·潘薩是雷吉納德·戴維斯-波因特，雷吉納德是他在麥吉本&基出版社的得力助手。雷吉性情平和，清醒明智，身材高大，待人友善，並隨行照顧著霍華德。在我還是他的作者的時候，他也照顧我，直到湯姆·馬斯庫勒離開麥吉本&基出版社。
這時候，我短暫地陷入了一種不光彩的狀態：一個中年女人，在酒鋪裡拎上半瓶威士忌回家。
我搬進朗廷路時跟我搬進沃裡克路時完全不一樣，往沃裡克路搬家時，我非常傻氣地相信我會跟傑克住在一起。而在我搬進朗廷路時，克蘭西和我正在分手——分手的過程已經持續了幾個月了，你也可以說，從我們剛剛在一起，我們就在分手。一是因為我們的共同點非常少；二是因為他一直明確地表示，他想自己住，而且要找女人。但我的情感深處（不，是比情感或感受還要深的深處）跟我頭腦裡明智的看法嚴重脫節了。我再次覺得自己像條被鉤住的魚，讓線牽著往前走。跟克蘭西在一起，我觸到了自己的極限，從一開始就是這樣，但這跟克蘭西的為人沒有特別大的關係。
部分原因在於他處在「精神崩潰」的狀態——這裡我不打算給「精神崩潰」這個有用的詞下定義，因為《金色筆記》已經對它進行了描述（但不是下定義）。你跟精神崩潰的人住在一起不可能不捲進去——哪怕對方的崩潰並不以劇烈的、難以應付的方式表現出來——即便你也許只是在想像中被捲進去了。「被拖著走」的老一套又上演了，我喪失了意志。就像我第一次結婚時的感覺。那是1939年，戰爭爆發的時候，我似乎沒有自己的意志，我的理智眼睜睜地看著我的行為，卻無能為力。我表面上的舉動符合這種表述：「噢，不，克蘭西和我是好朋友，現在我們只有這種關係了。」我們也確實是好朋友。但在內心深處，我的感受完全是個遭到背叛的女人，被拋棄的女人。我痛苦不堪，呻吟著，拖著沉重的腳步，失魂落魄，只剩下勉強維持生活的力氣。我鄙視自己，這讓我的狀態變得更糟。
我這樣的狀態也和彼得有關。他不再像在倫敦上學時那樣經常在家裡進進出出，或者在家裡住上一段時間，而是去了寄宿學校，只有學期過半或假期才能回家。但我感覺到這是終結的開始。彼得曾是我生活中的常量，我的壓艙物，是我在生活的跌宕起伏中緊緊抓住的救命稻草——這樣對他不好，這當然也是他應該遠離我的原因——但現在連他也不在我身邊了。
我很努力地工作——當時在寫《金色筆記》——因為我從來沒有不努力工作的時候，我也跟朋友和熟人見面。但在那個時期，我一直被一種看不見的黑暗的東西拖著走。
當時還有別的事情。克蘭西決定聽信一個醫生的話，那個醫生給克蘭西開大劑量的致幻劑。他不在醫院裡給病人看病，而是讓病人上午去他家。他給他們一劑藥，大約傍晚六點把他們攆走——就是說，趁他們仍然很亢奮、很瘋狂、無法自控的時候。我當時認為那是犯罪，現在也還是這樣想。這種事情一周有兩三次，我陷入焦慮的狂躁。瓊也很擔心。我們會給對方打電話：
「克蘭西在你那兒嗎？」
「沒有，我以為他跟你在一起。」
他也許會出現在瓊或者是我面前，說：「我需要躺下。」否則我們就不知道他在哪兒。好吧，他都挺過來了。我猜那位醫生會說：「你幹嘛要大驚小怪？他沒出什麼事，不是嗎？」但他很可能會出事兒。我知道我之所以會感到恐慌焦慮，是因為我回想起我父親的經歷：一步步漂向死亡，靠著注射胰島素和天曉得什麼藥物維持到最後。如果無論你知不知道某件事情，對你的行為都不會產生影響，那麼知道它有什麼好處？我的理智懷著嘲諷、反對和焦慮，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有這樣那樣的舉動、感受，卻沒有辦法阻止，這種情況在我身上發生過太多次。
我又去見薩斯曼太太，我最後一次見她是三四年前。她坐在那裡聽我說話，手掌托著下巴。我們之間慢慢沒了聯繫，好吧。她像是在千里之外。她說：「我沒能教會你變得更清醒，我感到抱歉。」然後她又說：「我現在很老了，快要死了。我在為自己的死做準備。早安。」這段經歷讓我懂得，人可以到達這樣一個階段：所有的情感都變得無所謂。
我這次酗酒非常嚴重。我從來不覺得我在第一次婚姻中的酗酒很嚴重。我那時的酗酒很蠢，很欠考慮，你可以認為那是在故意盡量糟蹋自己，有時喝上幾個小時，不吃東西。但那次酗酒是因為我跟酗酒的人在一起，我生活在崇尚飲酒的文化裡，那種文化不僅允許人們飲酒，還崇尚縱酒。我離開了那段婚姻就不再酗酒了。我到了倫敦兩年多後才偶然意識到，自從來到倫敦後，我就很少喝酒了。我沒有錢，我身邊也沒有喜歡喝酒的人。我遇到了那些加拿大人之後又開始喝酒了，但跟在南羅得西亞和弗蘭克·威茲德姆在一起時的那種喝法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我身上也許表現出一些臨床症狀：一個中年女人覺得自己被拋棄，沒有人愛，沒有人要，於是便開始酗酒。這就是我當時的狀態。我會去賣酒的鋪子，買上半瓶威士忌，睡前喝光。但並非天天晚上如此，但我去學校看望彼得回來特別容易這樣。但我這次喝酒變得上癮，再也不只限於社交性的飲酒。一天早晨，我從床上滾下去，手腳並用地爬到衛生間，嘔吐。這件事情讓我大吃一驚，重新清醒過來。我想：現在，我真的變成了酒鬼。停下。我真的停下了。我不再去酒鋪買威士忌，不再獨自一人喝酒。但在那段時期，持續了大約有三四個月的時間，那就是我，一個酒鬼。
我是在說「男人不會陷入酗酒」嗎？當然不是，男人和女人一樣。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女人酗酒：婚姻破裂，或者戀愛失敗，或者是孩子長大離家，她們就開始酗酒。人們看到她們，心裡說：唉，她會挺過去的。她往往真的挺了過去。
「多麗絲·萊辛手腳並用地爬到衛生間，嘔吐」，我知道寫下這些話是在給自己找麻煩。這是作家面臨的問題：有些想法、語言和字眼在紙面上會顯得格外突出，因為我們對它們很敏感。作家有時要做出選擇，寫還是不寫：不寫是因為他們知道文字可能會被誇大，而寫下來是為了真實。
我在《金色筆記》中提到這個問題。例如，月經。我認為，在《金色筆記》之前，月經從未在小說中出現過，而在《金色筆記》裡，它吸引了評論家的不成比例的注意力。但隨後，「月經」喪失了衝擊力，這個詞（和這件事情）在紙上有了一席之地，而且不怎麼引人注目。「自慰」是另一個喪失了衝擊力的詞——幾乎喪失了衝擊力，這取決於上下文。納博科夫在《阿達》中描寫了男主人公的自慰，他這樣做是因為不想去引誘那個渴望著他的女孩，他通過自慰讓自己進入安全的狀態。這個情節震撼了讀者，但原因是他對那個女孩的殘忍，而不是自慰的舉動。但如果放在不久前，讓讀者震驚的會是對自慰舉動的描寫。
當我回憶起那個時期，那酗酒的三四個月似乎是最無趣的事情，因為此刻佔據著我的腦海的是片片閃電的輝光，透出迷人的光彩，因為1958年是國際地球物理年。從來沒有哪一年像1958年那樣激動人心，那樣令人驚歎。每條新聞都帶來新的信息，告訴我們關於太空和太空旅行的消息，還有來自南極洲的新聞——南極對我始終意味著天涯海角，讓我嚮往。正是那一年，全世界決定南極洲應該為全人類共同擁有，人們將分享知識，攜手共同探索、發現每一個地方，並不僅限於南極洲。我有時遇到一些人，談到1958年時大家會說：「上帝，那一年多棒！從來沒有哪一年像1958年那麼讓人興奮。」
從朗廷路很快就可以走到新左派的人經常去的地方，他們在牛津街的另一邊，他們有時也到我這裡來。我成了阿姨式的人物，絕對屬於老衛兵中的一員。
那時他們已經創辦了《新左評論》，坦白地講，我覺得無法卒讀，儘管我是它的正式支持者，而且至少是委員會成員。那些文章帶著學術論爭的風格，缺乏生機（這個詞用起來容易，但卻很難給它一個確切的定義）。那些文章來自推理，就像一台依靠觀念來生產新觀念的機器，跟「實際生活中」真正發生的事情幾乎沒有聯繫。但那些好辯的作者們很少注意到這一點。這些連篇累牘、鋪天蓋地的分析、論證和爭論究竟幹了些什麼？帶來了哪些變化？它們對英國的社會主義產生了影響嗎？它們創造了一個新英國？變成了政黨政策的一部分？一種「新」思潮出現時，人們想當然地認為一定要有一份屬於自己的雜誌。於是年輕的新人大刀闊斧地顛覆邏輯，撰寫思想性的文章，但這些文章最後絕大部分進了吸塵器。對這種現象的回答往往是：「但它創造了一種觀念的氛圍，間接地改變了人們的思想。」它確實培養了一批人，他們後來寫了一些書，其中的思想是《新左評論》裡面沒有的，因為他們向前走了，我猜有人會說，這些書是《新左評論》中那些莫測的新思想的發展。當新思潮退卻或者滾滾遠去，你問那些始作俑者：那麼，你究竟獲得了什麼？他們的回答往往是：「我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當人們問起我參加的南羅得西亞共產主義小組，問起我當年四處奔走、發表演講的經歷，問起當時的雜誌和政策究竟取得了什麼成就時，我也是這樣回答的：「我學到了很多。」現在我相信，對學習的渴求是我們擁有的最強烈的激情，也是最深的激情。那些年輕人，當他們創辦雜誌、發起新思潮、建立新社團時，他們其實創造了一個環境，那個環境讓他們可以在短時間內學到很多東西。那些年輕人最後幾乎都去了大學，現在成了教授，撰文著書，出現在電視和收音機裡。原來那種激情澎湃、確信無疑的態度在他們身上已經蕩然無存。
有一個叫拉爾夫·薩繆爾的人曾經到我的公寓來遊說，勸我為某個事業捐錢，就像十五年前的我。他坐在那兒，為自己的說服力感到如醉如癡，事實和數據圍著我們的腦袋盤旋，勾勒出讓人目眩的前景。他是個很投入的年輕人，瘋狂地描述著我的錢有助於創造一個怎樣的不列顛。突然，他從迷狂中停了下來，仰頭大笑，笑他自己。[拉爾夫·薩繆爾於1996年去世。]很好，我想，我們那批人在自我陶醉的頂點根本沒有能力發出這種誠實的大笑。這些年輕人總的來說比我們的頭腦要開放一些，不像我們那麼狂熱，即便他們確實把托洛茨基視為全人類的燈塔，就像我們當年看待斯大林一樣。他們比我們的思想要平衡一些，他們沒有發瘋——我現在認為我們當時發了瘋。原因在於他們的時代沒有戰爭，沒有那些殺戮、災難和宣傳。因為我現在是這樣看待我們那批人的：戰爭讓我們發了瘋，即便我們與真正的戰場相隔千里。
除了跟新左派這群人交往，我還參與其他活動。這些活動促成了奧爾德瑪斯頓大遊行和後來的百人委員會的誕生。我應邀去卡農·科林斯家裡參加一個會議，科林斯家靠近聖保羅大教堂——那兒是呼籲核裁軍運動的誕生地。那天晚上，房間裡有很多人，幾乎全是左派和左派之外的顯赫人物。我坐在那兒，心想，噢，主啊，可別又來了——我那時候參加會議時總有這樣的感覺。無論發起人的動機有多好，無論發起人的立場是什麼，沒有哪個新組織會按照人們的願望發展。這在我看來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我很驚訝人們居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事情讓我越來越驚訝。我沒有參加討論，我是聆聽者和支持者。
當我離開那個房間時，伯蘭特·羅素站在門口，攔住我，像個女家庭教師一樣威嚴地點著頭，「我猜你現在要回家跟你的情人上床了。」我以前從未見過羅素。我認為他的舉動既冒失又滑稽。我不明白這段插曲是什麼意思，但後來知道了。他曾是布魯姆伯利團體的成員，或者是外圍成員。那是一群很讓人敬佩的傑出的人，尤其以成員之間的終生不渝的忠誠而著稱，但他們都表現出這種很滑稽的特點：他們反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偽善和對性行為的緘默，於是不放過任何一個說「雞姦」這個詞的機會，以顯示自己不受那些偽善的婉轉語的束縛。他們在休息室裡敏捷地走來走去，說著粗俗的字眼。這在當時的語境下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另外的情景下就像是殘留的迂腐。我當時想，滑稽的老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