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已經斷定自己在戲劇方面運氣不佳，我當時應該看到這一點，乾脆放棄。但一直到國家劇院請我改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風雨》的時候，我作為劇作家的職業生涯才走到終點。他們請我做這件事情是因為我是女人，約翰·德克斯特認為這齣戲講的是婦女遭受的痛苦。我本來應該謝絕，至少有一百個劇本比《暴風雨》更吸引我。但我的虛榮心在作祟。這齣戲的主演是吉爾·班尼特和安東尼·霍普金斯，他們的表演十分精彩，表現了澎湃的激情和深重的痛苦，但其實這齣戲講的是青少年的故事，主角是十二三歲的少年，冷酷貪婪的父母為了保住自己的金錢和產業把他們婚配出去。它的主題是表現那個年代的俄國的偏狹、令人無法忍受的無知和愚蠢。預備演員們的排演深得劇本的精髓，讓人心碎：窮苦的孩子在烏雲向他們扣下來之前，享受到了生命的片刻閃耀。可是沒有人看到這個版本。
我可以繼續講約翰·德克斯特執導的問題在哪裡（他平時的表現都很出色），那個時候我也確實不停地在說。就在首演的頭天傍晚，我跟勞倫斯·奧利維爾在一起的時候，我把我的看法和盤托出。我的情緒很激動，因為我絕望得昏了頭。他和顏悅色地聽我講。我記得他是個生氣勃勃、精力充沛、很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生機勃勃的能量，就像查理·卓別林一樣。（我跟邁爾斯·馬勒森一起在萊斯特廣場的人行道上跟卓別林邂逅了十分鐘，他在我腦海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象：敏捷有力的動作，敏捷聰慧的黑眼睛，幽默，迷人。）
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坐下來認真想這個問題。我在戲劇方面進行的任何一次嘗試，事情都沒有按照我期望的方向發展。至少我寫的小說可以按照我的心意印出來，而我在劇本上投入了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為它要經歷焦慮、緊張、不眠之夜和那麼多不成比例的情感投入：可是結果呢？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為劇院寫過劇本。但我還寫過電視劇，在這方面我取得了成功，沒有遇到慘敗或霉運。
於是，我對劇院的激情、為它寫作的雄心昇華成了去劇院看演出的巨大樂趣。置身倫敦，置身偉大戲劇的豐饒角，有時難免也動了念頭「哦，但願我能……」，我會立即打住，不讓一時的軟弱繼續下去。
但我在話劇和後來的歌劇方面的經驗為《又來了，愛情》這部小說提供了素材，它描寫的是一個工作中的劇組。
現在講講我跟前同志們的一次遭遇，這和以前跟同志們的遭遇沒有任何區別。克蘭西·西加爾去了一個礦村，他的精神狀態跟我五年前去礦村的時候完全一樣，但他是個男人，到了那裡之後，馬上成了在酒館和俱樂部裡拚命喝酒的礦工消遣文化的一部分。他跟一個名叫萊恩·多爾蒂的年輕礦工交上了朋友，在那裡住了兩個週末。他用三天時間寫完了《丁洛克的週末》，就在沃裡克路的公寓裡，在我的頭頂上。他的打字機卡噠卡噠在我耳邊響個不停。這是一本精彩的小書。我一生中從未見過有誰具備像克蘭西那樣的細緻敏銳的社會觀察力。這本書一出版就引爆了一場荒謬的、讓人不齒的反應。唉，這種反應，左派人已經見過一千次了。你本來以為會歡迎這本書的人結果卻是對它詆毀得最厲害的人。
為什麼會這樣？我無意於在這裡寫上一篇關於文學批評和左翼文學批評史的短文，但我得說，這種一觸即發的敵意有著漫長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宗教裁判所的採用的方法，共產主義者將其改造後加以使用。每一位新出現的作家，每一本新書，如果取得了成功，一定意味著他們以某種方式在忌妒的亂箭中倖存下來，但共產主義為忌妒披上一襲受人尊敬的長袍，遮掩著裡面骯髒的真相。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名義下面，共產主義者對待藝術和文學的態度曾經是（現在的有些地方仍然是）能夠把藝術和文學置於死地的敵人。一次又一次，一個國家又一個國家，我們看到「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浮現出來，把受人尊敬的作家們掃進垃圾堆——而這些都發生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在它的母國遭到每一位活躍藝術家、作家和讀者的唾棄很久之後。斯堪底那維亞半島國家七十年代發生的事情對我們頗有教益：人們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來詆毀知名作家。而在今天的第三世界，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的人們用這種原始的情感來反對獲得了成功的人。
克蘭西的小書迎來了一場譴責的風暴。罪名之一是他利用了村裡那些礦工的善良天性。但克蘭西把他寫的東西給萊恩·多爾蒂看過，萊恩清除了一些不適合公開的內容。
於是《新理性人》讓萊恩·多爾蒂來評論這本書。
接著，我和《新理性人》之間、我和愛德華·湯普森之間通了幾封言辭激烈的信。在抨擊別人方面，我絕對有一點惡劣的天賦。但那時候我們全是這樣，因為我們都在一個惡劣的學校裡學習過。我在這裡只引述兩個片段，都跟我的主要觀點相關：
「社會主義者互相在背後捅刀子，讓我噁心得要死。」我在信中驚呼。
「……我們這些在共產黨裡呆過的人都很熟悉的破壞性又還魂了。——如果左派居然也培養出了一個真正有創造力的天才，那麼他們的第一衝動就是砸毀他。」
我刪掉了真正惡毒的話，但我在信裡告訴愛德華，他是狗屎。他對我的貶損也旗鼓相當。這種直來直去、彷彿兄弟姐妹間的摸爬滾打的做法是同志們當時的風格。暴風雨或一陣小雷雨過後，我們仍然是好朋友。
直到今天，就在你認為會看重《丁洛克的週末》的人中間，它仍然會激起很不理智的敵意。「美國人寫的。」你會聽到這樣的話。「我們的工人階級，他懂什麼？」「也就去了幾天，回來後就寫了這麼本書。」「他利用了那些礦工。」這些評論從來沒停止過，一年又一年，十年復十年。我曾經打算寫一個清單，列出那些不得不頂住同志們的攻擊倖存下來的有獨創性的優秀作品，這個清單也許有教育意義。但後來我發現這是一項繁重的工作，需要花很多時間，而且不會讓事情發生改變，因為那些覺得自己必須去攻擊優秀的新作品人並不知道自己的真實動機。忌妒總是隱藏在道德義憤的身後。[有三位作家，我們應該因為他們在同志們手中的待遇而特別記住他們。一個是喬治·奧威爾，他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寫了他在西班牙內戰中觀察到的共產主義者之間的骯髒交易，甚至是蘇聯的骯髒交易。
甚至到了1996年，當人們知道他曾在英國安全部門從事反對蘇聯的工作時——他這樣做當然是合乎邏輯的，因為他已經很痛苦地瞭解到蘇聯共產主義的真實本質，認識到左派對蘇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支持是多麼的盲目——他遭到了同志們的指控，不得不為自己辯護。同志們的影響遠遠擴展到黨外：奧利弗·格蘭茲真的曾經因為出版了《動物農場》而道歉。喬治·奧威爾一直遭到同志們的全面詆毀，直到去世。對於索爾仁尼琴，人們不能以「他對自己寫的東西缺乏第一手資料」為理由來貶斥他，於是他們就說他不會寫作——沒有才能。第三位作家是普魯斯特，直到最近，普魯斯特才從「噢，但他真是個勢利眼」的評語中釋放出來。沒有誰像普魯斯特那樣機智地描寫了勢利、向上爬和追名逐利的機制，敏銳地刻畫出人們的意識在社會觀念的壓力下如何變化。但他的場景裡面都是貴族和攀權附貴的人，因此「他真是個勢利眼」——這是批評家最粗俗的防禦：把作家本人跟他的素材等同起來。]
克蘭西又去了幾次丁洛克，把萊恩·多爾蒂當做朋友。萊恩·多爾蒂正處在困境當中，他是個年輕人，二十多歲，有妻子，我記得他們有三個很小的孩子，但他們的婚姻出了問題。克蘭西把他帶到倫敦，讓他住在我的公寓裡。然後克蘭西和艾利克斯帶著他去看他們的倫敦，這個倫敦當然包括《新左評論》和周邊地帶，還有蘇荷區之類的讓人大開眼界的地方。萊恩後來又來到倫敦，帶著一個朋友，是個礦工。後來又來了一次，帶著兩三個朋友。我認為他們對萊恩懷著父愛，他們很關心他。萊恩是個皮膚黝黑、身材瘦削、精神緊張的年輕人，發現自己是眾人關注的焦點。他看上去精神疲憊不堪，像是散發著霉味，這往往是身體不太健康的表現。我記得有天晚上，他躺在樓上的床上，發著高燒。他頭天晚上喝得爛醉，一整天都起不來床，我和另一個礦工設法讓他安靜下來，因為他胡亂甩動著四肢，搖晃著腦袋。「太晚了，」他那粗啞的聲音不停地念叨著，「太晚了。」
他成了當地一家報紙的記者，但後來死了，年紀輕輕地就死了。
這個小故事確實反映出記者職業和「媒體」的兩難處境：當一個社群在外力作用下有了自我意識，被迫用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時，究竟會發生什麼。我認為，如果沒有《丁洛克的週末》，萊恩的命運不會有很大的不同，但《丁洛克的週末》也許讓他更不快樂了，因為人們向他展現了一番景象，那對他來說一定就是文學倫敦的迷人光輝——因為他有寫作的雄心。
我帶克蘭西去了卡拉代爾。是內奧米讓我帶他去的，她說：「我聽說你那兒有個很棒的美國人。」我們乘大巴去蘇格蘭的旅途到現在仍然是我最糟糕的記憶之一。克蘭西病了，有點瘋瘋癲癲。長途大巴讓我覺得噁心，他的感覺就更不用說了。他面色蒼白、汗流浹背、雙目緊閉、牙關緊咬地坐在那裡。我現在已經認識了不少患有間歇性官能失衡症的人，他們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