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去下議院遊說。我跟兩個工人一起等在外面，他們專程從威爾士的礦井趕來遊說他們的國會議員——一個曾經跟他們一起當礦工的老朋友。他們把名片遞了進去，我們等著，等著，等了很久，有兩個小時。我們成了朋友。我跟他們講起我在唐卡斯特附近的礦工鎮的經歷，他們說他們的狀況要糟得多。終於，我們三人站在了裝飾華麗的大廳裡，置身於侍從、塑像、宏偉的場景當中。那個威爾士議員出來見他以前的朋友、現在的選民，是他們的選票把他送到這裡。他神色和藹，有一點點尷尬。他問候他們的妻子和父母，說自己過一個多月可能會回家鄉。但他只能抽身出來一小會兒，他必須得在議會裡呆著。是的，他也認為政府的政策……。然後他走了。侍從暗示我們該離開了。我們站了一小會兒，環顧四周。一個礦工說——既沒有怨恨、也沒有怒氣，但是帶著那種致命的「你還能指望什麼」的語氣——「現在我看到了。我理解他們來這兒之後起了什麼變化。沒有幾個人能經受得住這個。」他指的是這些大理石大廳。另一個說：「我再也不會浪費時間和金錢跑到這裡來了。」
這也是蘇聯派遣馬戲團、樂團和舞蹈演員來倫敦的時期。俄羅斯小丑們棒極了，我們沒有什麼可以跟他們媲美（現在也許仍然如此）。至於他們對待動物的方式，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些音樂會、合唱、舞蹈表演都突顯出一種扭捏作態的異想天開和濫情。惡魔般的殘酷在藝術作品中製造出這樣的品質。濫情和殘酷是同胞兄弟：殘酷往往帶著虛假的微笑。喬納森·克勞斯說，他有回在巴士上看到一份別人扔下的雜誌，上面登著藝術作品，他以為是蘇聯人的作品。湊近了一看，那些英勇的人物形象居然是專門討論納粹藝術的文章裡面的。還有一次，他在36路巴士上看《工人日報》，也坐這路巴士的畫家大衛·邦伯格告訴他蘇聯的體制如何野蠻，還說他應該讀一讀阿瑟·庫斯勒寫的書，尤其是《正午的黑暗》。喬納森讀了，但對他起決定作用的是蘇聯藝術和納粹藝術之間的相似性。
一個可愛的或是英勇的蘇聯少女跟納粹少女沒有區別。赤裸的年輕人帶著空洞的亢奮，為未來而奮鬥，這樣的形象可以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也可以是納粹分子。同樣，千篇一律的歡快的英雄戰士，迫不及待地要為祖國去死。同樣，多產的母親，流淌著過剩的乳汁。蘇聯和納粹德國熱衷於閱兵，健康的、胸部鼓鼓的m?dchens和devushkas[M?dchens,devushkas：分別是德語和俄語的「少女」。]列隊走來，每一個都暗中渴望得到希特勒或斯大林的觸摸。我在舞台上見過的最可怕的也許就是蘇聯的雜耍表演裡的一個女人。她四十歲左右，敦實、醜陋，穿著一條緊身短裙。她扮成小女孩，做作，搗亂，狡猾，挑逗地扭動身體，口齒不清地說著小孩話。這就是她，這不是表演，她正是憑藉著這種造作的力量——一個中年婦女扮作天真爛漫的小孩——才能在舞台上討生活。
為了抵消共產主義宣傳的影響，我媽媽帶彼得去看換崗、皇家錦標賽、倫敦塔、划船比賽、南肯辛頓的博物館和其他類似的有益的活動。
伊麗莎白女王音樂廳在每個週六的上午舉辦精彩的兒童音樂會，組織者是羅伯特·梅耶爵士。彼得和我大部分星期六都會去那裡，瓊有時也去。本傑明·布裡頓的《讓我們排一場歌劇》上演了不止一次。台下擠滿了孩子——當然都是中產階級的孩子。好吧，聊勝於無。那些故事的背景都是維多利亞式的兒童房、保姆、僕人、媽咪和爹地，那些來自貧民區（或者不久後出現的市政福利房）的孩子們看到這些會怎麼想？
彼得最喜歡的是內奧米·米基森在蘇格蘭的住所，我們去過那兒三四次。內奧米在戰爭期間買下了那座位於金泰爾海角的大房子，給家人當庇護所。每逢復活節、聖誕節和夏天，裡面就住滿了人。內奧米的兒子有的是醫生，有的是科學家，他們的妻子個個出類拔萃。他們都邀請了朋友。科學與藝術之間出了名的文化隔閡在這裡並不存在，因為內奧米的作家和記者朋友們也願意從倫敦和愛丁堡來到這裡做客，來賓中還有政治人物，因為迪克·米基森本人就是政治人物。內奧米跟博茨瓦納的聯繫已經開始了，她很快就被博茨瓦納的一個部落尊為部落之母，因此客人裡面有非洲人。當地的漁民——內奧米有艘漁船——和市政議員混雜在倫敦來的客人中間。內奧米沒有得到她作為女主人應得的讚譽——把那麼多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一起，讓他們和諧相處，絕對是一項不尋常的成就。最難的是那裡有各個年齡段的孩子，因為這是個生殖力旺盛的家族。
最近我遇到一些四五十歲的人，他們說他們在卡拉代爾宅邸度過的假期就像生活在魔幻世界裡，那是他們童年時代最愉快的時光。怎麼可能不是呢？其大無比的房子，許許多多的房間、壁龕、角落和角樓；蘇格蘭西部空氣溫潤，但也會突然狂風大作，咆哮而來，抽打著、嗚咽著穿過所有的煙囪；開滿石南花的沃野綿延幾英里，他們在那裡奔跑玩耍，沒有人管束，也沒有危險；沿著一條很短的路走到盡頭，就是金泰爾海角的沙灘和海浪。三四十個人可以隨便窩在宅邸的某個地方，或者是在宅邸的輔樓裡。那裡的氣氛歡快、喧鬧，但並不是只因為有小孩才這樣。到了晚上，外國客人會目瞪口呆地發現，這些聲名顯赫的人像小孩一樣玩起了「謀殺」或「郵差敲門」的遊戲。下一分鐘大家又開始下棋，或者是吵吵鬧鬧地玩起拼字遊戲。大家的聲音經常很大又很尖。內奧米的女兒們嫉妒她——這位熱情洋溢、奔放不羈、聰明機敏的媽媽——她們對她言語尖刻。我想，好吧，如果你們不能跟自己的媽媽和睦相處，為什麼不離開？就像我這樣。可你們卻在這裡利用著各種舒適的條件，然後又為難她。但我正在目睹的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孩子們一邊尖刻地批評，一邊窩在家裡。
「我真的像她們說的那麼糟嗎？告訴我——不要安慰我，告訴我你是怎麼想的。」
「當然不是，內奧米」
「如果我有她們說的一半那麼壞，我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妖怪了。」
「噢，別在意。這只是常見的母女問題——你知道，快樂家庭常有的。」
「兒子們是最好的。」她經常說。但我覺得她渴望有個嫻雅溫順、待人友善的女兒。她把我當成這樣的女兒。她待我友善，慷慨，對我做的事情感到好奇，迫切地想跟我聊聊女人的八卦——但我不屬於這種類型——她不停地給我指點，我耐心地聽著，我本來應該對我媽媽也保持這樣的耐心。是的，我意識到了這種處境的諷刺意味。
她依賴兒子們的支持。但這是一個家族，當受到外來威脅時，他們就抱成一團。一位美國著名科學家的女兒愛上了米基森家族的一個兒子，有一次她在場，愁眉苦臉，眼含淚水：她的家族決定反對她。離開學校後，我還從未見過這麼冷酷殘忍的排斥。我認為他們的態度都是無意識的，就像梭魚噴出團團濃黑的墨汁。關鍵是我以前從未見過一個家族。他們作為個人都很迷人。我慶幸自己不是一個大家族的一部分。
軼事：內奧米讓我帶一位不善言辭的青年科學家去散步。「看在上帝的份上，讓他說點什麼——他的舌頭會退化的。」他的名字叫詹姆斯·沃森。我們翻過小山，穿過石南花叢，一起走了三個多小時，我一路說著閒話，我畢竟是我媽媽的女兒：我聽從了媽媽的教誨——一個人理應知道怎樣讓別人覺得自在。最後，我筋疲力盡，一心想著逃跑，後來我終於聽到了人的聲音。「你看，問題是，整個全世界上，我能跟他說話的只有一個人。」我把這個報告給內奧米，我們都覺得從來沒有聽到過這麼輕浮的話，即便是很年輕的人也不會講這種話。沒過多久，他和弗朗西斯·克裡克向世人揭開了DNA的結構之謎。
軼事：哲學家弗雷迪·艾耶爾會在那裡逗留一兩個晚上。他當時跟他的美國情婦在一起，她很快就會成為他的妻子。她下樓來吃早餐，穿著猩紅色法蘭絨睡袍，鑲著白色刺繡蕾絲滾邊。她的風度和絢麗震懾了邋遢的場景——我們每個人都裹著好幾層毛衣。在那些日子裡，美國不斷地以千百種方式激起我們的艷羨和模仿。
無論是你無意中聽到的關於科學的談話，還是你參與其中的政治談話，它們的內容都擁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但文學話題卻不是這樣。
「噢，愚蠢的老陀斯妥耶夫斯基」你會聽到這樣的話，「枯燥的托爾斯泰」。詩人只有一個，那就是奧登。葉芝呢？噢，可憐的老葉芝。艾略特呢？可憐的老艾略特。霍普金斯呢？他是誰？我當時認為，這只是我經常遭遇的英國人文化教養不足的又一個小樣本。但後來我意識到，我其實只是觸到了一個已經被埋起來的、過去的文學文化層，這是一層沉積岩。在二三十年代的某段時期，在文學世界的某個角落裡，或者一度在整個文學界，一股觀念的波浪淹沒了所有的人，大家都開始說：奧登是惟一的詩人，可憐的老艾略特，可憐的老葉芝。
缺乏文化教養是英國的頑症，在倫敦最為突出。就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人們在飯桌上最喜歡的娛樂是自豪地列舉自己沒讀過、也不打算讀的名著。一家重要的報紙——《獨立報》——有個每週專題：「關於你曾經想讀的那些書，你需要知道的一切」，裡面給出了諸如《戰爭與和平》這樣的書的情節梗概。（怎麼，你連玩笑也開不起嗎？）很容易想像寫這些豆腐乾簡介的人的臉上那副志得意滿的笑容，他把這些鴻篇巨製縮減到學校考試的答案的水平。
我在七十年代給《旁觀者》寫了一篇幽默小品文，引用梅瑞狄斯（引自《理查德·費弗雷爾的煉獄》）和D.H.勞倫斯（我記得是勞倫斯）的文字來說明他們筆下的浮華段落完全可能跟流行的愛情故事一模一樣。人們以為我是在詆毀這兩位作家，馬上有讀者寫信給我，抨擊偉大的作家。歌德？太德國了吧！塞萬提斯？多沉悶——這是這些人最喜歡用的詞。司湯達？噢，多麼冗長乏味！這些人，這些惡狗們，只要有一點點借口就蜂擁而上，急不可待地把文學撕成碎片。
麗貝卡·韋斯特，一位聰慧、有教養的女人，她說歌德的全部哲學可以歸總為「自然何其壯麗」。這就是了，你聽到了來自沼澤的真正的咕嚕聲。
英國人——不，英格蘭人——最喜歡瑣碎的、規規矩矩的小說，最好是關於階級和社交行為的細枝末節。
我對內奧米說，她和她的家人都本能地偏愛二流的東西——我指的是文學作品。來自殖民地的人和無法無天的更低等的人可以多麼粗魯而不受英國人的責難，英國人原諒我們，因為我們沒受過更好的教育。當我意識到我再也不能逍遙法外了，我度過了難過的一天：我和我的舌頭必須學會選擇沉默。
我已經不太喜歡卡拉代爾宅邸了，可我為什麼還去？當然是因為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