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忽調走了，又回國務院研究室了。」一個搞文字的朋友對我說。
我說：「真有點捨不得他呢！」
老忽叫忽培元，大慶文學藝術界的朋友對他並不陌生。他當個不大不小的官——大慶市委副書記。搞文字的人有點兒沒大沒小，當面書記長、書記短的，可出了他的門口，他就變成老忽。我只好也這樣稱呼他了。
2005年4月，他從北京下派到大慶。他把掛職當任職一幹就是三年多。因為有文字上的共同愛好，和他有了些接觸。知道他是陝西延安人，1956年生。1975年在延安農村插隊時入黨。1981年大學畢業。先後任行署專員秘書、綜合科長、省委政策研究室處長、潼關縣委副書記、全國政協副局級秘書、中共延安市委副書記、2001年兼任市政協主席。後到國務院研究室任司長。當年他是中央組織部24名下派幹部中唯一有過從西北「轉戰」東北經歷的正廳級幹部。
事後談起他來大慶任市委副書記的事，老忽還非常有感慨。他說：「來之前，研究室主任找我談話，表示我只是掛職。如果不適應，可以隨時回來。而『鐵人』精神一直是大慶人寶貴的精神財富。我是懷著『朝聖』的心情來到大慶的，到這裡工作我並不後悔。」
老忽對大慶是有感情的。他創作的政治抒情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飽含深情、樸實洗練、盡去浮華，詩史般對大慶油田開發47年來的輝煌歷程從精神的層面進行了感性的觸摸和理性的昇華。為大慶的歷史、現實和未來描繪出一幅悲壯、感人、美麗的畫圖。此詩曾走進北京大學百年講壇，引發現場兩千多名北大師生的強烈共鳴。老忽這樣評價自己的詩歌：詩歌不僅僅是因為「寫」得好才可以不朽。而唯有同時抒發了人民的崇高感情，記錄了值得永載史冊的人物與生活，才可能隨之流傳。後來我在《歲月》雜誌社主編潘永翔處找到發表這首長詩的《中國作家》雜誌，認真品讀，感覺老忽是帶著使命感完成這篇佳作的。過去人都說「憤怒出詩人」，但不同的時代，激情和感召同樣讓詩人心潮澎湃。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突然想到這兩句詩，覺得形容老忽在大慶的來與去十分貼切。他創作的賦體散文《大慶賦》、《鐵人銘》，就是他鍾愛的文學之樹上，盛開的兩朵燦爛的奇葩。他用詩這種極高的藝術形式，絢麗和精彩地反映了大慶的歷史與現實。這裡不能不說說他的《大慶賦》和《鐵人銘》。「荒原沉沉睡萬年，野鶴寂寥唳蒼天；茫茫沼澤承劫命，古象猛犸正長眠；陸相生油創新論，引領神工探長垣；松基三井噴油流，喜逢國慶十週年；一場會戰驚世界，大慶以茲開紀元。」有評論家認為，忽培元在《大慶賦》中，寫活了一個城市的「魂」。讓人為國家創造了巨大物質財富的城市而感動，為愛國、創業、求實、奉獻的大慶精神而感動。而大慶精神在典型化、人格化以後，就成了鐵人精神。作者在《鐵人銘》中謳歌鐵人精神，使得兩賦有了內在的鏈接。
鐵人精神的內涵十分豐富，是「為祖國分憂、為民族爭氣」的愛國主義精神。「寧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拚搏精神，以及艱苦奮鬥、科學求實、不計名利、埋頭苦幹等種種德行的綜合體現。現在大慶精神、鐵人精神已經家喻戶曉，成為大慶人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行為準則。《鐵人銘》以一個政治家的胸襟，歌頌了鐵人，敘述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和集體，在實現自己崇高理想和奮鬥目標時勢不可當的意志。在作者筆下，鐵人精神是一種奮發進取的力量：「歷任公僕自覺兮，傚尤余康高風；多少德民啟民兮，科技創新猶酣；隊伍跨出國門兮，滄海揚帆鵬程；紅旗獵獵鮮艷兮，二次創業恢弘；鐵人隊伍豪邁兮，代代高歌猛進！」忽培元令人信服的述說，讓人覺得鐵人雖逝，但大慶還有成千上萬個英雄。他們一代接一代，讓大慶精神、鐵人精神繼續發揚光大，因而表達出了一種不可多得的思想力量。
老忽說：「來大慶任職前我就認真研究過大慶的歷史。在這座城市，我經常能感受到一種不畏艱險、踏實奉獻的氣氛，甚至有些當今已不太常見的英雄主義。榜樣和傳統的力量，讓今天的大慶人仍然體現著這種獨特氣質。」
在其位，謀其政。進了大慶的門，就是大慶的人。老忽說，他來那年，大慶的GDP達1240億，上繳利稅收入840億。自大慶開發以來，累計給國家上繳1萬多億的利稅。大慶一直是全國第一利稅大戶。他也感慨，大慶這些年奉獻太多，而國家的投入卻太少。像大慶這樣的城市，現在提出轉型正是時機。大慶現在還是產值高峰期，積極推動城市轉型和產業優化調整是當務之急。遼寧阜新是一個例子，不能再等到資源枯竭時轉型。到那時候，誰來為歷史負責？
從以上這些話可以看出，老忽真的很憂國憂民憂大慶。
我最為佩服老忽的是，他工作之餘，能筆耕不輟。他從1977年開始發表作品，至目前，出版的作品有：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報告文學集《山秀珍》、《秦柏風骨》，散文集《地耳集》、《生命籐》、《毛頭抑記》，隨筆集《京密河札記》、《延安記憶》，長篇歷史傳記《群山》、《難忘的歷程》，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等十多部。其中《群山》獲全國優秀長篇傳記獎。來大慶工作後不久，他就主抓編輯了《大慶文藝精品叢書》十六卷，為大慶的文化建設和文化發展做出了貢獻。作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理事、中國散文學會理事等有著眾多業餘頭銜的他，功德圓滿回到北京去了。總結老忽在大慶這幾年的工作，我感覺他的收穫應該是頗豐的。此時，我想起了他在《延安記憶》書跋中的一段話：「不墨守成規和不迷信時尚，是我不安分與不無保守的矛盾性格體現。如果有人硬要逼問自己，何以來到這裡，何故做著一切，只要健在，就要執行，不必刨根究底，一切都將被歷史收藏。」是的，鑄有《大慶賦》、《鐵人銘》的黃鐘大鼎，將和大慶博物館一起為我們訴說一段往事。
老忽走了，他卻把依戀留在了這片土地，把思想留在了這片土地。走前不久，他曾去城市森林，他用《林中之悟》向我們大家做了道別：
「終於，就要向這片朝夕相處過的林子道別了，這是最不願做的一件事，卻又是常常要做的。人生就是這樣，說到底也就是一個聚散離合的過程，由虛無中來再往虛無中去。永遠都在旅途上行走，像流星一樣，飛快地劃出一條弧線，能夠叫人們注意到的更是極短暫的一瞬……」
我發現，拋開官員的級別，老忽真的是一個很純粹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