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久聞王世襄先生的大名，會面卻不很早。不是不想認識，是對於名人一貫懷有戒心，怕沒有機緣而登門去找，人將疑為有所求，至少是以名人為脂粉往臉上搽，以增加自己的社會重量。算做疑神疑鬼也好，就是因為這種疑，多年以來，有不少人，我應該與之結識而竟交臂失之，還有不少人，我應該早與之結識，而—拖再拖，以致相見恨晚。王世襄先生是這後一種情況中的重要一位。何以重要？因為憑道聽途說，他的所好和所能，如明式傢俱，葫蘆器，蛐蛐罐，以至養鷹養狗，下廚房燒製名菜，都是我很感興趣而又一竅不通的，心想，如果能夠同他熟，就可以升堂入室，看看宋牧仲書案，趙子玉蛐蛐罐，等等，然後，恰值飯時，或可得留髡之優待，那就可以敞開肚皮，大吃其白煮什麼、紅燒什麼，豈不妙哉。
顯然，這妙是想的，至於實行，就還是等機會。而上天不負苦心人，機會終於來了，而且是兩次。一次是在琉璃廠的孔膳堂，記得是兩年以前，《中華名匾》出版的招待會。參加的人頗有幾位，我感興趣的有通古董的楊仁愷，有以畫驢（我最愛的一種家畜）聞名的黃胄，還有就是王世襄先生。務虛性質的發言完，轉為務實，吃「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孔膳。就近入座，我正和王世襄先生談他的新著《說葫蘆》，於是稍前移，我們就成為舉箸（王先生不飲酒）的近鄰，他左我右。總之，這一次談得不少。臨別，還送我一張手寫複印的參加揚州紅樓宴學術研討會後作的《憶江南》詞八首。
這是初會，印象是：一、人健壯，隨和；二、衣著不講究，陳舊而近於殘破；三、肚子裡（也從舊，新說是腦子裡）存儲太多，古的玩的，幾乎無所不通，無所不有，即以見到的這一紙複印件而論，詞雅，的是當行，小行書剛勁流利，可入能品。分的印象之後還有總的，是人有意思，敗絮其外而金玉其中，值得進一步研究。還沒研究，又來一次會面的機會。是幾個月之前，在師範大學出版社，《啟功絮語》首髮式的會上。也是務虛之後務實，入座，又近鄰，他右我左。我之左是劉乃和教授。我懷著半請教半考試的心情，每「菜」問其名。上來一盤魚，我問，他說清蒸什麼魚。我說，清蒸，湯何以不是白的？他說，廣東做法。其時劉教授吃了一口，說是糖醋。王先生面不更色，坦然而堅定地說：「還是清蒸。」我心裡說，不愧人稱為第一美食家，真是把烹調之事吃透了。接著我的思緒如風馳電掣，想到他的明式傢俱、葫蘆器，直到趙子玉的蛐蛐罐。求知的奢望壯了我的膽，我問了他的住址和電話，說：「有機會我想到尊府看看。」他說：「歡迎。先打個電話，我恭候。」
能者多勞加事有湊巧，劉乃和教授和陸昕（我的已故大師兄陸宗達先生的哲孫）都想求我轉求王世襄先生寫紀念冊，我順手推舟，為送紀念冊，先電話約定，與陸昕同往朝陽門內南小街芳嘉園拜訪王先生。為省錢，我們乘公交車，南小街站下，南行一段路，遠遠看見路旁有人招手，原來王先生在胡同口等著。東行一段路，進街北一個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間，由東頭一間入門，先見到袁荃猷夫人。西行，室內東西多，舊而亂，用小說家筆法寫，可以說有如古寺廟。到最西一間，北望就更像，因為靠牆，前後坐著兩尊佛像，有真人那樣大小。
我們閒談，多及他的著作，他拿出幾種讓我看，其中有用力最多的《明式傢俱研究》。問他現在研究什麼，他說養狗養鷹的文章寫完了，正在研究鳥食罐和鎏金佛像。談及明式傢俱，他說共有76件，因為無處放，都讓給上海博物館了。也談到蛐蛐罐，他登高，由木櫃上層摸出幾個，讓我看款識，摸內外皮，說必如此堅實光滑才是真的。其時室內火還沒撤，圍爐擺著一圈養秋蟲的葫蘆器，裡面並有秋蟲叫。打開一個看，裡面立著一個大油葫蘆，像是比田野上的更精神。臨辭出，他送我一部不久前出版的《蟋蟀譜集成》。回來的路上我禁不住慨歎，真是「唯天為大」，竟能生出這樣的奇才！
就算做有獵奇癖吧，我決定先看看他的著作。找著作不難，因為已經同作者有來往。於是不久就找到以下這些：
《竹刻藝術》，1980年人民美術出版社
《髹飾錄解說》，1983年文物出版社
《明式傢俱珍賞》，1985年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文物出版社
《明式傢俱研究》，1989年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說葫蘆》，1993年香港壹出版有限公司
《蟋蟀譜集成》，1993年上海文化出版社
《獾狗篇》，1994年《中國文化》第9期
《大鷹篇》，手稿複印本
還有知其名而沒見到的，是：
《廣陵散》，1958年人民音樂出版社
《清代匠作則例彙編》（佛作·門神作），1963年
自刊油印本／1969年香港中關圖書公司鉛印本
《中國古代漆器》，1987年文物出版社
《北京鴿哨》，1989年三聯書店
《中國美術全集·竹木牙角器分冊·漆器分冊》
只是看著作之後，就知道王先生走的不是傳統讀書人，如馬融、鄭玄、程朱陸王、戴震、焦循的路子。那些人是面對高文典冊，王先生則走出書齋，樂得與作坊師傅和五陵子弟為伍。這不好嗎？要看在什麼時代以及在什麼人的眼裡。編《皇清經解》的諸公大概要說是玩物喪志吧？我，也許因為無志，就不這樣看，而是走向另一端，認為更有必要。說「更」，有原因，而且不只—種。其一，王先生的所治不都是玩物，如傢俱、漆器、竹刻之類，正襟危坐如經生，也是樂得放在室內的。
姑且假定連這些也終歸是長（讀zhang）物，可與蟈蟈葫蘆、蛐蛐罐之類等量齊觀，也未嘗不可以這樣想：且夫人生，非如無極圖之單一而純正者也，志士可以面對小紅書，無志之士為什麼不可以懷揣蟈蟈葫蘆，聽鴿哨聲在天空迴盪？揣，聽，一樂也，就同樣有價值。有價值就不難放大，說這些同樣是珍貴文化的一部分，也就同樣值得研究。其二，更有必要，是因為比作某經補證難得多，蓋治經可以參考舊的，講明式傢俱、鴿哨之類，就只能自我作古。其三，王先生好這些，鑽研這些，始於童稚之年，及至拿筆記述，已經是古稀前後，據我的孤陋寡聞所知，如果王先生守「知者不言」之訓，那就這方面的知識真就成為廣陵散，說是文化史的大損失總不為過吧。
這樣的杞憂可免，因為王先生知就言了，並印成上面所舉的多種本本。我說句狂妄的話，讀書不算很少，可是王先生的所講，我卻毫無所知。慚愧的是還大有興趣。也就只好不管慚愧不慚愧，翻開書，讀。重點讀了《明式傢俱研究》和《說葫蘆》。讀了，尤其此時寫，要說一些好聽的，我卻為了難。不是乏善可述，是善太多，造詣太高，苦於「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但既已拿起筆，也就只好名。想由（形而下謂之）器而道試試。其一是由書入手就可以推知內容必豐富。都是上等紙精印，《說葫蘆》一厚本，《明式傢俱研究》兩大本，單說重量，還是推斷，林黛玉必兩種都拿不動，就是史湘雲，也只能試試那本《說葫蘆》吧？重，裝載必多。
都裝了什麼？偏重求知的可以重點看講說。（恕我偷懶，抄綱目）《明式傢俱研究》講了這樣幾項：一、時代背景和製造地區；二、種類和形式；三、結構；四、裝飾；五、用材；六、年代鑒定及改制問題，後附名詞術語簡釋一千多條。《說葫蘆》講了這樣幾項：上卷：一、天然葫蘆；二、勒扎葫蘆；三、范制葫蘆；四、火畫葫蘆；五、押花葫蘆；六、針劃葫蘆；七、刀刻葫蘆。下卷：一、鳴蟲種類與所用葫蘆；二、畜蟲葫蘆各部位分述；三、秋山捉蟈蟈；四、育蟲與選蟲；五、鳴蟲之畜養。兩種書都有插圖和集中的彩色圖版，總數，明式傢俱是四百多，葫蘆是二百多，這樣，陶淵明之徒不求甚解的，或早年失學不識之無的，就也可以開卷欣賞一番。
我是識之無兼願求甚解的，翻閱之後有什麼所得或只是感觸呢？只能以感觸的形式說說所得。所得過多，只好分項說。
其一，先說個總的印象，是王先生的所治為「絕學」，所以奇得稀有，高不可及。談起為學，自然也是大道多歧，但限於國內，可以總括為三種：一是舊的一套，即所謂國學；二是新的一套，即所謂西學；三是中西合璧，或用西法研究中國老古董，或吟誦李杜之餘，也談莎士比亞，皆是也。王先生的所治是中國舊有的，可是在國學裡幾乎沒有地位。說幾乎，是因為過去也有名為《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天工開物》的書，專看名色，王先生的獾狗、蛐蛐可以插入前者，明式傢俱可以插入後者，那就也成為國學。
其實不是這麼回事，蓋古人講草木蟲魚，意在治經，講器物製法，意在致用；王先生不然，借用世俗的評語，是「研究玩的」，古人是不想也不敢這樣的。玩的也值得研究嗎？這裡先說個淺的理由，是人創造以利其生的任何事物都是文化，就都值得研究。理由還有深而玄遠的，想留到後面說。還是說絕學的「絕」，原因有小的，是沒有人肯寫，比如偏舊的王國維，偏新的胡適，治學都涉及門類廣泛，能寫，他們會扔開甲骨文、《水經注》，改為玩葫蘆嗎？原因還有大的，是沒有人能寫。人兩種，一種，能寫而沒有這方面知識的，數量大；一種，有這方面知識（大多限於某一方面而非全面）而不能寫的，數量小，結果就合二為一，沒有人寫，其內容就成為即將絕滅。由文化史的角度看，王先生這些著作的深遠意義是，使即將絕滅的沒有絕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