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行散文-人物卷 第5章 鄧 之 誠
    我上學時期,學生界有個流傳的韻語:「北大老,師大窮,唯有清華可通融。」這個半玩笑話有言外之意,是,如果有條件,最好上燕京大學。因為那裡闊氣、洋氣,可以充分容納年輕人的驕矜和夢想。所謂條件,主要是金錢,因為花費多,出身於寒家的上不起。其次是體貌不能很差,因為差的不夠格,就會與闊氣、洋氣不協調。也許還有再其次,可以不管。且說我自己,自知條件不行,所以寧可取北大之老。走了這條路,正如走其他什麼路一樣,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失之一是竟沒有見到鄧之誠先生,因為鄧先生是燕京大學教授,而沒有到北大兼過課。

    不過對於鄧先生,雖然只是由於「聞」,我還是有所知的。他字文如,南京人,著作主要是《中華二千年史》《骨董瑣記》《清詩紀事初編》和《桑園讀書記》。由讀他的著作而得的印象,用舊話說是「博雅」。我尤其喜歡讀他的《骨董瑣記》,隨便翻翻就會感到,他讀書多,五方四部,三教九流,由正經正史以至雜記小說,幾乎無所不讀。所讀多的結果自然是知識淵博,縱貫古今,由軍政大事以至里巷瑣聞,也幾乎是無所不知。更可貴的是有見識,記錄舊聞能夠嚴去取,精剪裁,即使照抄也能使讀者領會褒貶,分辨得失。還有行文方面,雖然看似末節,也應該說一說,是用文言,確是地道的文言。「五四」前後,有些人用文言寫,或者由於受早期的梁啟超「新民叢報體」的影響,或者由於受晚期的白話文的影響,或者由於想用文言而底子不厚,結果寫出來是既像文言又不像文言。既像又不像,給人的印象是不協調,就說是老框框吧,總之是缺少雅馴氣。鄧先生就不然,即以《骨董瑣記》而論,專就文字說,放在明清名家的筆記裡,說是當時人所作,也不會有人懷疑。

    博雅的印象,還有不是來自他的著作的。手頭有吳恩裕《有關曹雪芹八種》(後擴大為十種),抄其中的兩處為證。一處見第54頁:

    《鷦鷯庵筆麈》手稿十三則原為鄧之誠先生所藏。一九五四年夏,鄧先生把它送給我了。影印本《四松堂集》卷末所附的《鷦鷯庵筆麈》就是借我的原稿影印的。

    另一處見第100頁:

    《浮生六記》作者沈三白復生於乾隆二十八年,卒年當在嘉慶十二年之後。作者生平,迄今不可詳考,惟知其乾隆五十七年(復年三十歲)與其妻芸居於揚州魯璋之蕭爽樓,以書畫繡績為生。又於嘉慶二年至四年(復年三十五歲至三十七歲),賦閒家居,與程墨安設書畫鋪於其家門之側。(即蘇州滄浪亭畔)然其所鬻之書畫未聞流傳。一九三六年八月鄧文如之誠先生告余,彼於某次南旋時,於吳縣冷攤,以二餅金購得一幀。是年八月末,余將遠之英倫,倉卒竟未往觀。一九五四年,訪文如先生於其海澱寓捨,知此畫已貽高名凱君,然允為索回一閱。後由高君許,知又轉存他友處,竟不獲一觀。

    《鷦鷯庵筆麈》是曹雪芹好友敦誠的手跡,是有關紅學的珍貴材料,《浮生六記》作者沈復的畫,也是世間所僅見,鄧先生本諸寶劍贈與烈士之義,都慷慨舉以贈人,可見為人的寬厚與博大了。

    大概是1960年左右,聽說鄧先生作古了。他富於收藏,推想還有未刊著作,會怎麼樣妥善處理呢?因為沒有積極探詢,終於不知道下文。記得是60年代前期,有一天我路過西單商場,順便到文物店看看,店員拿出幾方新收的硯,其中一方竟是鄧先生的。雖然價不低,因為懷念鄧先生,也就買了。硯淡墨色,非端石,高市尺五寸餘,寬將及四寸,厚一寸,池作簸箕形,背平。兩側有隸書銘,右側是:

    山之精,石之髓。朝夕相從,惟吾與汝。

    左側是:

    庚戌(案為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闈後得於琉璃廠肆。瑩潤若璧,真佳物也。子受譚光祜記。

    譚光祜是乾隆年間高官譚尚忠的兒子,江西南豐人,字子受,號鐵簫。有才,能詩能文,精書法,善騎射,還作過紅樓夢曲,並且上演過(見吳雲《紅樓夢傳奇序》)。他生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寫硯銘時19歲。硯背有行書銘,是:

    微雨乍涼,偕香圃過子受寓,共飲,醉後索書冊頁數十幅。興猶未盡,見文具中有雨過天青石硯,因灑余瀋戲題之。子受其能以此為潤筆否?乙卯(案為乾隆六十年,1795)秋七月,船山醉筆。

    船山是寫《船山詩草》並「揭發」《紅樓夢》後四十回為其妹婿高蘭墅所補的大名人張問陶。他生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寫硯銘時32歲。香圃是張問陶的朋友王麟生,《船山詩草》曾經提到他。

    以上的銘辭和人物會引起一些遐想。之一是:譚光祜和張問陶是好友,並且寫過紅樓夢曲,他會不會同高蘭墅有關係?之二是,據吳錫麒《南歸記》說,嘉慶二年(1797)張問陶因喪父離家,行前曾以硯贈別,硯銘是自作自刻的。這醉筆的硯銘,書法和刻工都很精,會不會是張問陶自刻的?可惜難於考實了。

    銘的最後一則刻在硯盒上,是:

    張船山雨過天青硯(篆書大字,以下行草小字)

    先外舅莊雲生先生得此硯於蜀中,隨內子宛如夫人來歸,已二十有一年矣。己巳八月,文如題於舊京五石齋。

    可知硯是陪嫁物,己巳為民國十八年(1929),它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鄧先生結婚時隨著新娘過來的。可歎的是,鄧先生下世不久,也隨著其他遺物流落到市場上了。

    60年代末,因為不得安居,倉促把起臥之地移到西郊北京大學女兒家。這是燕京大學舊地,出小東門,東西一條街是成府的蔣家胡同。久住成府的人告訴我,街北偏東有兩所大宅院,鄧之誠先生多年住在靠東的一所。我有時從那裡過,總要向裡望望。院子很大,古槐陰森,坐北一排房陳舊而安靜,推想那就是寫《骨董瑣記》的處所。十幾年過去了,還有什麼痕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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