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過，近年來我率爾操觚，積字成句，成篇，居然印成一些本本，其中只有主要寫懷念的「負暄三種」和談人生問題的《順生論》是沒有外來機緣，自己想寫的；或者不避吹牛之嫌，引《莊子·天下》篇的話來壯壯門面，說其化意為文也，確是近於「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但這兩種又大有分別：前者是籬下閒談，無論所談是人，或地，或事，我表示懷念，可以說都是自己的私事，聽者（假定肯聽）認為值得也罷，不值得也罷，無妨都看做「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談人生就不同，無論如何委婉，總要走說教的路，即向人表明，立身處世，應該如何如何，至少是最好如何如何，這顯然就是自以為是，甚至自以為高，真是太狂妄了。
狂妄來於「不可以已」；想不管狂妄不狂妄，單說不可以已的情況。這在前面也已經說過，主要是兩點。其一，來由至今說不清楚，是大學畢業前後，忽然有了想明白人生是怎麼回事、怎樣活才好的相當強烈的求知慾。其二，欲之後必隨來「求」，於是在治學方面就轉了方向，改為鑽研哲學，尤其人生哲學。總有十幾年吧，讀了一些書，多數是西方的（本土的，包括來自印度的，已略有所知），想了一些問題，大多是古今哲人思考過的。所得呢？可以說不多，因為未能如上至（各種教的）教主、下至信徒自信的那樣悟了道；也可以說不少，因為，至少是對於有關人生的問題，比前些年有了較多的瞭解，具體說是，知道某些根本性的問題，我們無力解答，其下許多零零碎碎的問題，或則不難解答，或則不成問題。
「有了較多的瞭解」，當仁不讓，是自信有所知，也化為具體，是對於怎樣活才好，有了比較明確的想法，包括應如何如何、不應如何如何的理論根據。老習慣，有所想，尤其有所信，就願意形於言，或進一步，形於文，讓己身以外的人聽聽，看看。可是，在「思想改造」的烏雲壓在一切肯思肯想的人的頭上的時代，我這自知非正統甚至異教的思想，何況還是關於人生的，當然不敢形於言，形於文，而且不只此也，還要裝做沒有想過這類問題，也就沒有在讀書方面「攻乎異端」，因而也就沒有可以稱為自己的未必合於時宜的想法。這類的偽裝不很難，不過是古人說的「良賈深藏若虛」。也有難，是不少來自威權的想法和行事，與自己之所信背道而馳，自己要裝做信受，可是與信徒相比，就有如蹩腳的演員，雖努力而終歸演得不像。能力所限，或事實不過如此，也就只能安於人己都不可意，往下混。
記得是50年代，中期？晚期？外，不能形於言、形於文，以求入他人之耳之目的形勢未變，可是內，天命所定「有話想說」的根性忽而發榮滋長，逆，無力，又不想用簡捷式，如希臘神話所說，跑到河邊，俯身面對流水，說國王頭上生有驢耳云云，於是終於決定，拿起筆寫，成篇之後「只可自怡悅」，然後「藏之名山」。依思路的次序，先寫人生問題的哲理部分（即成書之後第一分的「天心」部分），因為「存在」「天道」一類內容與現實距離遠，違礙的可能性小些，就是閉門只圖自怡悅，也就膽量大些。用多長時間，不記得了，大概寫了八九個題目吧（成書之後是十二個），究竟只是自怡悅，興趣不很大，截止，未能藏之名山，就塞在一個舊書包裡。因為生活少餘裕，自怡悅的閒情很少，也就沒有再看，時間稍長就把它忘了。是文化大革命使我又想到它，不少書，唯恐紅衛英雄判定為「反」，或扔或燒，出於他人之手的尚且如此，況自己手寫，講人生的白紙黑字乎？為了避免可能的生命危險，趕緊找出來，用火攻之法，使之灰飛煙滅。
想不到六七年之後，我由干校放還，夏秋之際到家鄉去斗室面壁，卻迎來過多的閒。語雲，閒情難忍，還要加上舊習難改，這舊習是眼前有書，手中有筆，單說手，就想寫點什麼。當然不是想發表，即寫，就又是只能自怡悅，其後還會有藏之名山吧，於是大革命開始時灰飛煙滅的幾篇談人生的文稿真就死灰復燃。「復」燃，走老路，時、地不同，具體說是或野外拾糞歸來，或吃完自做炸醬麵並小睡之後，獨坐在無「記」的「西廂」，仍是由「存在」起，以下「生命」「鬼神」等一個題目、一個題目寫下去。後來檢查，是連帶「天道」「命運」「快樂」「出世」「本性」「節制」，一共寫了九個題目，單看篇數也是功虧一簣，因為自知必不能問世，也就未感到有什麼遺憾，仍舊放在那個曾經容納此內容的舊書包裡。這是二稿，鄉居時所寫，留有鄉居時的痕跡，即「生命」一題開頭所說：
鄰居有一隻母羊，下午生了兩個小羊。小羊落地之後，瘸瘸拐拐地掙扎了幾分鐘，就立起來，鑽到母羊腹下，去找乳頭。
這是記實，所謂鄰居，有名（暫男本位，玉民）有姓（石），則小羊出生也就真是親眼所見。親見會有什麼價值嗎？也只是使我想到「生命」，感慨更深而已。
這雙料的未完之稿（就全書說未完，就哲理部分說仍是未完）在書包裡酣睡了十年有餘，其間外面的大環境經歷了罕見的變化，主要是人亡政息加改革開放。用知識分子的眼看，最值得重視的變化是，由原來的不許有自己的思想變為可以自己想想，由原來的不許表達自己的思想變為可以適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換句話說是，有所思，有所見，只要不是明顯地表現為反的，形於言，形於文，就不再有加冠，發往北大荒或投入監獄的危險。對於書生之流，這可以說說、可以寫點有誘惑力，我不能例外，所以走入80年代，尤其中期及其後，就寫了些自己認為還可以算做溫柔敦厚的。
但也知道，如果移前二三十年，就是如此溫文爾雅，也會招來滅頂之災，因為裡面終歸有自己的思想感情，與讀寶書的體會或說「萬歲體」不是一路。非萬歲體也可以爬上報刊版面，並進而印成書本，對於書生之流，就如運動員之得服興奮劑，上場，像是還有餘力可以發揮。向哪裡發而揮之呢？也許真要藏之名山？或者竟未深思，就把未完稿從書包裡找出來，決定補寫，完成《順生論》的哲理部分。其時是1988年的夏日，斷斷續續寫了「利他」「不朽」「增補」三個題目，併入早已寫成的九個題目，合為十二個題目，就成為1992年全書完成後的第一分，「天心」部分。
未完變為完整，心裡感到小小的安然，但沉吟一下，還是放在書包裡。因為照預計，第二部分要寫「社會」，且夫社會，如何組織，如何管理，以及有問題如何解決，我的想法未必與寶書上所講以及至上之所言所行相合，或竟是多有不合，縱使我有興致並有膽量寫出來，也必沒有地方肯印，至於藏之名山云云，不過是太史公的無可奈何的自慰，實際則是，至晚由馬、班起，直到目前舞文弄墨的諸公諸婆止，動筆而確知必不能問世，一定就勁頭兒不大，吾從眾，也因為還有別的事可做，這想寫的「論」論了一段，就又放下了。
這一放，差不多經歷了三年，查日記，是1991年4月7日、8日，這本多年想寫的書才可以說是正式動手寫。7日的日記說：「看已寫成之順生論第一分天心部分十二篇。」8日的日記說：「寫順生論社會部分第一篇《群體》，兩千餘字，一日完。」校完舊的，繼續寫新的，可見真是如先進人物所常喊，「下定決心」了。何以會由勁頭兒不大變為下定決心？想了想原因，或者可以說是三面夾攻吧。第一個方面是大環境的改革開放向廣處深處發展，雖無明文規定，事實卻表現為，對於個人私見，已經不再是一律用權勢壓，而是變為含有不很少的容忍成分。
第二個方面是有一些相知，覺得我的這方面的所知來於多年的讀與思，至少有參考價值，不寫，餘年無幾，一旦晏「步」（因無「駕」），隨著遺體火化，未免可惜，我聽了，一陣忘其所以，覺得也有些道理。第三個方面是自己被改革開放之風吹時間長了，心裡樂觀的成分增加，有時甚至想，也許能問世，就是暫不能，寫成總比沒有好，還是立即動筆吧。之後就真的動了筆。可是速度不快，主要是雜事多，不能連續拿筆，以社會部分的開頭為例，第二個題目「組織」，是寫完「群體」之後一周才動筆的。就這樣走走停停，社會部分和己身部分，共題目四十有八，將近二十萬字，費時一年零一個月，即到1992年5月，寫完了。
關於寫的過程中的甘苦，像是也有值得說說的。人生，在有生的人的身邊，想離也離不開，可是想抓住它，並進一步說說，它就輕則表現為千頭萬緒，重則表現為恍兮惚兮，而寫，就必須使千頭萬緒變為有頭有緒，恍兮惚兮變為有物有象。這不容易，所以就成為苦。還有一苦，來於有些意思不好直言，因為自知不合時宜。不能入時，理論上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修改意思，使之入時；另一條路是意思保留原樣，據實陳述，不管入時不入時。移到實際，則兩條路都難通，因為，放棄原意，寫就沒有必要；想什麼就說什麼，以老子騎牛西行為喻，過關就困難了。要在兩難的夾縫中擠出一條路。幸而我們的祖先早已有從夾縫中擠過來的經歷，並且想出妙法，是換個不刺耳的說法。
如當權的老太太不願意聽「死」字，可以改為說「山陵崩」；李三郎玩女人誤正事，直說唐朝君主不合適，可以改為說「漢皇重色思傾國」。吃祖先也是祖先所傳，我何樂而不為呢，於是照方吃藥，用「換個不刺耳的說法」之法寫我的意見。也舉例以明之。有小換，如「政治」，多年來喊政治掛帥、政治第一、突出政治等等，直說，過於敏感，就到《禮記·大學》篇那裡去乞討，拿來「治國平天下」，簡化為「治平之道」，聽，不刺耳了，看，不刺目了。還有大換，這要多說幾句。比如講治平，我不贊成完全信任英明，小民早請示、晚匯報以等待幸福的辦法，理由可以湊一大車，可是直說，就難於不觸及一個人說了算的制度和實況，這必不合時宜，而又不能不說，不得已，只好仍是到古人那裡去乞討，而就從孔、孟那裡討來個「王道」，從多方面論證那種幻想不可通，時不同，理則一，我自己認為也可以算是說明白了。但終是心中有苦，表現於字面就成為不明朗，這裡提一下，希望能夠得到大度君子的體諒。
為不刺耳繞大彎子，目的很明顯，是能夠刊印問世。還真就有人找上門，說願意接受出版。那是熟主顧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已經印了我四本。但是這一本，我不騙主顧，告訴他們，內容與談閒話、談禪不同，讓他們先拿去看看，印不印以後再說。拿去，看了，果然有老成持重的表示遲疑。我聽到反映，立刻把書稿要回來，交給打過招呼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他們看了，大概認為，關於人生之道，無妨各言其所信吧，沒提什麼疑問，印了，於1994年年初出了書。
一本多年想寫而沒有信心能出版的書得問世，我當然很高興。因為高興，想再說幾句興之所至的話。還是說治平之道，專就其中的思而言說，處理的態度，有對立的兩條路，一條，只許至上一個人思，一個人言，其他千千萬萬人只能信受奉行；另一條路，人人可以思，並言己之所信，不知道別人怎樣想。我是堅信後一條路好，因為消極方面，可以減少鑄成大錯的危險；積極方面，必有利於國家民族的發榮滋長。至此，無妨再說一句大話，是回顧平生，我寫《順生論》以及一些有些人看到未必愉快的文章，費力，心苦，所為何來？也只是想到國家民族的前途，未能忘情而已。